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想当年北大，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既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与自己的地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其学生，一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他（毛泽东）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竺可桢日记》第四册，第三〇三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和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二六页）这封信是托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先生矣。”（同上第二七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如念及当年北大的经历，自己总还是他的老师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理，以胡适一贯的态度，那就没有这封信了。但后来的结果使胡适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这个学生，但学生已非当年的图书馆助理员，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先生呢？一九四五年，胡适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作序的时候，又忆及此事：“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第一八九五页）从这一小事中，足见胡适之的书生气。
胡适确实说过毛是他从前的学生，因为说得不是时候，难免让被说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二十多年前，听这话的人就又是另一种感觉了。一九二〇年七月九日，二十七岁的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此信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四九四页）。当时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适之了，我没有查胡适的日记，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从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给胡适写信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崇拜也是有据可查的。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曾表示过他暂不想出国，而在国内研究，他在信中说：“我曾以此间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四七四页）。在同一封信中还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记》中，他也对斯诺说过：“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该书第一三〇页）
二十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计划创办文化书社的两份文件中，都把《胡适尝试集》《胡适短篇小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最重要的著作来介绍（同上第五三七、五四一、五四二页），可见胡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人世沧桑，今非昔比，四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已非当年，而胡适之依然是一介书生。
公平地说，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此话并不过分，因为他们确实在过同一学校，毛还对斯诺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西行漫记》，第一二七页）而毛也确实向胡适请教过。唐德刚也说过，胡适告诉过他：“共产党里的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不过唐德刚调侃道：“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胡适口述自传》，第二〇二页）。周策纵还说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影响而作的（《胡适杂忆》，第二八一页）。毛泽东一生与胡适有过诸多关系，无论是崇拜还是厌恶，胡适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一二七页）胡适肯定也在这些人中，这种印象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