魏微
一
胡文青是个很谦逊的人，生于1948年，石城人，家住举人巷3-3-206。他个子不高，却给人以魁梧的印象；周正的四方脸，棱角分明，再兼浓眉大眼、鼻直唇正。他这长相，多年前就被算命的惊为天人，说：“有鸿鹄之志，逢乱世，必成事……”
胡文青笑了笑，没上心。他那年十五岁，印堂比现在光亮，整个人虎虎有生气。他就读于省师附中，这在全国都称得上一所名校；他确实有些志向，却又不知志向何指；兴趣广泛，尤侧重于“文史哲”，小小年纪就涉猎《资本论》，因为读不懂，便纠集身边几个同道，搞了个“兴趣小组”，每周聚一次。后来，他这“兴趣小组”规模越来越大，他非但请来了校长、老师，就连“石城名流”也常过来“指导交流”；这是全校的盛会，阶梯教室内外，挤满了无数求知的小脑袋，胡文青作为发起人，也因此成了这名校里的名学生。
确实，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表现了多方面均衡的才能，思维活跃，言行妥当，对于人际、社交、事务也很会对付；写一手漂亮文章，有观点、有气势；主编一份学生刊物，敢于登些新鲜的言论，而校方并不以为忤。
总之，那几年有一种奇怪的自由风气，使得这学校一时天才迸出，师长们端详这一张张少年的脸孔，或热情、或沉静、或深思、或坚定，委实不知他们将来会长成怎样的人，虽知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将是平凡人……这一天，胡文青主持完“兴趣小组”的聚会后，跟班主任略聊了聊，他的意思是，他将来的方向应该是在学问上。
班主任说：“倒不忙着定方向，而且——”看了他一眼，打趣道，“你坐得住冷板凳么？这可是件寂寞的事儿！”
胡文青搔搔头皮，害羞道：“我没那么爱热闹吧？我主要是感兴趣——”说不下去了，被人戳到了隐痛；又略略有些不服气，想起一个前辈曾跟他说过的：“你这样的多面手，把你局限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浪费！”
说的其实是一回事，他很苦恼，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走到巷口，恰好遇上一个算命的，死活把他拉住说：“一个子儿也不收”，只因他有异相！胡文青只想笑，他是个坚定的唯物论者，但是也不妨听听这走江湖的对他的打量。
当听到“逢乱世，必成事”时，胡文青说：“你的意思是，我将来一事无成了？”
那老头摇了摇头，说：“那倒也说不好！”
胡文青说：“那么只有一个意思了——你说这话就该死，什么乱世不乱世的？你哪儿来的？国民党派来搞破坏的吧？”
老头慌得连忙摆手，说：“我刚才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呀！我的意思是，将来的事谁能说得好？就比如你不知道你将来是干什么的，做什么职业，能活几岁；而且我也没说乱世不乱世的，我的意思是，乱世出英雄，容易成事儿；你因为生在盛世，虽有才干吧，也只能当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颗螺丝钉；你会经历一番坎坷辛苦……”
胡文青笑了笑，说：“这倒像个人话！我不在乎坎坷辛苦，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奉劝你一句，以后别招摇撞骗了，今天也是碰上了我，换了别人看看？早把你扭派出所了！”
二
算命这件事，胡文青很快就忘了，直到十七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想起，如雷轰顶。此时，他已蛰居街巷多年，三十二岁，是个两岁男孩的父亲，孩子妈在国营菜市场当售货员，每天早出晚归，因此他连买菜都省了，只负责在家带孩子、洗衣做饭。
他每天下楼一到两次，抱着孩子出来透气，一般不超过半小时。看见邻居也都还客气，点点头，笑眯眯的；人家若是走过来跟他搭话，他就跟孩子说“呐，叫奶奶”或“叫爷爷”。
于是，这些爷爷奶奶也不好意思直接问他话，先跟孩子敷衍两句，问：“叫什么名字？几岁哪？”这是过门，刚要入题时，他已是要走的意思了，而且那孩子也实在太闹，东指指西望望，大呼小叫，朝人脸上吹气泡；他抱歉地笑笑，弯弯腰，这就上楼了。
