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統三年亦景定三年二月，益都路行省、江淮大都督李璮突然背叛蒙古，以獻三城取信並歸投於宋。關於這一事件的細節，迄今爲止，雜説紛紜，莫衷一是。本文以重新追溯變端先後爲基礎，且述且考，指出：一、李璮係李全養子，宋淮東知置制置使徐晞稷親子。元太宗十年或稍早，繼養母楊妙真出任益都路行省。自元憲宗五年起，頻頻發軍攻宋。二、李璮舉兵之際，曾傳檄支持阿里不哥；不過，這不太可能是背叛的真正目的。根據記載披露，乃爲宿仇的鄰路張宏，向合罕告發而得以增地升爵，這或許就是促使其鋌而走險的真正原因。而其不守益都，徑入濟南，也是這一情况的反映。至於王文統，似乎有被故意出賣的嫌疑。三、李璮之失敗，於蒙古築圍起，即已成定局。濟南缺少糧餉軍需，直接導致了叛軍矢盡糧絶，不能持久的態勢。南宋軍隊，一向怯於與蒙古主力正面决勝，當然不敢直接入援，從而使易幟的士卒孤立被殲。四、濟南收復後，蒙古軍兵分二路：一東進安撫益都等地，一南下規取徐、邳等失陷州、縣。當合罕鐵騎移師南向之時，趙氏將卒的潰退也就不可逆轉了。五、回顧李璮西取濟南的行爲，並非“待山東諸侯應援”，其本意，應該是“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究其因乃爲事起倉促，根本不可能進行有效的聯絡。
一
中統三年亦景定三年二月，益都路行省、江淮大都督李璮突然背叛蒙古，以獻三城取信並歸投於宋。《宋史》卷四五《理宗紀》：“景定三年二月庚戌，李璮以漣、海三城叛大元來歸，獻山東郡縣，詔改漣水爲安東州；授璮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復其父李全官爵，璮即松壽。”黄溍《金華集》卷二一《跋宋兩朝遺墨，理宗與賈似道書》：“右宋理宗付賈似道親筆；按《續通鑑長編》：景定三年二月丁亥朔，李松壽來納款。上諭宰執曰：情僞難憑。又曰：切須審處，似道當與之要約，如能歸漣、海之地，方可取信。十二日戊戌，都省言：漣、海已遂收復。而新史（《宋史》）歸地在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璮是日有建節封王之命，而連書之耳；璮即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曰：來意真確。又曰：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是月之初十日丙申。”劉一清《錢塘遺事》卷四《李璮歸國》：“景定庚申（三年）（八）[二]月，忽有書貽賈相（似道），係兩淮制置李庭芝繳進，往復十數，始疑中信，其終則直。壬戌，詔改漣水軍爲安東州，乃降德音，特授李璮保信武寧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宣賜奬諭，追復其父李全官爵，改正日律。”
李璮之身世與早期履歷，現存的記載頗不清晰。《元史》卷二〇六《李璮傳》云：“李璮小字松壽，濰州人，李全子也。或曰璮本衢州徐氏子，父嘗爲揚州司理參軍，全蓋養之爲子云。太祖十六年，全叛宋，舉山東州郡歸附，太師、國王孛羅承制拜全山東淮南楚州行省，而以其兄福爲副元帥。太宗三年，全攻宋揚州，敗死，璮遂襲爲益都行省，仍得專制其地。朝廷數徵兵，輒詭辭不至。”衢州徐氏，蓋徐希稷，亦即徐晞稷；後任海州知州、淮東知置副使或制置使。周密《齊東野語》卷九《李全》：“其（李全）雛松壽者，乃徐希稷之子，賈涉開閫維揚日，嘗使與諸子同學。其後，全無子，屢托涉祝之，涉以希稷向與之念，遂命與之，後更名（壇）[璮]云。”陳桱《通鑑續編》卷二〇、卷二一：“嘉定十三年八月，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寶慶元年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淮東制置副使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爲制置副使以撫之。”《宋史》卷四七六《李全傳》：“[史]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倅楚州、守海州，得[李]全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兩者關係密切，故而認彼子作己子。
