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戴望舒
望舒：
十九号平信及稿，二十号航空信，同日收到。我曾于四月二十八日寄上一封信，想你也已可收到。你说想到西班牙去，我以为不妥，只要在下半年内有方法能使你在巴黎的学业有一个交代，我看还是仍在巴黎好。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丁玲于本月十四日被捕，我们站在作家的立场上打了一个电报，我把你的名字也加入了。报纸登出后一日，秋原来，李青崖来，他们都面有喜色地来问是不是你已回国，我说并不回国。秋原就问你近来生活如何，李青崖问是否在巴大上课，我说是的，言下大有想不到你能维持到现在的样子，当下我就说你的经济是不生问题的，大约总须明年夏季才回来。因了这种情形，我觉得你还以坚守巴黎大学为宜，我总在国内尽力为你接济，你不要因一时经济脱空而悲观。苦一点就苦一点，横竖我们这些人是苦得来的。我想以你我及霞村三人名义编一个“现代之文艺与批评丛书”，编译最新的文学作品及理论书，先拟出以下几本：（一）《紫恋》（我想请你改一改书名）；（二）《可畏的孩子》；（三）《鸦片》；（四）《朝颜》；（五）《下宿处》（古久列短篇集）；（六）《超现实主义宣言》；（七）《理智与浪漫主义》（Gerbert Read）；（八）《美人狐》；（九）《英美意象诗抄》……
诸如此类的东西。惟现代书局方面只能每本支一百元版税耳。霞村近在汉口，不知作何生活，大约在政界中，我已去信邀他弄几本书出来。你说你不能与×××他们沆瀣一气，当然是的，我们万不能不慎重个人的出处。译西万提斯书是大佳事，希望你能实现。绛年的信上多嘴，说了一句使你疑心的话，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事实是当她写那信时，正值我与现代书局发生问题之时，我好像曾告诉你的。喂，《望舒草》快出版了，旅法以后的诗为什么不赶些来？有一个南京的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派诗，现在所有的大杂志，其中的诗大都是你的徒党，了不得呀！但你没有新作寄来，则诗坛的首领该得让我做了。我现在编一本季刊，定名《现代诗风》，内分诗论，诗话，诗，译诗四项，大约九月中可出第一册。你如高兴，可请寄些小文章及译诗论文来，不过没有稿费，恐怕你也无暇写耳。再我近日正在计划一个日曜文库，仿第一书房的Holiday Library形式及性质，每六十六开大小，穿线订，约四万至六万字，第一本是穆时英的创作中篇，第二本是我译的《曼殊斐尔小品集》，三本以下想弄一点有趣味的轻文学，我想请你做一本《巴黎素描》，以每篇一二千字的文字，描写巴黎的文艺界，名胜，社会生活等等，此项作品可以每千字三元卖稿，但万不得超过六万字，你高兴弄一本否？乞示悉。这封信太长了，搁笔于此，绛年一同致意。你母亲今日来沪，明天我们可以看见她。
弟蛰存 五月二十九日（一九三三年）
施蛰存小传
施蛰存（1905—2003），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原名施青萍，生于浙江杭州。1922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1923年入上海大学，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自费刊印，撰《苹华室诗见》首次以施蛰存署名。
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1927年回松江任中学教员。1928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与戴望舒等合编《文学工场》、《无轨列车》，发表《妮侬》、《雨》等小说、新诗。1930年与戴望舒等编《新文艺》月刊，刊载《鸠摩罗什》、《凤阳女》、《阿秀》、《花》等小说和心理小说《将军的头》。1932年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发表《创刊宣言》、小说《残秋的下弦月》、散文集《无相庵随笔》等。短篇小说集《李师师》出版。1935年应聘上海杂志公司，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主编《文饭小品》六期，编纂《晚明二十家小品》，译德国小说家格莱赛《一九O二级》、美国里德《今日之艺术》并出版。1939年任教云南大学，1943年任教厦门大学，1952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4年出版《轭下》。1974年撰写《浮生杂咏》。1978年撰写《唐诗百话》。1980年主编《百花洲文库》，译法国象征派诗人庞维尔、达尔尚、马拉尔美、孟代思、韩波散文诗，编为《法国散文诗十篇》。2001年出版《施蛰存文集·文学创作篇》第二、三卷，《北山散文集》，以及《唐诗百话》、《北山谈艺录续编》。2002年《施蛰存日记》出版。2003年11月19日病逝于上海。
施蛰存与戴望舒
作家施蛰存与诗人戴望舒是“最亲密的朋友”（施蛰存语）。他们的友谊，始于1922年。当时施蛰存入杭州之江大学，因为文学爱好，结识了宗文中学毕业班的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等一干朋友。他们聚集一起，组成文学社团“兰社”，创办小旬刊《兰友》。因为家不在杭州，施蛰存便寄居在戴望舒的家里。
之后，他们一同来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在这所简陋的“弄堂大学”里，他们除去获得丰富的学识，还在课余拜访沈雁冰、田汉、俞平伯等老师，“这些课余生活，对我与望舒影响很大，也加深了我俩之间的友情。”
