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既是基本粒子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又是热核聚变研究的开拓者。每当人们忆起他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重复道：“以身许国。”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对我最大的鞭策。每逢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为国家工作，必须投入全部力量，并且常常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典故来督促自己。”“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1960年底，王淦昌从前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奉调回国。同年三月，当时担任二机部不长的刘杰与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前来与其谈话，并传达中央领导决定。那时，他毫不犹豫地迸出一句话：“我愿意以身许国！”于是，他更名为王京，献身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隐姓埋名整整17年。由此可知，立志“以身许国”者自有与这份承诺所深深相连的特有情怀。
在一次会议上，王淦昌激动地说道：“中国人学外语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曾在那时，大家均感到十分惊讶，并为此议论纷纷。然而，王淦昌却心平气和地接着说道：“我们为什么要学外语，是因为国外的科学技术发达。如果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发达了，全世界人都要学习我们，都要学汉语，那我们中国人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刹那间，人们才意识到：王淦昌并非反对学习英语，他自己本身就精通德语、英语、俄语等多国语言，且在80岁高龄的时候，他还在依然坚持学习日语。他想强调的是，一种科研工作者振兴祖国的责任。
对于科学研究，王淦昌容不得半点马虎与拖沓。他时常叮嘱大家：“必须做到万无一失。”1969年，在王淦昌的带领下，一些科研工作者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一次在戈壁滩花岗岩层里的平洞实验，由于任务紧、工程大，科研工作人员与战士们一起在坑道里并肩作战。然而，那里的通风条件不够，不时地冒着氡气，浓度超剂量不断增加……在发现问题后，王淦昌立即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并积极组织昼夜防护检测。令他想象不到的是，其做法却遭到一些科研工作人员的批判，并加以“扰乱军心”、“活命哲学”的罪名。他却立刻反驳道：“什么‘活命哲学’，这是科学，科学就要讲究实事求是。”对他人加以评价的过程中，王淦昌始终坚持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否爱国，二业务是否良好。当某个科研小组的某个同志提出科研方面较好的想法时，他就会不假思索地宣布：“本小组的组长由你来当。”1987年，他的学生王乃彦不小心撞伤了眼睛，并致使视网膜脱落。那时还是全国人大常委的王淦昌，多次前往同仁医院看望王乃彦，在其做手术的时候，他一直守在手术室的外面，并对医生再三叮嘱道：“一定要保住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比我的还重要。”每当忆起“以身许国”的王淦昌时，诸多人们均会记起他曾说过的这样一句话语：“爱国主义是对我最大的鞭策。每逢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为国家工作，必须投入全部力量，并且常常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典故来督促自己。”王淦昌在德国留学期间，曾有人对其劝说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又没有你需要的科学研究条件，何必要回去呢？”王淦昌却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王淦昌曾做过许多极富创造性的工作，他曾两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一些人们预测道：“如果他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工作，将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的大门。”对此，王淦昌却淡然一笑，并说道：“人之一生，还有什么比把自己的微薄之力贡献给祖国更有价值，还有什么比看到祖国的日益强大更值得自豪呢？”王淦昌始终将国家与人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句句话语，既能展现他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又能揭示其“以身许国”的科学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