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百年，人们总会提起清华精神，或者总要把清华精神与北大传统联系起来，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清华与北大的历史地位太重要了。但谈论清华精神并比较北大传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先要问一句，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清华精神或者北大传统？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近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清华、北大在这历史中也随时代变化而发生变化，清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如果单举个别事例或者就某些个人特殊的历史贡献来说明清华精神，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符合一般的知识逻辑，如果说清华精神的核心是自由主义，那么何以解释一九六六年“红卫兵”这个称呼产生在清华？何以解释清华在一九六六年一度成为中国混乱政治的中心？清华为中国的科技贡献过重要的科学家，但清华为何也曾经把最有才华的物理学教授徐璋本送进了监狱？还有著名的“右派”黄万里先生，为何一生在清华主流中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近年清华最为人称道的是出了许多政治家，但我们想到中国民主化进程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时，我们不禁要问：清华出身的政治家的治国理想和政治智慧有多少是得之于清华精神？它和出身于其他中国大学的政治家有什么不同？北大传统，也同样面临这样的诘问。如果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那么“文革”何以在北大发生？北大如何解释林昭个人悲惨的命运？所以我们不能笼统谈论清华精神或者北大传统，而只能以清华在某一历史时期主要体现出的某些精神侧面，来大体分析当时何种风格或者何种做事的习惯在清华师生身上成为主导精神。清华有不同的历史时期，北大也有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曾经的辉煌，也都经历过耻辱。
如果说有一种清华精神的话，我以为这个精神主要体现在旧清华身上，而新清华就其主导的教学风格与学风而言，和其他同时代中国大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指当普遍的政治气候主导一切的时候，清华能够特立独行，而显示其个性和风格。在新清华时代，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气质在清华作为整体精神风貌呈现出来；相反，在新清华的蒋南翔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总能和现实政治达成平衡的清华，而不论这种政治是进步与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些曾经引为自豪的清华自由主义精神瞬间消失，“听话，出活”成了一种新校风，把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在班上，这种新时代的创新，很难让人再想起清华的自由主义精神。
旧清华和新清华的分界线在一九五二年，即中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以后。我们来回忆一下清华的历史：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和一个国家现代大学的发展是同步的。现代大学的发展是一个现代国家起步时候必然要伴随的文化事件和体制变革。没有早期的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动力——人才资源会很贫乏。清华正好在中国近代向现代转型中承担了重要职能，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件幸运的事情。
清华大学原来叫“清华学堂”。清华的历史一般要从一九一一年算起。实际上，她的历史还要往前推三年。清华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生是一九〇九年，派了四十七个人去。第二次是一九一〇年，派了七十个人去。第二届学生里，有名的比较多，比如胡适、竺可桢、赵元任。一九一一年还派了一次，有六十三个人。没在清华读过书，但以“清华留美学务处”名义直接把学生放到美国去，在清华校史上只有这三届。
一九一一年建立清华学堂，后来又改称“清华学校”，到一九二八年建立国立清华大学前，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属学部和外务部联合管理。从一个人成长的经历来说，从派出去留学到回来，基本要十年时间。胡适一九一〇年到美国去，一九一七年回来就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起新文化运动。一九二〇年以后，清华放洋的学生就开始回国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一九四九年前，中国政界、企业界、银行、海关，还有文学、教育等行业，中国社会上层，基本以清华人为主。那时回来的清华教授待遇很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很重，不回来服务是说不过去的。现在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基础，基本是在清华奠定的，自然科学就更不要说了。当时清华放洋有个比例，八成的人要学自然科学，大部分是工科，跟实用有关的。两成学的是法律和政治。
拿清华钱出去的，一般我们称为“庚款留学生”，因为一九〇〇年是庚子年。义和团事件后，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给八国联军的赔款是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美国人得到的大约是两千四百万两。一九〇六年，美国外交部和知识界的人士，他们对庚子赔款的总体评价是这笔钱要多了。当时中国驻美国的外务大臣叫梁诚，他也在美国朝野活动，希望能把这笔钱用特殊的方法处理，这个看法也影响了美国的一些人。
一九〇六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当时美国的总统老罗斯福写了封信，信的内容最早披露在一本名为《今日的中国和美国》的书里。这封信里，詹姆士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变革的国家，如果哪一个国家能够吸引正在变革的中国青年，那么这个国家以后在精神和商业上得到的回报将是巨大的。詹姆士观察到，在一九〇〇年前后，中国人大部分到日本或欧洲留学。詹姆士看到这点就向老罗斯福建议，用庚子赔款，让中国往美国派留学生。
一九〇九年，美国和中国外务部就达成了协议，美国把得到的庚子赔款分三十九年时间退给中国，要求中国每年派一百个学生到美国学习，然后再让他们回国服务。有了这笔钱，才有了后来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过去讲清华大学的历史时，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美国文化侵略的一个产物，学术界现在不使用这个说法了。不论退还庚款的动机如何，从结果上说，至少对中国有两大好处：第一，为中国现代化初期培养了大量人才；第二，传播了现代文明理念。