他从不主动说什么，因此，引得整条街上都在说他。
“这年纪轻轻的，就这样过一辈子了？靠女人养活，这饭他怎么能吃得下？”
“啥，他那女人长得真丑，哪儿配得上他！估计也是看透了，随便找了这么一个；听说结婚之前是定了约的，她答应养他一辈子，就当他是个废人——”
“什么废人？他这几年好多了，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你是刚回城，没看见他几年前的样子，胡子拉碴的，像个游魂，一年到头都不下楼的。”
“那是他没在楼里，出去逃难去了！这种红卫兵，造反派头头，杀人犯！国家怎么就赦了他！”
这种没见识的话，当然有人听不下去了，便站出来纠错；纠错的人五十出头，巷子里的人都叫他阿顺，他略微知道胡文青的一点底细；也许他说的照样还是没见识的话：“李大爷，你这话不对！造反派多了去了，都杀了，国家还怎么安邦治国，还怎么搞现代化？”
“我说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
“罪大恶极的不都进去了吗？”
那李大爷一下子恼了，一字一顿地说：“那他就是漏网之鱼！”
阿顺摇了摇头，嘟哝了一句：“冤冤相报何时了！”
那李大爷一下子扑上前去，把脸堵着阿顺，问：“你家没死过人是吧？我家里……”嗓子一下子沙了，眼里汪着水；奓着五个手指头晃了晃，意思是家里五口人；又弯下两个点了点，意思是死了三个。
阿顺问：“跟他有关系吗？”
李大爷愣了一下，没声气回答，便一个脑门撞进阿顺怀里，一边揪住他的衣领，一边抖抖索索的，——还不待怎样，早被人拉开了。
阿顺跳了一下，把衣领扶扶正，一边向众人说：“喏，我是个直肠子，心里压不住话。李大爷家里的情况我不比谁清楚？老街坊了，他家小凤就是我给裹的尸，一大清早拉着板车，跑了十里路，送的火葬场，还偷偷摸摸的。惨不惨？惨！但是话分两头说，我也当过造反派，不是造反有理么？我也打过人，我也挨过打；武斗那会儿，我三十来岁，正当年……嗨，不说了。我也抄过家，顺手拿过一些宝贝儿；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私下里还、还不知保护过多少人呢！——信不信无所谓——这条街上的、我们厂里的……你们谁知道？是谁我不告诉你们，我也不要他承情，他也还不起这人情，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就是看着他可怜，而且那会儿，自己的心劲儿也歇了。——李大爷，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吧？这笔账你没法算，是笔糊涂账！——”回头看了看二楼的某扇窗口，叹了口气，说：
“像这位——”指的是胡文青，“我跟他没什么私交，两代人；看着他从小到大的，现在变成这么一个人！毁啦！你们中有些是新住户，没看见他从前的样子，石城有名的天才少年，神采奕奕，走路生风，那是进北大清华的料，毁啦！没错，他是‘东方红’派的领袖，这一派可是大名鼎鼎，风头出尽；当年，谁不知道他胡文青大名！但据我所知，他甚至都没亲手打过人，他一文弱书生，打什么打？他手下有一批打将，哪个当头头的手下没几个兵？据说，有一次他看见街上有个跳楼的，脑瓜子迸碎，他吓得捂住了眼睛，那时他才几岁？十九岁！他见过什么世面？而且后来就退出了，他二十岁就不玩儿了，隐退江湖了，你现在找他算账——你现在找谁算账，谁都不认这个账！”
说到这里，阿顺顿了顿，把眼睛看着李大爷；他话还没说完呢，但是这一句话，他是绝不能出声的，只能放在心里说：“你李大爷怎么就不想想，你是因为被打倒了，失了势；你要是在台上，一窝蜂似的挤着你，你会怎样？难保就比我们干净！手里欠下几个血债也说不定！”嘀咕完了，这才长长地吐了口气，觉得舒服多了。
三
楼下的吵嚷，胡文青全听见了；他坐在窗沿边的沙发上，一边教儿子玩魔方，一边愣愣的，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脸上不露一点表情；他很奇怪，这些人从哪儿知道的这些？样样都是真的。只有一句，说他有一阵子胡子拉碴，像个游魂，又说他出去逃难去了，这是没有的。他无论如何，每天清早第一件事就是刮胡须，他是刮给自己看的，告诉自己要衣饰整洁，要口齿清香——十几年前他最热闹的时候，反未必要这样。