李璮得任益都行省，顯然不在其養父李全的卒年，因爲中間尚有其養母楊妙真的莅職。《金史》卷一一四《白華傳》：“正大八年（元太宗三年）夏五月，楊妙真以夫李全死於宋，構浮橋於楚州北，就北帥唆魯胡吐乞師復仇。”其始嗣，則太宗十年或略早。袁桷《清容集》卷二九《徐之綱墓誌銘》：“皇元略中原定地，戊戌歲（元太宗十年），始招輯儒士，君（徐之綱）以明經選益都，於時李璮以諸侯兵分省，君以府學教授佐省事。璮喜儒，間問攻戰成敗，陰蓄甲士習勞苦。君講經曰：使民以時，相君不知也。璮默然。又曰：平王威烈，周之衰也。戰國之士，知諸侯而不尊周。唐世，河北將士尊藩鎮而不知有唐。其言簡直，遂黜爲滕州滕縣尉。讒者復以默誌羅君禍，後璮果就誅，而君亦已下世。”《民國牟平縣志》卷九《姜房墓碑》：“嗣後山東、淮南等路行省相公李君（璮），先少保（全）之子也，念公（姜房）之德，欲旌其代，遂表其長子（思明），俾承總管之符節，次子（思聰）俾襲本郡刺史之職。二人亦恪居官次，不墜家聲，頗知細民之利病，且能委曲以事上官。李君嘗褒賞之。”“於是，率籲諸孤，蠲擇吉日，以乙卯年（元憲宗五年）二月甲申，遷瘞於州治南魯宋里，從先塋也。二人狀公之行，求銘於余。”
李璮以軍攻宋，首見於元憲宗五年。《通鑑續編》卷二三：“宋寶祐三年夏六月，賈似道敗蒙古李璮於海城。璮，李全子也，小字松壽。既降蒙古爲山東行省，葺舊海城，將窺海道，似道遣師敗之。”二年以後，争戰達到高潮。《元史》卷三《憲宗紀》、卷二〇六《李璮傳》、卷四《世祖紀》：“元憲宗八年四月，詔徵益都行省李璮兵，璮來言：益都南北要衝，兵不可撤；從之。璮還，擊海州、漣水等處。”“八月，璮與宋人戰，殺宋師殆盡。”“憲宗七年，又調其兵赴行在，璮親詣帝，言曰：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軍非便。帝然之，命璮歸，取漣、海數州。[八年]璮遂發兵攻拔漣水相連四城，大張剋捷之功。”“中統元年月乙巳，李璮言：獲宋諜者，言賈似道調兵聲言攻漣州，遣人覘之，見許浦江口及射陽湖兵船二千艘，宜繕理城塹以備。”“八月己酉，宋兵臨漣州，李璮乞諸道援兵。”“癸丑，李璮乞遣將益兵渡淮攻宋，以方遣使修好，不從。”“九月乙亥李璮復請攻宋，復諭止之。”“十月丁未，李璮言宋兵復軍於漣州。”“二年正月乙酉，宋兵圍漣州。己丑，李璮率將士迎戰，敗之。賜詔奬諭，給金銀符以賞將士。庚寅，璮擅發兵修益都城塹。”“二月己亥，宋兵攻漣水，命阿术等帥兵赴之。”“丁巳，李璮破宋兵於沙湖堰。”
二
李璮舉兵之時，曾經傳檄各地。胡遹《紫山集》卷一五《蒙古巴爾神道碑》：“中統三年春，李璮叛，遣奸黨僞驛，遠圖不軌，東西經數路，官府莫能辨。公（忙兀八剌）發詰而服，奸謀爲之破散。”《元史》卷五《世祖紀》：“中統三年六月癸卯，太原總管李毅奴哥、達魯花赤戴曲薛等領李璮僞檄，傳行旁郡，事覺，誅之。”姚燧《牧庵集》卷一八《徐德神道碑》：“如李璮將爲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而平陽總管李毅不思，移文太原，爲忻之監州恩巴楚（阿八赤）所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尚孩，坐徙遼海，君哀之，帥毅家童訟之宥密，以爲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及，且昔檄事，青僮何知？與禍至茲，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遂奏而還之。今戍西川，長萬夫。”“求臣叛王”之“叛王”，顯然是指阿里不哥。而平陽、太原二路，分别爲术赤、察合臺二系之“湯沐邑”。《元史》卷二《太宗紀》：“元太宗八年七月，詔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户分賜諸王、貴戚、斡魯朵：拔都，平陽府；茶合帶，太原府；古與，大名府。”其年仍當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時期，二路總管不辨形勢利害，予以“移文”，從而招來殺身之禍。而轉而支持另一個“大汗”，不太可能是李璮背叛的真正動機。
