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读同一本学术传记，常常会有不同的感受。我最早读到陈毓贤的《洪业传》是十多年前，当时我还在山西太原。记得那时对此书中提到的关于山西的事很留意，其时我正编一册《旧时光——1949年前外省学者看山西》的小书，对《洪业传》中写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洪业和燕京同仁来山西太谷访古一事，非常有兴趣，可惜那一段经历在书中极简单。最近商务印书馆又再版此书，我又重读，可见这是一本受读者欢迎的学术传记。
优秀的学术传记，通常有两种：一是对传主生平资料有极为全面的把握，同时对传主的学术成就有深入了解和判断；二是虽然做不到对传主专业的深入理解，但对传记的生平和精神世界有细密的观察。前一种传记，一般出于专家之手，后一种传记则出于熟人之手。《洪业传》我感觉当在后一种之列。作者对洪业一生的事业非常熟悉，同时有一种亲近感，所以叙述中充溢着大量丰富的细节，如果没有对传主的理解和熟悉，作者不可能观察到多数能传达洪内心世界的故事，比如洪业对国共两面的观察与判断，对一九四九年去留间的选择，传记都传达了非常完整的细节，让读者能由此联想同时代其他学者的选择，比如顾颉刚、邓之诚、陆志韦、张东荪等。作者在叙述洪业当时内心感受的同时，实际上始终有其他留在中国大陆学者的命运在作为观察视角，所以她写洪业的选择，其中也包含了对洪业同时代学者的观察，作者赞赏洪业的选择，因为他在历史关键时刻的观察和判断是准确的。洪业有此判断，不完全出于个人生活的偶然选择，确实有她理性判断的逻辑。《洪业传》在这方面虽然着墨不多，但举重若轻，给人的启发和联想极多。
陈毓贤原用英文完成这本传记，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写成中文，因为熟悉洪业晚年的生活并与他有深入交谈，所以本书更多是一本关于洪业生平和学术活动的传记，尤其是洪业的生平和学术教育，作者没有采用大量引述原文和转述他人论著的通行方法，而是选择和学术相关的生活细节来叙述洪业丰富的人生。这种处理方法，让传记在阅读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读来非常有趣，没有一般学术传记的枯涩，而有回忆录的生动和自然。比如，书中叙燕京初创时期，常乃惪北京高师毕业后来燕京教书，不修边幅，生活散漫，给洪业印象不佳。洪业后来感慨，想不到常先生后来有那样大的成就，不但是青年党的创始人，还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常乃惪是山西榆次人，是我的乡贤。我在山西时，听过常风先生讲常乃惪的旧事，感觉和《洪业传》中的这个细节完全一致。
洪业是福州人。我来厦门后，有时候也翻翻地方文献。原来读《洪业传》传，留意与山西有关的事，而这次则更有兴趣看关于福建的事了。《洪业传》提供了许多正统地方文献中难以见到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对研究地方文献有很大帮助。《洪业传》中提到他在燕京教过的一个学生张文理，后名为张延哲，是漳州平和人，青年时代非常有理想，后来成了陈仪部下，去台湾后命运非常坎坷。平和离厦门不远，我前两年去看林语堂故居，到过平和，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稍有感触，此次在《洪业传》中看到张文理早年对平和农民生活的观察和他立志改变他们生活的理想，感觉这些早年对家乡文化有特殊感情的历史人物，不应当被历史忘记。希望研究福建地方文献的人，能由《洪业传》中得到更多历史的细节，并以此扩展地方文献线索。
洪业最为人熟知的一件学术工作是编了六十四种中国古代文献的“引得”，这个学术工作，在网络时代可能会显得意义有限，但当年这件学术工作的意义一方面显示了洪业及同时代许多学者对历史研究方法和工具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在这个基础工作中训练和培养了大量学术人才，这是学界永远不应当忘记的。
这本书最后一章中说“张东荪则在监狱里上吊自尽”（第二八五页），似不够准确，张是在监狱中死去的，但目前还没有史料确证是“上吊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