也正因此，整个巷子对他都不满意：一个落魄的人，就应该有落魄的样子！他应该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他应该沿街行乞，疯了或是傻了，叫那些善良的妇人们为他淌几滴同情的眼泪；可是现在他穿得比谁都干净，笑眯眯的，跟没事人一样；他还有脸出来见人，那眼神淡淡的，比谁都矜持：你跟他笑笑，他也笑笑；你给他冷脸，他就跟没看见似的，歪头逗儿子笑，想想着实可气！
他怎么就没一点愧疚心呢？他本应该跪下来向他们道歉！当然了，有些事跟他没关系，可既然他是“那一方”的，他们是“这一方”的，他就应该道歉！象征性的，不过是张一张嘴的事儿，如果连这个都为难，那就点点头；如果还为难，那就眼神表示一下：慌张、胆怯、躲闪……怎么样都行；不会太为难他！就是做个样子，好叫大家消消气；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得相处吧，他眼神表示一下，这事儿就结了，谁还能拿他怎么样？把他千刀万剐？那是犯法的事儿，再说他也配不上！再说了，都过去这些年了，谁还会跟他认真计较？就是仪式性的，给大家一个说法，说他错了，点点头，顺顺眼，对他仁至义尽了吧？
这天晚上，胡文青一家已经躺下，只听得门外有轻轻的敲门声；他女人应了一声，出去开门，门洞里陡地闪进来一个人，直把她吓了一跳；那人转身把门带上，轻轻“嘘”了一声，却是居委会主任张阿姨。
那张阿姨压着嗓子说：“把门灯关上，我有话要说。文青呢？睡了？”
他女人说：“我去叫他！”
张阿姨一把拉住她，说：“不用了，我说两句话就走！给你们通风报信来了，——噢，文青起来了？正好！你这两天最好出去躲躲，要不就干脆甭下楼，谁来砸门都不应，下面的事情我来应付。什么怎么回事儿？——”看了女人一眼，“噢，你下午不在家，闹了一场呢！那阿顺也是好心，替文青说了句公道话——你都听到了吧——犯了众怒啦！嗬嗬嗬，那还了得！商量了一个结果，这两天要找你算账呢！”
“算什么账？”他女人惊声问道。
“别咋呼，”张阿姨再次压低嗓门，说，“叫他们听到了，连我也脱不了干系呢！还能算什么账？叫他认个错呗！”
“吓死我了！”他女人轻轻地吐了口气，说：“原来是认错！这不当个事儿！”
文青站在一旁，只把他女人冷冷地看上一眼，也没有说什么。
张阿姨察言观色，说：“你看，我今晚来对了吧？你都不如我了解文青，这老街坊邻居了，小时候我还抱过他呢，就知道他性子左，十足一个书呆子，拧着呢！叫我说呢，这认错有什么了？嘴一吧嗒的事情！至于你心里怎么想的，谁还会在乎？可人家就是金口难开啊！我就说，这要是搁过去，他准当烈士，这性子！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巷子里的有些人呀，啧，可真叫说不好！这都过去四五年了，而且冤有头债有主，你该找谁找谁去！有本事你查出他们去！你找文青干吗呀？他那两年根本就搬出了举人巷，不跟街坊们过招的；他父母被另一派拉出去批斗；这账叫怎么算？”
“前一阵好像没人提了，怎么最近又扯上了？”他女人问。
“这不是陆陆续续还在回城、平反嘛，”张阿姨说，“这一回城、一平反，总归要聚一聚、说一说吧，这一聚一说，可不就生气了？唉，我也能理解，他们撒撒气是应该的：死的死，疯的疯，我现在什么事都能理解！”
张阿姨临走前，再次跟文青嘱咐道：“这一阵别让我看见你！等风头过了，我再来通知。”
可是叫她吃惊的是，第二天上午她便看见了文青。他趿着拖鞋，正抱着小孩去巷口的杂货店买棒棒糖回来，她很是生气，待要撒手不管吧，毕竟乱子是出在她的辖区内的，因此，便远远地朝他努嘴、使眼色，文青看见了，只朝她走来。
他把小孩交给张阿姨，说：“你放心吧，不会出事的，我刚才遇上他们了。”
张阿姨跟在后面，说：“既然出来了，那你就说句软话吧。”
他站下来了，笑了笑：“我不说，我本来不想出来的。”这倒是他的真话，他既不惹事，也不躲事；如果不是小孩闹着要下楼，他有本事在那屋子待一辈子！但既然下了楼，就由它去吧；况且，现在什么事都不在他眼里，早空了，干干净净，连活着都是累赘；倘若自我了结吧，又觉没必要，实在是连拿刀抹脖子这个动作他都懒得做，倒真不是怕死——早死了，在十几年前。