李璮與西鄰的濟南路“世侯”關係極其緊張；特别是繼掌的張宏，曾經向合罕告發而罪名不輕。《元文類》卷五〇張起岩《張宏行狀》：“公（張宏）條其逆迹等十事，大略以爲：諸路城壁不修，而益都因澗爲城，國初，以全師攻之，數年不下，今更包以磚石，而儲粟於内，且留壯丁之轉輸者於府，其志欲何爲哉？又諸路兵久從征伐，不得休息，率皆困弊，而璮假都督之重，擁强兵至五七萬，日練習整厲，名爲討宋，而實不出境。士卒惟知璮之號令，不復知禀朝廷之命。平章王文統故璮參佐，儻中外連構，窺伺間郤，以逸待勞，此尤可慮。又大駕前歲北征，群臣躬捍牧圉，而璮獨以禦宋爲辭，既不身先六軍，復無一校以從，本欲休養士卒，以覘國家虚實。及駕還京師，諸侯朝覲，璮又不至，不臣之心，路人共知。國家去歲遣使往宋，實欲百姓休息，璮獨不喜其和，奸欺叵測，方發兵邊境下竊兵威，上失國信。又如市馬諸路，無論軍民概屬括買，獨不及益都，而璮方散遣其徒，於别境高其直以市。其王文統與璮締交，於此尤著。又中統鈔法諸路通行，惟璮用漣州會子，所領中統鈔顧於臣境貿易諸物，商人買鹽而鈔不見售。又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計爲三千五百定，近年互爲欺誑，省爲二千五百定，餘悉自盗。屬法制初新，宜復舊額而欺盗仍前。”
可是，當李璮舉兵之際，“條其逆迹”的張宏卻升大都督而與之相並，不僅如此，所轄地方也有所增加。《牧庵集》卷二四《孫顯神道碑》：“世祖立極，置江淮、江漢兩大都督：東則李璮開閫益都，西則史權開閫鄧州，與宋揚州、襄陽兩制帥掎角。”程鉅夫《雪樓集》卷一六《張榮世德碑》：“伯曰宏，字可大，既襲祖父（榮）爵，中統元年，以南伐功授濟南路大都督，統攝諸軍事，未幾，割山東五州隸濟南，改山東路，職如故。先是，察益都李璮有叛謀，密奏於朝凡三；三年，璮果叛，據濟南城，與戰敗之，璮誅，復治濟南。”忽必烈藩府舊臣之一的趙璧，也在同時兼同職，這意味著原江淮大都督權力受到削奪。張之翰《西岩集》卷一九《趙璧神道碑》：“庚申，上登寳位，建元中統，升[趙璧]燕京等路宣慰使。”“二年，兼大都督，管領諸軍。三年，李璮叛。”令人奇怪的是，在兵亂平定以後的數年内，張宏與其叔邦直都受到了不同藉口的懲處。《元史》卷六《世祖紀》：“至元二年春正月癸酉，山東廉訪使言：真定路總管張宏，前在濟南，乘變盗用官物。詔以宏嘗告李璮反，免宏死罪，罷其職，徵贓物償官。邳州萬户張邦直等違制販馬，並處死。”其中，也許含有合罕對其“激變”的不滿。
在李璮的姻親名單中，有“婦翁”相臣王文統和“妹婿”宗王塔察兒。《元史》卷二〇六《王文統傳》：“遍干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璮。璮與語，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簡師事之。[王]文統亦以女妻璮。由是軍旅之事，咸與諮决，歲上邊功，虚張敵勢，以固其位，用官物樹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及即位，厲精求治，有以文統爲薦者，亟召用之。乃立中書省，以總内外百官之政，首擢文統爲平章政事，委以更張庶務。”郝經《陵川集》卷三七《再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東務方作，嗇人在野，飄忽而入，再爲揚塵，則貴朝必起應兵，兵端一交，禍亂何時而已？使人何日而歸乎？且青、齊，塔察國王之分土，而李公，王之妹婿也，伯姬雖殁，叔姬復來。今王有定策之功，而士馬精强，必相率而致怒。”二者都没有預先的反應，特别是王文統，似乎有被故意“出賣”的嫌疑。《元史》卷二〇六《王文統傳》：“又明年二月，李璮反，以漣、海三城獻於宋。先是，其子彦簡由京師逃歸，璮遣人白之中書。及反書聞，人多言文統嘗遣子蕘與璮通音耗。”“會璮遣人持文統三書自洺水至，以書示之，文統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如果李璮認爲王文統也參與了奬拔張宏的决策，由忿怒而致陷害，也未必没有可能。
三
