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我写过一篇论文《胡适与厦门大学》，后来我在厦大一次关于胡适的讲座上，也讲过这件事。我的一个学生事后对我说，老师这个说法太勉强，我感觉他说的有道理。不过我们见到一条史料，想要做成文章，总要把话说得远一些。胡适一生没有到过厦门大学，我做那篇文章，只是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看到一条史料。胡颂平听台静农说过，抗战前，厦大委托他向胡适说，想让胡适来做厦大的校长，但胡适拒绝了。上海程巢父先生最早和我提到这条史料，我就用来写了一篇论文，主要是胡适与厦门大学的间接关系，比如他和鲁迅、萨本栋、林可胜的关系等等，还有就是胡适的父亲是在厦门去世的。我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厦大一位老师看到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告我厦大一位老师曾和他说过，厦大当年也曾想请毛泽东来做教员，我顺便问了一句，此说出自何处？他只说好像是梁启超说过的。
我们做文史研究的人，听到有些史料，总不免想知道出处。如果是梁启超说过的，我想不难找到。当时我的书多在太原，也就没有去多想。春节后，我把在太原的一些书运到厦门，忽然想到这条史料，就去找了一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听那位老师说可能是梁启超说的，我当时就想，这条史料很可能出在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中，这是所有喜欢文史的人必备的一本书。因为知道这条史料可能出现的年代和相关人物关系，我很快就找到了这条史料。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舒新城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主要讲的是当时中国公学的事情。在信的最后，舒新城提到：“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此时实无办法。”（《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九四〇页）舒新城和毛泽东同岁，都曾是杨昌济的学生，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共事。
由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当时已进入了中国主要知识分子视野中，从舒新城的说法判断，他是有意介绍毛泽东到中国公学做事，但是因为“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好像此事不好办。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一事，原来是厦门大学建校不久，厦大校长林文庆给梁启超写信，让他帮助物色教员。梁启超同月有一封给蒋方震、张东荪、舒新城的信中说：“林文庆新任厦门大学校长，旬日前有书至，托为物色国文、国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吾已复书，谓若不以通闽语为条件，必能设法应命，但吾心目中现尚无一人，请公等即预备。”（《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九四三页）舒新城提到毛泽东的那封信中，就是对梁启超让他为厦门大学物色教员一事的顺便回答。
我想那位老师提到毛泽东与厦门大学的关系，可能就是这条史料。事实是毛泽东和厦门大学没有关系。舒新城信中提到毛泽东，主要是指他和中国公学的关系。但厦大老师注意到这条史料，我以为还是非常重要。
从蒋方震、舒新城、张东荪等人的往来书信中，可以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当时张东荪已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梁漱溟的社会地位也很高，舒新城也进入了社会名流行列。当时蒋方震有一信给梁启超，专门提到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他的评价是“此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与最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九四一页）。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张君劢、张东荪和梁漱溟都成为奔走于国共和谈间的重要人物。最后张君劢出走香港，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留下来的张东荪不久因为一桩“间谍案”，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而梁漱溟则从延安时期和毛泽东的对谈，最后成为少有的敢和毛泽东公开冲突的知识分子，慢慢边缘化了；舒新城一九四九年后则只能编编词典。从梁启超、张君劢、蒋方震、张东荪、梁漱溟到舒新城，当时哪一个不是胸怀大志，哪一个不是想改变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那些早年社会声望远在毛泽东之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书信中偶然提及的一位“师范毕业生”，不但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