家门口的空地上，已黑压压地聚了一群人，都在等着他。文青走近了，站下来，没有人说话；一时空气寂寂的，只有几声咳嗽；这样等了两分钟，于是文青便走，走了几步，身后有人啐他，声音又响又脆；于是文青停住，回头把人群扫了扫：吐唾沫的是邵老师，中心实验小学的退休老师，七十多岁，一个半疯的孤寡老人；他没有教过文青，却因为邻里关系受托于文青的父母，文青跟他习过字，虽只有半年，可是习字本上至今还留有他的圈圈点点……一个郑重其事的老头儿，郑重得有点迂腐。
那一刻，文青突然动了恻隐之心，眼圈一热；他为掩饰自己，只能转头看别处；别处，人群五十米开外的地方，站着两个便衣，文青对这类人很是熟悉；也许是张阿姨布下的预防。人群里，有个小孩在玩水果刀，文青把眼睛盯着水果刀，心里很知道，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他的眼泪一下子就干了。
阿顺也在人群里，急得脸红脖子粗；文青正不知如何收场，阿顺突然号啕一声：“你就说一声吧，说一声，这事儿就结了。”
于是文青便说了：“我今天站在这里，要杀要剐由你们；我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边是警察，你们可以叫他来抓我；我会永远住在这里，欢迎你们来报复！但是我不说那句话。”
说完了，他在空气中略站了站，等着别人冲杀上来，等了两分钟无果，于是他又上楼了。这一次，他是真的上楼了，没有人出来阻止。
四
阿顺是在当天下午来看文青的，他总归有点讪讪的，觉得对不住文青，不该逼他说话，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
文青说：“真的没关系，我那话早该说了，一直找不着机会。”
阿顺笑道：“我问你一句话，你不要生气啊；我也是刚才突然想到：我能跟你一再道歉，你怎么就不能向他们道个歉呢？难道你就没一点儿错吗？”
文青听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他把手肘压着膝盖，半截身子都伏在膝盖上了。
“怎么会没错？”隔了好久，他才抬起身子说：“错太发了，所以不能道歉！”
“什么意思啊？”
“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我要是犯了小错，我也乐于道歉，像你没犯错的也跑来道歉，这两样都没关系，但是大错不行，大错你得慎行。”
“你的意思是，要坚持？”
“也不是坚持，内心里早已否定了；但是我不想说出来，我就让它烂在心里，烂下去它会成为养料的；另外还有一个尊严问题，它不是面子，我现在还有什么面子可言？早放下了，但尊严——比方说你爱过一个人、爱过一些事物，后来知道爱错了，最郑重的方式是记在心里，你不能一张嘴就跟人说，对不起，我错了。这个太轻佻了，对人对己都不尊重，而且没有意义——”
“你只是放在心里？”
“放在心里才是最有力量的，一说出来就泄气了——”
“你先听我说，我前一阵看报纸，有人白纸黑字地道歉了，大家都很感动——”
“那说明大家都不严肃。那道歉的人，要么一开始他就是胡闹，自始至终，他从来没相信过什么，就是跟着瞎起哄；要么他当初相信过。但犯的是小错误；那些真正杀了人的是不会道歉的，也许他们正在哭诉自己受到的伤害呢；那些轻易道歉的，嘴一抹，下次遇上事儿，照犯不误！所以道歉没什么用。”
“唯一的作用，能让那些受伤的人舒服点——”
“他们只图眼前舒服，恨不得把你踩在脚底下，让你受辱，恨不得杀了你；杀了你以后，他就出了气了，他就到此为止。就这么回事儿。还有你刚才说到受伤，问题是谁在受伤？谁在伤人？这事太吊诡了，就比如你我——”
阿顺叹了口气，说：“甭说了，我知道你意思了，你这些年——”
“都还好。我想了一些事情，很多事想不通：中间几年特别难受，就是屋脊梁开始摇晃，整个房子要坍塌的感觉，特别崩溃，那真叫毋宁死！我们中有些人就这样死了，我们中学的，很聪明，一开始相信，后来怀疑了，整个人就崩溃了，中间又做过一些错事，没法回头，也没法纠正了，就自杀了；我也是其中一个，没死完全是侥幸。”