李璮之舉兵，始自漣水，而其戰略目標，正是宿仇張宏治下的濟南府。蒲臺、淄州等，不過是行軍所經罷了。《元史》卷二〇六《李璮傳》：“璮遂反，以漣、海三城獻於宋，殲蒙古戍兵，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甲午，入之，發府庫以犒其黨。遂寇蒲臺、[陷淄州]。”“癸卯，帝聞璮反，詔暴其罪。甲辰，命諸軍討璮。己酉，以璮故戮中書平章王文統。壬子，璮盗據濟南。癸酉，命史樞、阿术帥師赴濟南。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官軍邀擊，大敗之，斬首四千級，璮退保濟南。”濟南府城之順利進入，多半由於據守者張宏的“主動”放棄。劉敏中《中庵集》卷二〇《魏信墓誌銘》：“中統三年，李璮叛青州，兵逼濟南。張侯（宏）度不可禦，率左右出迎王師。有持兩端者止公（魏信）勿行，公叱之曰：汝等將棄順從賊乎？吾不忍爲也。獨捨其親族五百指不顧而去，賊果據濟南。”趙孟頫《松雪齋集》卷八《姜彧墓誌銘》：“中統二年，公（姜彧）佐張侯之嗣入朝，首言：益都李璮反狀已露，宜先發以制之。未報，明年，李璮反，諸郡素不爲兵備，璮引勁卒數萬，長驅襲濟南據之。公棄父母、妻子脱身走，從嗣侯（張宏）招集散亡，迎哈必赤王軍，爲收復計。”
激烈的戰鬥，發生在濟南迤東、迤北的地方。其中包括：高苑縣、遥墻濼、老倉口亦老鶬口、老僧口等處。《元史》卷五《世祖紀》、卷一五二《張晋亨傳》：“中統三年戊寅，萬户韓世安率鎮撫馬興、千户張濟民，大破李璮兵於高苑，獲其權府傅珪。”“中統三年，李璮叛，[張]晋亨從嚴忠範戰於遥墻濼，勝之。”許有壬《至正集》卷四五《阿剌罕神道碑銘》：“中統三年，從宗王哈必赤討李璮，賊搤老僧口，日夜搏戰，走之，奪其錙重。”《元史》卷一五一《王慶端傳》、卷一三四《和尚傳》：“進[王慶端]水軍提領，訓練士卒，常如臨敵。敗李璮於老僧口，以功佩金符，爲千户。”“中統三年，李璮叛，[和尚]從國兵討之，戰老僧口，斬獲甚衆。”《牧庵集》卷一九《李伯祐神道碑》：“又明年（中統三年），李璮反，盗據濟南，徵兵諸道誅之。衛士亦在遣中，大軍衄老鶬口。”所稱“釁”，蓋指士卒傷亡慘重。《雪樓集》卷一五《李氏忠節序》：“中統三年，李璮之叛，濮陽李文秀，以武衛親軍千户從諸王哈必赤征之，戰死濟上。”《清容集》卷二六《梁禎神道碑》：“中統三年，李璮叛，[梁禎]攝本軍帥，出擊，功益最，璮受擒。方璮叛山東時，調發旁午，璮善戰，故將士多失亡。”
史天澤抵達前沿後不久，築夾寨長圍以困的策略决定，並付諸實施。《牧庵集》卷一九《李伯祐神道碑》：“中統三年，公（李伯祐）與董忠獻公（文炳）合請太尉莅軍，報可。太尉（史天澤）至，築夾寨，遏奔突以三月，璮窮而縳，梟磔以徇。”這一策略的意義，在於斷絶叛軍的糧食供應。該策提出的人員，見有郭侃。《元史》卷一四九《郭侃傳》：“中統三年二月，益都李璮及徐州總管李杲哥俱反，宋夏貴復來犯邊。史天澤薦侃，召入見世祖，問計所出，曰：群盗竊發，猶柙中虎，内無資糧，外無救援，築城環之，坐待其困，計日可擒也。帝然之，賜尚衣、弓矢。”《滋溪稿》卷一〇《董源神道碑》：“中統三年春，山東守將李璮陰結宋人，據濟南叛。史公（天澤）已居相位，分省將兵往征之，以公（董源）爲左司郎中。”“公請周城樹栅，遏其侵軼，使賊無外援，城中食盡，則自降矣。已而果然，璮既伏誅，改行省爲濟南、濱棣、益都等路宣慰司，復以公爲參議。”其實，問題是雙方都存在的。《西岩集》卷一九《趙璧神道碑》：“[李]璮入濟南，進兵圍城，餉饋不給，事變叵測。公（趙璧）税近地二十四里内居民麵、米、羊、豕以濟。越三日，運軍始至。繼則史開府（天澤）同主兵，仍領供須，悉心恊力，遂平璮。”
當蒙古軍從事修築之際，李璮軍也曾試圖發動攻擊以粉碎包圍，終無成功。《元史》卷一四七《史樞傳》：“中統三年，李璮叛據濟南，復從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史]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竪木栅於澗中。淫雨暴漲，木栅盡壞，樞曰：賊乘吾郤，俟夜必出，命作葦炬數百置城上。逮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衆大潰，自相蹂躪死者，不可勝計。未久，璮就擒。”