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0日晚6點，本論文集最後一篇的注釋得以補全、文字得以改畢；這意味著我有了問世的第七本系列論文集。就這一集的内容而言，所繫時間，全部在孛兒只吉氏有元或前後不久；所繫空間，則絶大部份在於中國“周邊”或“域外”，就是算不上茲二者，也是在“内地”的“沿海”。提起我的專業範圍，許多學界的朋友首先將我定位在蒙元史，這很可能是一種誤解。雖然我拒絶“會長”之類的名頭，倒也期望著當一個相關學會的“顧問”；可是，我甚至没有得到過元史研究會“理事”的正式提名；至於王曉欣先生私下裏徵詢，恐怕那也衹是某種禮儀的表示而已。我記得2001年南京會議，辦會者强把我安排在陳高華、蕭啓慶先生的座位旁邊；然而，向來很有氣度的姚大力師兄，將我贈送的拙作《元代政治史研究》當面奉還，幾乎是大聲地説：“你的作品不用看，我知道你的水準。”來暨南大學後，我没有上過元史課，不用説博士專業點，在邱樹森先生以後成了馬明達先生的禁臠，况且在暨南大學高手如雲的行列裏，我始終没有獲得這種海外學子大都不太當回事的“導師”資格。這一切，都使我對相關的字眼産生難以解脱的心理障礙。再則，當我做元史課題時，也不按行裏規矩，常引用非元人作品以求證。
四年前，一不經意，我借用了馮承鈞先生《西域南海史地譯叢》中的“西域南海”四字作爲論文集名稱的組成部份。事後，雖然也有同行以打趣的方式指出了我的這種“僭越”，不過，據説在讀了我的《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西域南海史地考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以後，大家也就想當然地默認了。我非常感激中西交通史學界的寬容，特别感謝因而勉勵我繼續從事的黄時鑒、耿昇、余太山、葛兆光等先生。而爲這次出版提供資助的同門沈衛榮先生，雖然也出自南京大學元史專業，同樣不以元史學者自居，而以藏學、佛學爲尊；所以，我將本册題名爲《西域南海史地探索》。也不知道讀者是否會有將二鍋頭白酒裝在女兒紅黄酒瓶中的感覺，如果有，那也請爲了我性格中的“外强中幹”而原諒。我清楚地記得克什克騰旗蒙古史會議、固原元史會議上的冷落；所以，不是在北京有人認真地稱我“老師”，不是在上海有人調侃地稱我“大師”，不是洪金富、林梅村、胡小鵬這些在元史研究中頗有成績的學者把我當作“專家”，我幾乎没有勇氣將集中的各篇展示於公衆的面前。也不知道我的這一輯文字中，讀者能覺察出的是“妖氣”、“盗氣”，還是“仙氣”、“俠氣”！？
本系列的二十六篇，同樣内容紊雜。興定反鎮、端平入洛、牝雞司晨、雄蛇禁穴、邊海絶祚、變止宫門、南坡肆逆、上王行蹙、煎熬享富等九篇，皆關乎政治事件；虞趙居監、孫王結社、文美靈武、兼帆東梅、義充市井、高君賦閑、介叟歌、直夫較詩等八篇，並聯繫文化内涵；清凉著奇、書顯昭文、扈從聞雞、專席上竺、記喻夏士、古庭融會等六篇，或及宗教信仰，或及修習人物；投附易馬、傳擬占人、新塔報施等三篇，都以史料解釋展開。其中的部份篇幅，“隨機”地包含著我已經使用“習慣”的歷史地理知識和方法。由於且懶且散，加上很少買書，我在讀前人成果上顯得十分被動；所以，有可能遺漏其中的高見。但是，我不會做有意的竊取和抄襲。文字既已公布於衆，特别歡迎過去不屑讀我作品的人予以最爲嚴厲的批評。在“投機取巧”方面，我承認曾經大量地使用電腦檢索，可是，猶如多年好友芮傳明所説：有電腦不使用，難道還要回到老一輩翻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月的書，去解决過程中出現的每一個問題不成？在“生産速度”方面，我承認似乎快得有“粗製濫造”的嫌疑，不過，衹有在有人指出以後，我才會口服心服。至於爲何如此衄忙？與先前的情感相同，我已準備著四年後的“届時”退休。
感謝以沈衛榮、烏雲畢力格先生爲首的中國人民大學西域研究所，提供了以上系列論文集的出版經費；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李紅先生，進行了以上系列論文集的出版操作。感謝暨南大學文學院陳偉明院長、王列耀書記、暨南大學古籍所張玉春所長、程國賦副所長的關懷；感謝暨南大學圖書館、歷史系資料室、古籍所圖書室的精心服務；感謝我的同事湯開建、句利軍、郭聲波、陳文源、吳宏岐、王元林等先生曾經給予的學術“諮詢”。在此之際，特别緬懷已故的韓儒林先生、譚其驤先生，並祝陳學霖先生、陳高華先生、陳得芝先生永久安康。而從“客觀”的利弊考慮，也得感謝我曾經工作了二十年的復旦大學，因爲那裏的確是我今天所有學術的“摇籃”。與此前的所有作品一樣，本作獻給數年前已在天國的父親，獻給健在的年邁母親，獻給在上海代我盡著責任敬奉“甘旨”於長輩的敏民、偉民、覺民三位妹妹。追思一生，無論如何，我是幸運的。没有高考的恢復，没有改革的開放，没有同事的寬諒，没有學生的理解，像我這種充滿個性的典型“自由主義者”，又怎麼能在大學的教室如此地舒張，在學術的原野如此地徜徉呢？是呵，應該知足了，不是嗎？
王頲
2008年11月10日
於廣州新福利蘭（New Freeland）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