“那你下面怎么办？”
“还没想好；我能活下去的，应该会越来越好——靠老婆养活有什么不好的？继续想事情，想通了，看能不能写点东西，不是伤痕小说那类的；想不通，就想它一辈子，直到老死。”
五
这以后的几年里，举人巷逐渐恢复了平静。文青的事没人再提起，时间消化了很多东西，大家服气了，认领了自己的命运——毋宁说是淡忘了——生活便各归槽道了。
而且他也很少下楼，就或下了楼，街坊们也难得见上，因为大家也都各忙各的去了；偶尔聚在一起，有人问起他，阿顺就说：“他在家写小说呢，写回忆录；那可了不得，我们街上要出大作家了！”
这话听着会叫人犯咳嗽的，尤其是那些有隐痛的人：“怎么？他当完了造反派，这又去当作家？”待要说上两句吧，又显得小气，毕竟都是些老皇历了：忍了半天，才很有涵养地笑道：“他倒真会赶时髦，什么流行做什么！”
文青的女人仍如常，每天早出晚归，接送儿子——他儿子已经念小学了。尤其是近两年，他女人似乎是变漂亮了，喜欢说笑，声音响亮，隔老远就打招呼：“李大爷！出去溜达呢？身子骨还硬朗？”
“将就，你家那位大作家呢？”
“嗐，瞧您说的！什么大作家！”
直到有一天，一辆送货卡车开进了举人巷，车上装的全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全自动洗衣机、双门电冰箱、十七英寸松下彩电、电热水器……一路的喇叭响到文青家楼下，他女人喜气洋洋地下来招呼……大家这才知道，胡文青发财了。
原来，胡文青这些年几乎就不在举人巷，他也不是什么作家，他去了南方；他是石城第一批“先知先觉者”，他挣了第一桶金，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发的。估计未必地道……整个巷子突然火烧火燎了，当他们还在进行口头上的“改革开放”时：拍腿嗟叹、交头接耳、唾沫横飞……人家已经远走高飞，而且当作家也不时髦了。
这样一来，胡文青又翻身了，成了举人巷的一个标杆；晚上没什么事儿，阿姨大妈们最喜欢找文青女人聊天，从她那里，或能知道一点小道八卦，或能得到一点新鲜的刺激，比如她辞职这件事，就给了巷子一个震惊；还有她家里的簇簇新：木地板、墙纸、电话；尤其是夏夜，坐在她家里的空调房里，那比电风扇不知凉快多少去！
整个巷子突然醉了；没错，虽然报纸电视每天都在聒噪，虽然他们也跟着一起聒噪：解放思想、深圳速度、姓社姓资……可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谁都不会先动；然而这女人，却突然辞去了公职，跟社会主义拜拜了，瞧她那样！她怎么就敢？
可是人家说了：“我家文青说的，不靠我这点工资生活！带孩子最要紧，家里就他这根独苗；是啊，形势确实不明朗，哪天一变天……可是我家文青说了，大不了再栽个跟头，他上码头做苦力去，家里就他这根独苗。我家文青就这一点好，胆子大，什么都不怕。”
街坊们“噢”了一声，总算听明白了：说来说去他男人是个赌徒，上一回他赌输了，这一回他赌来了地板、空调、墙纸、电话……一个屋檐下，他这一赌就赢了他们二十年，这还不够，他要他的子子孙孙都赢下去！这就是改革开放，娘的，可气！
可是无论如何，巷子里的人总算醒了，立马闭嘴，也“哼哧哼哧”开始走路了。胡文青这个暴发户，委实比报刊的鼓噪更起作用，因为具体可视、鲜活生动；因为有嫉妒、不服气；因为原来都在一个水平线上，甚至还不如他们……至于他二十年前的那档子事儿，他们早不介意了。
这以后的日子里，巷子里那个热闹：也有辞职的，也有停薪留职的；也有一边上班、一边接私活儿的；有南下转了几年、又赶回单位上班的；有“下海”差点没被淹死的，也有没“下海”却发了财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再以后，这巷子就分化了：穷的穷，比如那些下岗工人；富的富，比如各式各样的暴发户，一开始是暴发户，可是发了十年二十年，而且越来越发，他就格外受人尊重了，也不再有人嫉妒了，因为差得太远了，不在一个层次上，因为他已属于另一个阶层，上够得着中央，下抵不着群众——他住在郊区的别墅，有门卫、狼狗，有司机、保姆，虽然是一个厂里的（他雇了他们，毋宁说，是他们主动找他雇的），平时却难得见他一面；就或见了，也未必能相认，他是左拥右簇的，他们只能远远地站住，把他瞧上一眼：那风度、那谈吐、那气魄，他已经到了跟外国元首谈项目合作的程度了——这么一句，特指的是胡文青。