虞集《道園類稿》卷三七《張弘範廟堂碑銘，應制》：“中統三年，李璮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張弘範）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氈帳於忠武（柔）。忠武曰：汝欲即安邪？不與。乃命之曰：璮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璮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内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逾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璮讋，遂敗死，論功王最多。”
四
截至完全改弦易轍前一個月，李璮仍堅持其與宋敵對的立場。《錢塘遺事》卷四《李璮歸國》：“李全死後，其子松壽據有山東，駸駸逾淮，據及漣水，連年爲患。”《元史》卷五《世祖紀》：“中統三年正月，宋制置使賈似道以書誘總管張元等，李璮獲其書上之。”在此之前，還曾發生過“淮安之役”。《陵川集》卷三七《再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前書以淮安之役相訝，今見省札猶斥而不置。淮安之役，[郝]經等何與？政所謂魯酒薄而邯鄲圍者也。夫邊將之事，行人之禮，初不相干，况我輩乃主上之使，非李公之使。款兵之計，殆不其然。第恐歲月淹久，聘使不出，中間藴蓄，别起端倪。”《宋史》卷四二一《李庭芝傳》：“朝廷以趙與爲淮南制置，李應庚爲參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淮安]南城，大暑中暍死者數萬。李璮窺其無謀，奪漣水三城，渡淮奪南城，鄂兵解。庭芝丁母憂去，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璮兵，殺璮將厲元帥，夷南城而歸。明年，復敗璮於喬村，破東海、石圃等城。又明年，璮降，徙三城民於通、泰之間。”然而，猶如前曾所引，正是這個與之爲敵的李庭芝，成了李璮歸宋的引見者。
在確認李璮“真心”歸投以後，南宋方面不禁且驚且喜。自賈似道襲擊蒙古滯留江上之師得手稱“捷”以後，趙氏君臣於收復山河未免躍躍欲試，以圖建立不世奇功。正是由於這種心理的變化，遂使再度接納山東“忠義”順理成章，反響迅速。即使有洞中要害的“异論”，也必定置之不顧。《清容集》卷二七《周應合神道碑銘》：“景定元、二[年]間，賈相某（似道）隱城下盟，罔宋帝理宗邀奇功，外受强寇，内括民業，廷紳鉗舌，奉風旨。稍异議，輒諷臺臣斥去，小者歸田里，大者入蠻瘴。時則有豫章周公，以史館檢閲，入對曰：李璮繇山東來歸，實急而求我，區區一旅，瞭然可見，藉援無功，彼敗我辱，招釁之道。梁武在位四十餘年，卒墮其計。陛下臨御日久，不宜復蹈前轍。父全逆叛，著在信史，已登告於祖廟。璮乞改正，是作史者誣枉。逆全行事，淮東人猶能道此，亦陛下在宥之所睹。困獸投林，誠不可使縱意干紊。”而宋理宗難以壓抑的狂悦，滿可以從其“御製”詩中窺見一二。《錢塘遺事》卷四《李璮歸國》：“御製詩賜賈相（似道）云：力扶漢鼎賴元勛，泰道宏開萬物新。聲暨南郊方慕義，恩漸東海悉來臣。凱書已奏三邊捷，廟算潜消萬里塵。坐致太平今日事，中興玉曆喜環循。”
爲了應援易幟的李璮，並擴大戰果，南宋方面在軍事上作出了積極的部署。參與行動的武裝力量分成二撥，一是北上解圍，一是南綫進攻。北上解圍的軍隊，分爲二路：一由陸路直接北上青、齊亦益都、濟南府，以圖與李璮部衆會師，共同抵禦蒙古的平叛之師。一由海道自海州北上登、萊、濱、滄州，威脅大都以東的沿岸區域，以達到偏師牽制的目的。南綫進攻，則是在兩淮各個方面呈扇面展開，自西向東往北推進的目標如下：自信陽軍向息州，自光州向新蔡縣，自懷遠軍向亳州，自五河縣向宿州，自漣水軍向邳州。《元史》卷一四七《張弘略傳》：“中統三年，李璮反，求救於宋將夏貴，貴自蘄乘虚北奪亳、滕、徐、宿、邳、滄、濱七州，新蔡、符離、蘄、利津四縣，殺守將。”其中，符離、蘄二縣爲宿州方向軍的戰利，徐、滕二州爲宿、邳州方面軍的共同收獲，而利津縣則是海道方面軍的成果。可惜那路本以會師爲目標的主力，卻緣主帥的怯懦，不等到達地方即行撤退，最終導致了南投武裝的徹底覆没。《宋史》卷四五《理宗紀》：“景定三年六月戊子，詔：李璮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師，遣青陽夢炎率師授之。”“戊申，詔青陽夢炎援李璮，不俟解圍，輒提援兵南歸，諭制置司劾之。”
