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过去胡适、蒋梦麟等人都有过类似的说法。“五四”给中国知识分子观察世界提供了新的角度，“五四”是“西潮”涌来的时刻，习惯上我们用“科学和民主”来概括“五四”精神，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现在还找不出比这个概括更有说服力的名词，这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启蒙时代的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是有“五四”情结的。因为我们后来的历史常常让人失望，所以很少知识分子能够在心理上摆脱对“五四”的牵挂，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期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梦想。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杜威和他的夫人正在北京访问，他在那年的六月份从北京写给女儿一封信，这封信，我是从周策纵先生的名著《五四运动史》中看到的，他在信中对中国学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说：“顺便说一下，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学生们的第一次示威活动比作大学生们的起哄闹事，这是有欠公允的；整个事情看来是计划的很周密的，并且比预计的还要提早结束，因为有一个政党不久也要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怕他们的运动（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会被误认为被政党利用，他们希望作为学生团体独立行动。要使我们国家的十四岁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杜威是从民主国家来的学者，他对中国学生的这个评价，不由得让我们对学生的行为肃然起敬。这些年学术界对“五四”颇有微词，以为那时的前辈做事不够冷静，有激进主义的倾向，以至于把后来许多激进的事都归在了“五四”的名下。一个近代的学生运动，能像“五四”这样有理性，我以为已是很不容易了，在这些方面，我们对学生和知识分子还是要多一些理解。“五四”，我们现在都把它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来看，那时有些过头的说法，我以为都是不能完全当真的，比如像吴稚晖、钱玄同说的那些话，我们还是要设身处地去想，多想他们对国家的感情，多想他们想让国家好的那份急迫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多是从旧读书人来的，修齐治平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素质，他们对国家的情感有时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杜威从那时学生的理性行为上看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希望，他的评价是“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可惜我们让杜威和许多人失望了，但这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五四”学生有过激行为，比如火烧赵家楼，这是历史事实，当时胡适、梁漱溟、章士钊等人就反映过，但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它特殊时代条件以下的具体处境，完全以抽象理论解释，有时候会显得无力。至少从后来的历史事实观察，“五四”的健将多数还是回到了自由主义的路上去了。
“五四”是新文化运动，同时也和学生运动交织在一起，这好像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个规律，在变革时代，真正的思想文化运动，常常会伴随学生运动。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时，总会发出许多感慨。后人观察“五四”，其实可以把相关的历史联系起来，我概括为一种“五四周期律”，它代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变迁规则，可以具体表述为：凡真正对社会发生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无论这运动在当时得到何种社会评价，其主要参与者（包括精英和有此经历的人），一般应当在运动后十年左右，回到社会的主流中来，也就是说，十年左右，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要在事实上开始担负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学术方面的重任，这个周期的下限约在三十年左右，越早越好。思想文化运动，如果不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它在事实上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就可能会受到限制，从而影响社会进步。回到主流并不意味着都从政，同时也包括那些成员思想和学术的成型。
五四运动的主体是两部分人：教授和学生。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是教授代表，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匡互生、杨振声等是学生代表。前者主要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者代表五四学生运动，当然这是就他们当时的主要表现而言，真实情况远比这丰富复杂。一个明显事实是，过了十年左右，教授代表自不必说了，其中学生代表，经历了西方留学的生活后，回到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中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指出过，突出的特点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都成了大学校长（包括副校长、教务长、院长）等：罗家伦一九二八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一九二七年，傅斯年主政中山大学文学院同时创办史语所，匡互生任上海立达学园校长，杨振声一九三〇年初负责组建青岛大学并出任校长等。另外一部分人如汪敬熙、冯友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也开始回到中国学术界的中心，更多当时并不知名的学生，多数也在十年后学有所成，成为各个社会团体的中坚力量。
为什么说这是个“五四周期律”呢？因为一九三五年发生的“一二·九”运动，虽然意义并不是完全可以和五四运动相比的历史事件，但它的主力成员，也基本是在十年左右的周期中，回到了社会的某一主流中，尽管是另外一种主流，但越往后它的主流地位越突出。一九四九年后中国高等教育、新闻、外交、思想文化和高层人物的秘书中，多数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参与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职业及对高层的影响，在事实上建立了许多新的规则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比如胡乔木对中国的新闻，蒋南翔对中国的高等教育，黄华对中国的外交等等，都产生过影响。
“五四周期律”的发生，建立在这样四个前提下：一是政府对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员并不敌视，同时为其以后的发展提供相应机会，特别是留学机会，五四运动后学生到西方留学的热情一时很高涨。二是民间对五四运动成员的经历，通常视为一种正面价值并保持敬意，社会对这些成员普遍尊敬。方显廷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叙述过一个细节，五四运动后，时任北京大学执行校长的蒋梦麟，请著名企业家穆藕初资助五位学运领袖出国留学。穆藕初立即慨然应允，以五万银元作为资助。方显廷回忆说，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多神论者，穆藕初在应允此事之前，相邀蒋梦麟校长，一起到北京一座著名的庙宇去求了一次签。签语告诉他说，他的捐助行为将会得到极大的成功。后来这些被资助的学生，分别成为政府的内阁部长、外交使节、大学校长、知名学者和诗人。据方显廷回忆说，穆藕初资助的这五位学生是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三是社会本身对五四运动的持续记忆。闻一多就多次表达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公开向“五四宣战”，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闻一多的感受是：“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四是学生运动的主要成员本身具备良好的教育基础，包括中西文化两面，不然社会提供了历史机遇，也难以承担重任。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学生运动的主要成员（包括教授），通常会被视为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因为社会活动易于表现个人才能和品质，毛泽东后来总结“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贡献是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大量干部，其实就是“五四周期律”这个意思。
一种社会思潮最后形成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主要参与者的理想和实践有一个周期性的表现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在相应的周期内不发生，社会就错过了一些可能出现的变革机会。“五四”也好，“一二·九”也好，其参与者主体是青年，即令教授也很年轻，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专门统计过“五四”主要成员的年龄，教授多在三十岁左右，陈独秀大一点，也只有三十八岁，胡适二十六岁，罗家伦、傅斯年才二十三岁。如果我们把“五四周期律”的下限确定在三十年左右，就可以看出，过了这个周期，社会活动中产生的精英再回到社会主流中的可能性是递减的，越往后发生社会影响的可能越小。
一九四五年底，昆明西南联大发生“一二·一”学潮，政府派傅斯年去解决，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回忆，他见到傅斯年时说，你过去当学生时专门和政府作对，今天事情到了你头上，这叫“请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不过有此经历，傅斯年较好处理了昆明学潮。傅斯年的幸运是他所生活的时代“五四周期律”还存在：一九四六年他代理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三十周年，他成为台湾大学校长。“五四周期律”在这位学生领袖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一般说来，“五四周期律”发生得越早，社会进步越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