当然巷子里另有一些人，可以说大部分人，还在过着从前的小日子，斤斤计较，毫厘必争；他们的绝对生活，自然比以前好许多，除了排场不够，跟富人家差不多；富人家又能吃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吓，现在菜场超市都有卖的！富人家住得不过是宽敞一些，可是举人巷多方便，闹市中心，寸土寸金，现在他们就等着拆迁，好换到郊区的大房子里去，那儿空气好，而且住着也宽敞。
他们自然比不上胡文青他们，可是世上又有几个胡文青？从小跟他一起玩儿大的，就知道他不是久居街巷之人；老实说，做实业都辱没他了呢，他哪天要是当个市长、省长什么的——那当然，就当国家领导人他也够料！反正他们满足得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比那些街头摆地摊的强吧——这其中就有他们的街坊邻居——真可怜，二十年前谁能想到他们会落到这一步？更可怜的是，他们已经认了这一身份，不比一开始，看见熟人总躲，现在也能主动打声招呼了。
可是这些摆地摊的中，后来也有几个不知怎么就好了，开了店面，每日的流水相当于他们一个月的工资……这话他们就不爱听了，“有这事儿，不大可能吧？”当确认这一切是真的时，他们叹了口气，悻悻地骂了一声：“瞧这世道乱的，是人是鬼都发了啊！”
六
现在的胡文青很平静；现在，他六十出头，满头华发，风度翩翩——看上去很年轻，也就四十来岁。尤其是他那从容淡定的神情，出席公共场合时，比如某些慈善活动，他不是大踏步的，而是悄悄的，宁愿躲在人群里默默无闻；不得已被领上主席台时，他谦让一番，坐在最中央，偶尔一抬头，那眼神极谦逊，前排就座的女明星们也不由得心里一动，心里想：“这才叫世家子弟，多低调，也不知他爹是干什么的？听听人家的发言，三言两语，言简意赅，也不说大话，也没有腔调，就是平平淡淡，这才叫腕儿！”
不过这是早些年的事儿了，现在的胡文青深居简出，轻易不出来见人；只有从前的几个老朋友，偶尔会约出来聚一聚，这其中阿顺就算一个。阿顺近八十了，可是中气十足，说话近乎喊叫——也许是聋了；他仍住在举人巷，一方面过着小市民的生活，一方面跟着胡文青出入高档会所，打打高尔夫球。不过这仍是早些年的事儿了，现在，老哥儿俩宁愿躲在胡文青的办公室里，阿顺说：“杀几局？”
于是胡文青便摆上棋盘，说：“杀几局。”
胡文青现在闲得很，他从四五年前就慢慢收手，是到了该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了；厂里的事情轻易不过问，只交给儿子处理。儿子不争气——儿子当然也做事，只是玩心太重，三十多岁了还不结婚，最喜欢跟二三线的女明星搞些绯闻，所以很讨小报记者的喜欢，隔一阵子就让他上娱乐版的头条，胡文青很是瞧不上！这孩子从十几岁开始，就一副公子哥儿样，很潇洒的，对什么事情都看得开。
待要说他两句吧，他妈就有话了：“他这一点跟你顶像！”
胡文青笑了笑，声气弱了许多；他这二十年来也未能免俗，中间经历了几个女人，可是他顶住了压力，坚决不离婚，而且也早戒了。现在，他跟他的糟糠之妻在一起，两人都是居士，整日吃斋念佛，家里乌糟糟的全是香火气，他儿子一回家就皱眉头。
然而他的佛事，主要还是在心里。办公室的书橱里，一排排全是佛经，他偶尔也读一读，只觉得心里空得很，泛泛的全是慈悲心。
这一排排的佛经里，也夹着一本《资本论》，不过他几乎不碰。碰什么呢？语境不同了。他少年时读不懂的地方现在全懂了，他就是马克思批判的那一类人，那类“从头到脚，都沾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人，他现在是个居士。
这《资本论》也不知谁放进书橱的，似乎是为装点，又似乎是为提醒他少年时代的一段往事……他那年只有十五岁，搞了个读书会，是个意气风发的好少年；有一天他跟老师说，他将来要做研究，因为有兴趣；后来他在巷口碰上一个算命的，那人说：“若成事，当乱世；将来有坎坷！”