令人奇怪的是，南宋海道之軍在山東半島上“殊不可進”。周密《癸辛雜識》卷續上《海神擎日》：“揚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嘗提兵船往援李璮於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滯留凡數月。嘗於舟中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説來也無稀奇，那是因爲蒙古軍也曾分兵東掠，這當然是旨在隔離益都、寧海等路的叛軍。這就表明，與青陽夢炎一樣，其主將也不願意與蒙古主力交手。《元史》卷一二一《博羅歡傳》：“中統三年，李璮叛。命[博羅歡]帥忙兀一軍圍濟南，分兵掠益都、萊州，悉平之。”《牧庵集》卷一四《博囉罕神道碑》：“李璮反，詔[博羅歡]將（蒙古）[忙兀]一軍圍[濟]南，[分兵]鈔益都、萊州，賊平。”又，《元史》卷一五二《張好古傳》：“未幾，移戍蘄州。李璮叛據濟南，宋人攻蘄，[張]好古率兵迎擊，力不敵，死之。”蘄，蓋縣；論州，則爲南宿。《清容集》卷二六《玉里伯里伯行神道碑》：“天兵定中原，因從征冒陣略地，[伯行]以積功領南宿州軍，分鎮蘄縣。”《元史》卷一三一《拜降傳》：“拜降，北庭人。父忽都，武勇過人，由宿衛爲南宿州鎮將，分守蘄縣。”
五
以李璮爲首的叛軍，受圍自四月到七月僅三個月，就已土崩瓦解，回天乏術。《牧庵集》卷一四《虎益神道碑》：“李璮反，盗據濟南，詔徵諸道兵誅之。公（虎益）在王國軍中，分城長圍，斷其遁途。七月，而罪人投首。”《元史》卷二〇六《李璮傳》：“中統三年五月庚申，築環城圍之。甲戌，圍合。璮自是不得復出，猶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以悦其心，且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至是，人情潰散，璮不能制，各什伯相結，縋城以出。璮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官軍所獲，縛至諸王合必赤帳前。丞相史天澤言：宜即誅之，以安人心。遂與蒙古軍官囊家併誅焉。”而整個平叛戰争的進行，連頭到尾，總共才五個月。《道園類稿》卷五〇《董文用行狀》：“中統三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據濟南，[董文用]從元帥闊闊歹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誅，山東平。”王惲《秋澗集》卷一《中統神武頌》：“維三年春正月，逆璮悖負天恩，捍我大刑，裒奸訹頑，嘯凶東土。於是命將致討，天戈一麾，不五月而剋清大憝，茲蓋皇帝陛下夤奉天心、布昭神武、睿智足臨、有征無戰故也。”
蒙古將領還采用了分化的政策，有效地加速了人心的潰散。《至正集》卷五六《驀克篤神道碑銘》：“忽珊驍勇善戰，從討李璮，身冒矢石，俘七人，詢知爲所驅市人，即釋歸。使語其黨曰：朝廷誅止首惡，脅從罔治，無淪胥以亡。賊聞者，多解體。”元明善《清河集》卷七《藁城董氏家傳》：“久之，賊勢日衄。公（董文炳）曰：窮寇可以計擒。乃抵城下，呼[李]璮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昧取誅死也。田縋城降，田，璮愛將，既降，衆亂，遂擒璮。”《松雪齋集》卷八《姜彧墓誌銘》：“公（姜彧）昏夜，求見王（哈必赤）計事，言：濟南城且破，大王宜早定計，命大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王曰：汝解陰陽耶？公曰：雖不深曉陰陽，人事固可見也。王曰：子未生先乞名，那有是耶？公曰：今城中無糧，金城亦不能守，况先奉聖旨，明言李璮一身造惡，官吏、百姓何辜？若不及今定計，城破之日，千軍萬馬中，欲見大王，豈可得耶？縱得見，豈能細陳耶？事無大於此，亦無急於此者，唯大王留意。王曰：然。詰旦，會諸將議。是夜，五鼓將盡，軍候報城西門賊軍五六百人出降。王上馬鳴金鼓，親往諭之，皆解甲投器仗。黎明，南門、東門俱降，無慮五六千人。”
