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红兄寄我两册由他负责策划出版的钱端升青年时代的旧著《德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府》，我感觉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学术界现在需要对老辈学者的旧著多一点了解，如果没有这个参照系，后来的学术工作方向感就不强。钱端升的这两本旧著，我过去在旧书店见过，但没有买，认为是专门的著作，自己那方面的知识不够。当时旧书店常见的是他和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我倒是买过一本。
钱端升是政治学者，但他的学术兴趣好像有意要在学术研究中把政治学理论和现代政府的行政研究结合起来。这些年中国大学的政治系多数归到公共事务或者政府行政学院中去，这个思路倒是和钱端升早年的追求有一定相似性。一九四〇年陈体强出版《中国外交行政》时，钱端升曾在该书的序言中回忆他早年的一个研究计划，他说，一九三六年，中央大学法学院成立行政研究室时，本来有比较详细的研究计划，但因抗战爆发，许多工作没有来得及完成。一九三九年西南联合大学行政研究室成立，其工作人员中有一些是当年中央大学行政研究室过来的人。他们计划“穷同人三四年的精力，将中国的行政完成一初步的考察。此项工作包括两大类的问题。第一类是各级政府的行政机构，如中央的行政机构，省市的行政机构等等。第二类是各项行政，如人事行政，外交行政，合作行政，救恤行政等等的机构。初步的考查乃有别于精邃的研究之谓。初步考查，取材大致以法令有规定，官文书有记载者为限。故所论亦只及于某一机构的组织及职权，及职权行使的程序而已。至于精湛的研究，或须穷探学理，或须广事比较，或有需于实地的考察，故必须各项初步考查完成而后，方宜从事”。
我为什么忽然想到钱端升在政治学研究中对政府行政有那样强烈的兴趣呢？我感觉这可能和他中年后的学术兴趣转移有点关系，也就是说他可能把“穷探学理”暂时放在一边，而把学术研究的方向偏到了关注政府行政一面。而学术兴趣的变化有可能与他一九四八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有关。
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大概总愿意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留意一下当时他们的选择。虽然历史转折关头，有相当复杂的个人具体处境，决定一个人的去留，有时候人们不好简单认为去就好，留就不好。但注意这个历史关头个人选择与后来个人遭遇的关系，还是一个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视角。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这个关头从西方回来或者没有离开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多数在个人处境方面比较悲惨，这个事实任何特例都不能改变，我们不能用钱学森、邓稼先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而应该注意多数知识分子的命运。钱端升晚年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还执意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追悼会，就是因为那个同学是他劝回来的，但命运非常悲惨，这个心理动机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要一个人完全正面公开否认自己人生关键时候做出的决定并不容易，因为事关自己的尊严和智力，比如陈寅恪的去留，在他一生中也是一个打丢牙和血吞的问题，他太太都到香港了，最后还是回来。
钱端升是政治学者，从知识上说，他对各种政权的基本形式和可能出现的倾向不可能没有察觉，他对世界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如此了解，可最后的选择实在难以让人理解，至少从知识上我们可以说他没有把知识中得来的智慧与个人的人生现实融合起来。他和胡适的私交不错。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身旁的两个助手一个是张忠绂，一个是钱端升。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端升曾给胡适写信，希望他能回清华学校当校长。钱端升在信中说：“要是你肯来，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是学者，有志意者，有资望者，是美国留学生（这并不是我特别亲美，不过事实不能不这样）又与现今外交当局很有交情，又是能开刀的好手。你肯来，就千妥万当；你不肯来，那就找不出什么适宜的人来了。请你不要看轻了清华的机会，我并不是清华派，平常也不甚重视清华的。不过我常常有两种思想：第一，我既然进了清华，一天不离开清华，便一天不能忘情于清华的改良……”
一九四八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没有留在那里，胡适劝过他留下，他没有听胡适的话，坚持回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人时，同样很关心他们，胡适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当台湾报纸上有关于大陆学人摘去“右派”帽子的报道时，胡适注意到第一名是钱端升，还有陈达。胡适说：“好多是清华出国成绩很好的人。”
钱端升的选择中可能暗含了他在学术方面的某些偏向。他把一个政治学者“穷探学理”的追求放到了次要的地位。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感觉，并不一定准确。现在钱端升的著作正在完整出版过程中，想来以后对他的深入研究，可以让我们对这位知识分子有更好的理解和判断。《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的同时出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