今天我们纪念清华百年，更多是关注它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清华有趣的现象很多。比如从文学上来说，好像有一种“北大开花，清华结果”的现象。新文化运动发轫于北大，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清华是最出作家的，比如闻一多、汪曾祺、曹禺、钱锺书、王瑶、何其芳、李健吾等等，九叶诗派有七个是清华的。王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学术上有一个清华传统，叫做“清华学派”，这个事实提醒我们，观察清华近百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认为，清华确实是比较好地融合了中西学术传统的典范。
我们已经纪念过北大的百年校庆，现在又要纪念清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清华，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可以想想，在逝去的岁月里，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为中国现代化出过力的各种人士，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来，又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武有孙立人，文有梁思成，可见一斑。胡适是由清华出来最后落脚北大的，在很大程度上，胡适的经历有象征性，中西文化的最终和合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以怎样的诚意来努力。清华的命运是坎坷的，但坎坷中又有清华的福气，中国大学，在他们后半生的历史中，很少有不改名换姓的，但清华没有，她的校名没有变来变去，没有因为政治和其他的原因，让一个美好的记忆从人们心中消失，特别让人感慨的是，海峡两岸如今都有一个清华大学，他们本来是一家。清华的路是不平坦的，她不仅有这边的清华和那边的清华之分，还有老清华和新清华之别，人们怀念清华，其实怀念的是那曾经消失的精神，那是一种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认真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对事，它代表苦干实干，勤劳尽职；对人，它代表谦虚自律，容忍异见，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质；对学术，就是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那种理念。老清华是综合大学，新清华是工科大学，清华为综合大学的历史短，为工科大学的历史长，这其中的甘苦，怕只有真正的清华人才品味得出来。
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如果非要用意识形态的逻辑去推断和分析，是很难有清晰、统一的历史的，或者说一所大学后来的辉煌常常与他初期建立的历史是背反的，我们只能尊重历史。清华大学的建立是美国文化影响中国的一个典型事例，作为一个历史存在，它有曲折的命运，但无论我们怎么评价，美国在清华大学建立中起的作用，一般说来，它的优点胜过缺点是一个基本判断。旧清华的这个底色是它的校风和学术形成的基本前提，如果说旧清华有所谓清华精神的话，我以为用通俗的说法说是当时清华师生中的一句流行语，这句话我是从已故作家钟道新那里听来的，钟道新是听他父亲说的。钟道新从小在清华长大，他的父亲钟士模先生是清华教授，一度做过新清华的副校长。这句话是：要在清华混，你爬也得爬到美国去。这句俗语，可以理解为清华的美国化程度，也可以理解为对自由和民主精神的追求，用王浩描述当年在西南联多数人的风格时，他认为当时大家做人做事有一种暗合西方传统的习惯，即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用胡适的话说，就是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用陈寅恪的话说，清华精神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些精神体现在教授身上就是：一九三六年，当北平军警来清华抓学生的时候，学生姚依林愿意躲进教授冯友兰家，而冯友兰敢于保护自己的学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梅贻琦校长立刻召集校务会议，商讨应对办法，决定由教务处通知这些学生，叫他们小心谨慎，尽可能隐蔽起来。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要逮捕这些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冯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就说：“好吧，请进来吧。”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了清华。等冯友兰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冯友兰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冯夫人）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清华有自己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但并不是每个时期的清华都体现出了“厚德载物”的气质，我们说清华精神，在旧清华似乎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体现，在西南联大时期，这种精神也得到了延续。比如教育部有统一教材，西南联大的教授就上书教育部，认为学校长期积累，自有传统，不易轻易改变。当时要求担任院长以上的教授都加入国民党，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如果非要入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什么是清华精神，这些就是具体的清华精神。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清华大学成了一所工科学大学。一九四九年前，清华大学是严格按照西方大学标准建立的。为什么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要把清华大学拆开，完全搞成工科大学？现在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可以找到史料，有一种是推测。可以找到史料的说法是，院系调整主要的动机是向苏联学习，所以学制上要向苏联靠近，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要快速启动，中国没有那么多人才，所以要把清华大学的一些系分出去办大学，速成人才。后来还有一种推测，把清华拆开的动议，可能是考虑到清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集中，清华受美国影响很重。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和美国成了仇人，清华是中国知识分子受美国影响的大本营，对新意识形态的建立不利。这个推测在逻辑上说不无道理，但现在还找不到文献来支持这个结论。但把完整的综合性大学变成工科大学，显然是一个退步。
一九五二年以后，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消失了。如果说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更有中国本土特色，那么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则更多美国色彩，不论清华还是北大，它的自由主义传统其实都已远去，今天有一点余绪，大概也只在民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