濟南收復後，蒙古軍兵分二路：一東進安撫益都等地，《清河集》卷七《藁城董氏家傳》：“閠九月，公（董文炳）次益都，留兵於外，從數騎衣裳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立之庭，曰：璮狂賊，詿誤若曹。璮誅死，若曹爲王民，陛下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相安毋恐。經略使得便宜除擬，將吏汝曹，勉取金、銀牌。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所部大悦，山東安。”一南下規取徐、邳等失陷州、縣，《元史》卷一四八《嚴忠嗣傳》、卷一四九《郭侃傳》、卷一四七《張弘略傳》：“中統三年，李璮叛，宋兵攻蘄縣，勢張甚，徐州總管李杲哥降於宋，齊、魯山寨爲宋兵所據。[嚴]忠嗣從大帥按脱救蘄縣，復徐州，執李杲哥殺之。攻鄒之嶧山、滕之牙山，多所殺獲。”“中統三年，馳至徐州，[李]杲哥、夏貴焚廬舍，徙軍民悉南去，[郭]侃追貴過宿遷縣，奪軍民萬餘人而還。”“杲哥之弟驢馬，復與夏貴以兵三萬來擾邊境，侃出戰，斬首千餘級，奪戰艦二百。”“[張]弘略率戰船遏之於渦口，[夏]貴退保蘄，弘略發亳軍攻之，水陸並進。宋兵素憚亳軍，焚城宵遁，追殺殆盡，獲軍資不可計，盡復所失地。”《紫山集》卷一七《蕭世昌神道碑銘》：“中統三年壬戌，討平叛賊李璮，復立宿州並縣西城。”
在對待叛將、叛卒方面，蒙古方面仍然有事後追究的命令。《清容集》卷二六《梁禎神道碑》：“璮受誅，軍帥俱恨之，議悉屠其黨。公密白宗王哈必赤曰：璮逆黨非土著，俱東南狂士，宜汰擇以安新土。宗王然其言。”《清河集》卷七《藁城董氏家傳》：“璮勝兵有（浙）[沂]、漣兩軍，可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賊，配諸軍陰殺之，公當殺二千許人。公言主帥曰：賦由璮，脅從者何罪？殺之，徒膏草土耳，良乖陛下仁聖。陛下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是宜勿之。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滋溪稿》卷一〇《董源神道碑銘》：“諸侯王唐古帥蒙古軍士萬人鎮益都，王以齊人向從賊亂，欲縱兵誅夷。公（董源）曰：亂者，璮耳，民實何罪？璮既授首，餘皆王民。今欲兵之，是激其爲亂也。因極陳古昔殱厥渠魁、脅從罔治之訓以諷王。王是其言，齊人賴以全活者，無慮萬數。”歐陽玄《圭齋集》卷一一《高昌偰氏家傳》：“山東李璮反，奉詔偕諸王哈必赤等東征，應會决機，轉戰數十合，生得璮，戮於市，復濟南、益都等五十餘城。哈必赤欲屠之，力争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罔治脅從。於是，釋囚繫、返流逋、歸剽掠，吹枯蘇僵，簡節疏目，傳檄四封，輿情大悦。”
六
李璮之亂的發生原因，周良霄先生《李璮之亂與元初政治》一文特别强調係世侯間的交通約定，從而誤導起兵：“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李璮被俘後受審時，當著史天澤等咬定：你每與我相約，你有文書約俺起兵。爲了滅口，史天澤於是將李璮殘酷處死。”“這些材料都從反面表明當時與李璮通書的人甚多，而且多有干犯忠義之語。這些來信就是促使李璮出兵濟南，等待回應的事實依據，也就是李璮受審時攀引張宏、嚴忠範和史天澤爲同謀的緣由。”其所依據，則是明人不知作者作品的摘録。然而，李璮臨死前的“攀引”，未必不是對參與圍剿昔日同列怨恨的反應、報復的策略。而史天澤之决斷，可能是出於穩定人心的考慮，無可非議。相似的案例，無獨有偶。王惲《玉堂嘉話》：“大名宣撫司參議烏古論貞，區處事機，甚有决斷。時奉朝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邊關雜犯，皆從便處决。時圍李璮於濟南，人心中外不安，烏議一切重刑，欲皆戮之，使由子明以下，皆以違制不從。烏與左丞闊[闊]子清謀曰：璮賊未下，魏爲西鄰，不便宜從事，無以震讋衆庶。竟戮之，市人稱臨事知權變云。”而張宏，猶如前文所示，幾乎不可能曾與李璮同謀。至於受到牽連，有的是被“冤枉”者。