胡文青的眼睛突然痴了。这是第二次，他想到那个算命的——头一次是在三十年前，那时他儿子才两岁；他蜗居街巷，是个贱民——他遇上他已近五十年了，那时他的人生才刚开始。一个白胡子老头儿，一句谶语。他现在成事了吗？乱世。谶语。东方红。造反派。窗外电闪雷鸣。“你将来必有坎坷”。《资本论》。改革开放。居士。佛经。乱世。他成事了吗？
窗外电闪雷鸣，阿顺说：“要下雨了。”起身去关窗子。
胡文青说：“要下雨了。”
两人立在窗前，看窗外倾盆大雨，天昏地暗，不说一句话。
隔了好久，阿顺才说：“算啦，别愁眉不展的，你现在要想开点，挣下这么一大摊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儿孙能用多少？还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胡文青说：“我也这么想呢，我这些年何尝是为自己活着的？累得很！我曾经——嗨！我曾经以为我养活了一大批人，我要对他们负责任，尤其是那些早期跟着我打天下的，还有现在的好几万工人！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把眼睛闭上了，第一他儿子就不认账；有一次父子俩发生争执，儿子说：“爸，您可别说养活不养活的这些话，谁养活谁还不知道呢！你不需要对他们负责任，人家也绝不会感谢你！大家都在挣自己该得的那部分，你，我，他们，所有人。事情得做，钱也得挣，可您别把自己看得跟救世主似的，没有您，他们就饿死了？去要饭？谁离了谁都能过！”
胡文青气得浑身发抖，说：“好，好，好！我不当救世主，我现在就收手。”
他儿子倒心平气和了，说：“您也不要生气，我说话急了，可你想想，是不是在理？而且你现在也收不了手啦，一旦上了这条道，你就是不走，也有人推着你往前走。事情做到这分上，您个人做不了主啦！只能由着惯性往前走，走到哪一天，该散伙时就散伙！但估计你是等不来这一天了，我则说不好。我会认真做事的。”
这一争吵，胡文青便彻底丢手了。直躺了三天，起来的时候，天地为之变色，脑子更糊涂，他跟孩子妈说：“儿子说得对，他把我的屋脊盖给掀了，我以后再也找不着地方避风挡雨了。”
他还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我退出了，要云游了！”
他又说：“信什么佛？真虚伪！你能四大皆空，你能把这一摊子全捐掉，分毫不留，重新去当一个穷人？你即便当了穷人，你满脑子还是福禄富贵！还四大皆空！还信佛！谁配？”
这么一句话，他是说给阿顺听的——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阿顺也信佛。
阿顺说：“我就跟你说了，你不要钻死胡同，这对你没什么好处。要我说，你有这功夫，还不如写本回忆录，把你这几十年好好整理一下。什么事情能禁得起你这样问？你这一问，不就全空了？信佛这件事，你力所能及，能信到哪一步算哪一步，佛也不会要求你四大皆空！人活着，不过是求个安心——”
胡文青说：“写什么回忆录？我现在没话可说了，心里空荡荡的。”
阿顺笑道：“你空什么空？你还早着呢！你心里有几千条烦恼丝：第一，这一摊子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什么，当然自己也不知道；第二，你这些年忙来忙去，为的是有个寄托，现在连这寄托也被人揭了，你心里头难受；但是你不能怪佛去！佛已经看见你所做的，他最喜欢你这样了，平凡人一个，心里总有苦楚，才显得他有作用。”
胡文青长长地吐了口气，把眼睛望出窗外，望了很远很远。
这一天下午，他跟阿顺一直立在窗前，看狂风暴雨，天地混沌；脑子里一片一片的，前世今生，什么都有。两个前造反派、现在的佛教徒，偶尔也会说上两句，然而所说的永远不及所想的，在那语言达不到的深处，他们困惑、苍茫。雨下得更大了。
后来天晴了，夕阳出来了。隔壁的厂区里，有工人成群结队地往外走，他们勾肩搭背、追打、嬉笑，胡文青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在他23楼的文青楼上，能看到不远处的中央大街，此时，街上人满为患——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群小如蚁虫，车队像甲壳虫，一排排地在试图往前挪、挪、挪。
