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子城”，曾有一栋黄色的将军楼，在其里面，住的多是诸如王淦昌、郭永怀、彭恒武等此类的原子弹研究核心科学家。1961年，王淦昌改名为“王京”，并心甘情愿地埋名17年于原子城开展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从1961～1978年，在世界各种各样的学术交流活动中，再也找不到“王淦昌”这个名字。
为了“两弹”，神秘兮兮
“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参与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什么？我们也要搞原子弹？”
对王淦昌来说，1961年4月1日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时任第二机械厂工业部副部长的刘杰紧急召见王淦昌，并一本正经地对他说道：“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参与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什么？我们也要搞原子弹？”刹那间，王淦昌的心里升起一股民族自豪感与尊严感。
“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将此项人物命名为‘596工程’。”刘杰接着严肃地说，“周总理将此项任务列为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再三叮嘱必须保密，主要研制人员要隐姓埋名，断绝一切海外关系。”王淦昌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坚决按照组织的一切决定办事！”研究原子弹是王淦昌多年以来的梦想，诸多年前，当他在一份外文杂志上看到铀核裂变的介绍，便喜出望外地将这一新知识传授于学生，并与助手进行中子轰击雷酸镉的实验，渴望能够引来爆炸现象。他的这一举措却在无形中招来同事的非议：“饭都吃不上了，还做什么试验？”“饿着肚子也要做！”一直以来，王淦昌目不转睛地关注着原子弹的研制，却没有具体条件来进行此事，他只能将这些核物理原理与现象讲给其学生们听，却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却能与自己的学生们一起参与原子弹的研制。
为了中国的“两弹”，王淦昌毅然改名为“王京”，心甘情愿地隐名17年之久。从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的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他不知不觉地失踪了，不计其数的国外科学家均在猜测：王淦昌到底在研究什么呢？
他的妻子吴月琴也愈发感到奇怪，丈夫为何在一时间变得神神秘秘的？每逢到外地出差时，总是说走就走。长期以来，来去匆匆的丈夫仅留给她一句话：“你不要问了，这家就交给你了。”后来，她在无意中觉察到丈夫改了名字，募然觉得丈夫在某些方面瞒着自己，即使打电话，也会有意地将门关上，仿佛在提防一个特务似的。
诸多年后，每当提起丈夫，吴月琴还会埋怨般地嘟囔道：“那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又神秘又伟大的事业，一去就是好几个月，他来信的地址都是信箱。我就知道他在‘信箱’里，天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儿女们也日益感觉到，一向对他们宠爱有加的爸爸，猛然变得对他们“不闻不问”，即使每月发的工资也要“劳驾”别人去带领。
“东方巨响”惊世界
“我要到西安出差，说不准什么时间能回来，你把孩子照顾好。”“成功了！成功了！”
从那时起，王淦昌的足迹从北京走到青海高原，又伴着大漠的驼踪，径自走向罗布泊蘑菇烟云腾起的地方。
在他56岁的那年，上级要求其前往西北某地研制原子弹的炮轰装置。由于此去时间较长，王淦昌在准备行李的时候，望着妻子那双疑惑不解的眼睛，他破天荒地说了一次谎：“我要到西安出差，说不准什么时间能回来，你把孩子照顾好。”当他踏上骑车时，妻子儿女均在向其挥手告别，他又后悔自己不应说谎，何必要欺骗至亲的爱妻呢？况且自己在荒滩草原上进行试验，每次晒得黝黑黝黑地回到家，虽然妻子嘴上不说，但她心里一定会感到难过的。
这次，王淦昌所要前去的是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在平均海拔为3200米以上的广袤金银滩上，年平均气温是零下4摄氏度左右，风沙较大，高寒缺氧、双冻期长，若要在此种自然环境下工作，既要忍受头晕目眩、心悸喘息等不良反应，又要克服水土不服等各种各样的困难。除此之外，那里的食品、蔬菜等生活用品较为缺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能吃一些青稞面与蒸不熟的馒头，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王淦昌却与诸多科学研究者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毫无怨言。
1963年，为了照顾王淦昌的身体，组织特意安排他到广东从化温泉进行疗养。在不经意间散步的时候，同在此处疗养的陈毅向其问道：“你们那个‘玩艺儿’什么时候能够造出来呀？等它爆响了，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硬了！”王淦昌淡然一笑，接着说道：“快了！”虽然这是一个大科学家胸有成竹的回话，但他的心里却尤为焦急。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第八次中央专委会中做出这样的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要采取塔爆方式，力保9月10日之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一定要“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刹那间，王淦昌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个较为有趣的小插曲：美国侦知中国原子弹研究进展顺利，不时地挥舞核讹诈的大棒，声称大动干戈，企图使中国的核武器“绝育”。在一次专委会议上，居然有人提出将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推延至1970年的建议，罗瑞卿听后，着急地说道：“到那时，咱们这些人都退休了啊！”王淦昌也甚为着急地说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怎么能停下来呢？”幸亏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大手一挥地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要用。既然是吓人的家伙嘛，早响比晚响好！”他一锤定音，原子弹的研制由此更加紧锣密鼓。
1964年10月16日，在茫茫的戈壁摊上，一座即将放置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百米高塔竖起来了，威风凛凛，直冲蓝天。下午3时，在人们的渴望与期盼中，离原子弹23公里的主控制站发出了核爆命令，站在主控站的王淦昌激动万分，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发令前的一刹那，他屏住呼吸，静静地注视着远方的天空。当计数器从10转到0时，只见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随着一声惊人般的巨响，大地为之骤然一震，王淦昌狂跳起来，大声欢呼道：“成功了！成功了！”对于王淦昌而言，奋战荒漠的十几年是非常艰苦而又异常危险的，尤其在十年文化革命中，科研人员既要遭遇精神方面的冲击，又要忍受意想不到的苦恼、冤屈、批斗与人格侮辱等。然而，正是由于他怀着一股爱国激情，顽强拼搏，才显示出中华爱国知识分子的特有志气；正是由于他毫无怨言地一心投入科学事业，才彰现出其“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