在蒙、宋對峙的形勢下，對敵保持積極進取的姿態，乃是忠於本朝的表現；而處於戰争形勢的將帥，可以有更多的處置事務的便宜權力。李璮之不時與宋摩擦，或許就是出於這種考慮。不過，當合罕决定之於和平並派出使臣之後，繼續以上作法難免有違抗旨意的嫌疑。《天下同文集》卷四〇盧摯《郝經神道碑》：“世祖即皇帝位，詔公（郝經）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逾淮，邊將李璮輒潜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於公，衊以款兵，館留真州爲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璮，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元文類》卷五〇《張宏行狀》：“又前歲王師渡江，宋人來禦，[李]璮乘其郤，偶陷漣州，輒貪其功，悉留歲賦爲括兵用，而又侵及鹽課。誠使璮絶淮而南，歲陷一二城壁，去杭尚遠。方今急務，正不在此，而徒以兵賦假之，不可不慮。”再則，行事過火，與别人不一，也極易引起君主的猜忌。《元史》卷一四六《粘合南合傳》：“初，世祖伐宋軍於汴，[粘合]南合進曰：李璮承國厚恩，坐制一方。然其人多詐，叛無日矣。帝亦患之。”正是這樣的心理背景，張宏之得到升賞，才會刺激李璮貿然行動。
幾乎從舉兵開始，就已决定了李璮的失敗命運。《牧庵集》卷一五《姚樞神道碑銘》：“聞李璮召其質子彦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不過，李璮之出兵濟南，並非“待山東諸侯應援”；而其本意，應該是“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究其因乃爲事起倉促，根本不可能進行有效的聯絡。而由報怨所起進駐濟南的鹵莽行爲，直接導致了矢盡糧絶，不能“負固持久”的局面。而南宋的軍隊，一向怯於與蒙古主力正面决勝，當然會使叛軍處於完全的孤立。《秋澗集》卷一《中統神武頌》：“既誓我師，鋭英與争。賊謂我怯，蠆鋒來乘。一戰而退，曠懷自矜。誑以有待，孤城自嬰。”“萬杵一動，月暈爲墉。山斷外援，水防内通。高壘深溝，俟其自斃。自壓賊營，雲頽死氣。賊勢既窘，魄褫心悸。”“因之出降，群凶率同。彼狡狂卒，不知所圖。禦寠鼠常，自投於湖。宛轉不死，可知其愚。童子執戈，縛之以趨。比梟逆首，磔裂其軀。”當叛旅被殲，合罕鐵騎移師時，趙氏將卒的潰退也就不可避免了。
非常有趣，關於李璮的失敗，尚有别一種解釋。祝允明《前聞記·李璮》：“自圍後，城中嘗有白蜃氣，觀者以爲白蛇精。史天澤總把丞相差人於東平取開山人來。開山人者，即吾國捕蛇之人。一見其氣，謂是白蛇精，未食血；若食血了難收。今則用百日捕得此蛇，城即陷，可活得李行省。乃於白氣之方（拙）[掘]一土穴，取禁蛇於其内，早夜繞城吹牛角咒之：大蛇不出小蛇出，小蛇不出大蛇出。至六月半間，其白氣騰空而去。自是李郡王似失精采，日復昏沉沉，雖軍伍不齊，將士作亂，以致絶糧，俱不能曉。甚至截屋簷草，拌鹽而飼馬。已而亦無，相將食人。七月十三日，結陣而出，人已無力，復被殺入。由是諸軍間有出投降，云：昨夜天文見，當主兵散。郡王曰：俺每也無理會。自是日逐兵出投拜。十八日，予出投拜。十九夜一鼓，有大星墜於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璮死於此。於是，坐於庭中，以鑷摘去長髭。二十日，分付衆人出各討路去。”以蛇精爲褒贊，宋人自有例證。《宋朝事實類苑》卷四七《蛇精》：“蔡君謨（襄）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憑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踞鼓上，不敢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説同，人遂以君謨爲蛇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