1925年秋，为了吸收更多的文学营养，他们又先后入震旦大学特别班攻读法文。他们后来的法文翻译基础，就是在这时奠下的。1927年，政局突变，戴望舒便与朋友杜衡去松江施蛰存家暂住。在施家，他们三人除去读书闲谈，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翻译外国文学。后来施蛰存回忆说：“我家里有一间小厢楼，从此成为我们三人的政治避难所，同时也是我们的文学工场。”“文学工场”越开越兴旺——翻译、写作，不亦乐乎，居然把几位准备赴法留学的计划也冲击“流产”了。
在这里，戴望舒遇上了使他一生未能释怀的爱情——遇上了一位“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施蛰存的大妹施绛年。这段爱情以悲剧结束，戴望舒只在其中收获了他的第一批优秀诗歌。但是，这场悲剧却并未影响到施、戴的友谊。这应该与施蛰存的处事态度有关：“一个是我的大妹妹，一个是我的亲密朋友，闹得不可开交，亦纯属他们自己私人之事，我说什么好呢？当年此事发生时，我就不管此事，一切采取中立态度，不参与也不发表意见，更不从中劝说或劝阻。”
戴望舒去法国留学期间，施蛰存在国内为他联系稿件发表，将稿酬换成法郎寄去，有时费用不足，施蛰存也将自己的薪水寄去救急。两人间的友谊于此也可以看得清楚。抗战爆发后，戴望舒去了香港，施蛰存应云南大学之邀，去昆明任教。施蛰存两次回上海探亲，特别绕道香港，在戴望舒家住一段时间。通过戴望舒，施蛰存结交了一批在港的文化人。抗战胜利后，戴望舒带着全家回到上海，两位老友又汇在了一起。可生活刚安定不久，戴望舒又遭到国民党的通缉。匆匆离沪前，他将自己的一批书稿，交施蛰存保管。这成为施蛰存后来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在香港期间，戴望舒曾遭到日本人逮捕，饱受折磨，健康受到很大损坏，加之家庭生活多遇挫折，心境亦颇受影响。二次返港，病况加重。1949年1月，他与茅盾、胡乔木等离开香港，经大连到北京，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从事法文翻译工作，不幸于1950年2月被哮喘病夺去了生命。戴望舒逝世后多年，施蛰存还常常去探望戴伯母（望舒母亲），望舒的女儿咏素、咏絮也常常来看望施蛰存，使这种亲谊得以延续。可是，作为好友，施蛰存总觉得对其有一份责任。“对亡友的职责，只是为他经营身后事。一个文人的后事，不是处理他的钱财，而只是帮助整理遗作并为之谋求刊行。”
施蛰存论孔子孟子
孔孟被“硬捏合拢”说，是施蛰存先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的。仅凭这一点，即可知施先生对古代文史的造诣非同一般。
施蛰存说：“孔孟思想，是一种思想，还是两种思想？天下没有两个思想相同的人，孔孟思想，毕竟还是两家。”（施蛰存《闲话孔子》，原载1991年第1期《随笔》，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施先生列举了孔子思想与孟子思想的若干区别。例如，孔子衡量人的价值的“尺”是爵位，在孔子那边，是以爵位上下定人之尊卑的；孟子衡量人的价值，却有爵、齿、德三把标尺；孔子之“仁”关注的是“礼”，重在束“下”，孟子之“仁”关注的是“民”，重在规“上”；孔子的“四绝”（《论语·子罕篇第九》云：“子有四绝，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偏重天理，而孟子的“四端”（《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偏重人性。仅此三条，便可证实‘天下没有两个思想相同的人’，哪怕是被合称为‘孔孟之道’的孔与孟也都‘自成一家’。”
当然，孔子与孟子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其一、他们都“法先王之道”，缺陷是不能与时俱进；其二、他们都“行仁义之化”，缺陷是对“利”的绝对排斥；其三、他们的那一套都不见容于当世，故有“仲尼菜邑陈蔡”而“孟轲困于齐梁”。
孔子与孟子还有一点相同的，就是他们对于“法先王之道，行仁义之化”，都有一种“当仁不让”的使命感。孔子困于匡邑之时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不想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孟子则是在离开齐国的时候对充虞说：“五百年必定有称王天下的人兴起，其间必定有著名于世的贤人。周兴起以来已有七百多年……上天……如果想安抚治理天下，当今之世除了我还会是谁呢？”两者相比，孔子说得比较含蓄，孟子说得比较直露。但对于孟子来说，这并非狂言。例如，“仁义之化”而为“仁政”，“先王之道”而为“王道”，或许就是他对儒家文化的贡献，至少在《论语》之中，未必能够找出这两个概念。
由此观之，将孔子与孟子都归入儒家，未必有错。但我们现在所要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不能什么事情都只注意合，而不学会分。合的好处是易记，一下子记住了两个“子”，要用时一言以蔽之，仿佛占了大便宜；然而，你真想要了解孔子孟子的思想和思维方式，那还是要分开剖析才行。既能综合，又能分析，庶几可算得研究。如果只会笼而统之地说个大概，那只能蒙人蒙己罢了。现在有些自称搞国学的，看似无所不通，其实也就知道些笼而统之的“蒙法”，从不肯下功夫深入进去。对这种学问，我们要警惕。
施蛰存作品精选
跑警报
我已经足足两年没有真正地感觉到战事了，因为我已在昆明住了两年。惟一的使昆明人真感觉到战事正在进行的机会，乃是前年九月二十八日被空袭的惨状，然而那时候我恰巧不在昆明。近来，昆明人又紧张起来了。很抱歉，我似乎应当说是更紧张起来才好，哪一个昆明人不是从抗战开头就紧张着呢。好吧，让我说更紧张罢，因为最近又得天天跑警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