胡文青看不见他们的脸，听不见他们的抱怨、吼叫，知道他们是活在今天；他的眼睛突然掠过了眼前的景象，回到了四十年前……心里想着今天的这些人，若是活在四十年前，谁知道他们中谁会变脸，变成什么样的人？谁知道他们中谁会哭泣？谁会仰天长啸？谁会变得狰狞，以至于他们自己竟不自知。
然而现在他们都是好人，这些正走在中央大街上的人、走在他厂区里的人，他们追打、嬉笑；抱怨、吼叫。他们都是平凡人。
选自《花城》2012年第1期
“反思历史”不应回避个体责任——评魏微的《胡文青传》
林霆
近十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文革”是一个渐热的题材。特别是60年代及其之前出生的作家群体，有不少人对“文革”戚戚于心、兀自难忘。其中的优秀作品所表现出的多元化叙事视角、富有创意的切入点和或圆熟或奇诡的艺术品位，都令人印象深刻。相比之下，70后作家在这一题材的书写上略逊一筹。生于1970年的魏微，面对着前面优秀作品的巨大障碍，又缺乏前辈们的阅历优势，还是要固执地触碰这一题材，其原因是她的确有话要说。
这篇小说的题目中规中矩，显出迂实的样子。读了内里，才发现这个题目其实充满设计感。用短篇小说来写传记，有挂一漏万的风险，却也有长篇小说没有的好处，比如说更集中、更富有冲击力。《胡文青传》写了胡文青大起大落的一生，前后跨越从“文革”前到“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小说丝毫没有因为时间跨度的广大而流于散漫，相反，它步步紧逼，在“文革”以及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上追问不已。其实，“胡文青传”这个题目，强调的就是个体。
作为“文革”中的造反派头目，虽然“文革”后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但在道德上，他该不该道歉？他没有亲手打死过人，那些家里死过人的受害者，难道就没有权利向他问责吗？他曾是当地有名的少年天才，因为“文革”而毁掉了前程。那么，能否因为他也是受害者，而无须承担责任？面对邻居们的围堵逼迫，他仍拒绝道歉的那场戏，看起来虽然有些牵强，但却引出了胡文青极富意味的自白——他的不认罪，是因为罪太大了。看得出，他试图对自己的过去保有郑重之心。因为，当初他并非被胁迫、被恐吓而造反，他之所以成为造反派头目与他要寻求并实现自我价值有关。
然而一生中，他都无法遂愿，空虚感如影随形。“文革”后是行尸走肉般的空虚，遇到改革大潮发财后，心里依然是“空荡荡的”，他始终找不到个人的价值所在。从《资本论》走向佛经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了晚年，他忽有所悟，“今天的这些人，若是活在四十年前，谁知道他们中谁会变脸，变成什么样的人？谁知道他们中谁会哭泣？谁会仰天长啸？谁会变得狰狞，以至于他们自己竟不自知。然而现在他们都是好人，这些正走在中央大街上的人、走在他厂区里的人……他们追打、嬉笑，抱怨、吼叫。他们都是平凡人。”
看得出，小说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文革”中的个人，那些可能从好人变为施暴者，同时还是受害者的普通人。往往，他们的本意并非害人，而是实现自我。毫不夸张地说，在思考“个体责任”的层面上，它已经超越了“反思小说”的前辈们。但遗憾的是，虽然作者发现了“集体暴力中的个体责任”这一超重量级问题，但对于它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道德问题或者是法律问题，以及是否应该被追究责任等问题，作者却给出了含糊不清的回答，这也影响了小说可能会抵达的思想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