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日本诗人野口
野口先生：
接读来信，深为惊讶。无论是信的情调抑或是内容，同我在阅读你的作品时使我感到敬佩的，以及和你个人接触时使我感到爱慕的那种日本精神都不相协调。想起来使人悲伤的是，那些纠集在一起的军国主义狂热，有时竟会无可挽救地压倒卓有创建的艺术家，而且使真正的理智力量把它的尊严和真诚拿出来奉献给黑暗的战神。在谴责法西斯意大利宰割阿比西尼亚这件事情上，你似乎是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可是你对屠杀几千万中国人一事却作出不同的判断。而判断一件事物一定要根据原则。无论做多少专门的辩解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以学自西方的一切最残酷的方法对中国人发动了一场掠夺战争，践踏了作为文明基础的一切道德原则。你声称日本有特殊情况，却忘记了嗜杀成性的军阀总以为他们的暴行有其独特的正当理由。人类虽然遭到许多失败，但还是相信一个基本的社会道德结构。因此，当你说到那种“虽然可怕，但为了在亚洲大陆建立一个伟大的新世界而必然要采取的手段”。我想，这意味着把轰炸中国的妇女儿童和毁灭古代的庙宇和学校作为为了亚洲而拯救中国的一种手段时，你是在为人类开辟一条生活道路，而这条道路甚至在兽类中也不是无法避免的。当然不应该用于东方，尽管东方偶尔有偏离正道的时候。你是在骷髅的塔顶上建立你的亚洲概念。正如你正确指出的，我是相信亚洲的使命的。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可以把这种使命同那种或许可以使铁木真感到心满意足的行动等同起来。当我在日本演讲反对“西方化”的时候，我曾经把欧洲一些国家培植起来的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同形成亚洲及其他文明的伟大文化传统和睦邻观念作过对比。
“亚洲人的亚洲”这个理由，具有我不愿接受的那种范围较小的欧洲的一切特点，但不具有使我们跨越政治派别的障碍而团结起来的那种广阔的人道精神。最近我看到东京一位政治家所发表的谈话，他说，日本同意大利和德国的军事联盟是出于“崇高的精神和道义”，而“没有物质方面的考虑”。这真是可笑。但是艺术家和思想家们竟能同如此奇怪的感情相呼应，把炫耀武力称为勇敢精神，却并不是可笑的事。即使在战争狂热最高涨的时代，西方也没有缺乏过伟大的人物。他们能够在战争的喧嚣中大声疾呼，用人类的名义公然反抗他们本国的战争贩子。我仍然相信，日本也有这样的人物，虽然我们不能在报上听到他们的呼声，因为这些报纸被迫做着军阀的传声筒，否则便不能存在。世界大战后一位伟大的法国作家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正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危险症状。你曾说到日本贫苦人民默默的牺牲和受难，并且得意洋洋地说这种痛苦的牺牲正被利用来出动大炮去侵犯邻人的家园。既然贵国许多知识分子抱有这种看法，贵国政府让他们“自由”表示意见，就不足为奇了。我希望他们能享受自由。在我看来，为了“对未来的生活美景进行沉思冥想而享受一点乐趣，因而放弃这样的自由而钻进‘蜗牛壳’”里去，似乎是没有必要的举动。把艺术家的职责和他的道德良知这样分离开来，我是无法苟同的。由于支持一个从事于毁灭生活中一切显著基础的政府而受到特殊宠爱，又同时用一种逃避现实的哲学来推算任何直接责任，在我看来，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背叛人类的另一确实征候。我知道，贵国人民总有一天会从迷梦中彻底醒悟过来，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努力以后，他们将会清除被日本国横行霸道的军阀所毁灭的日本文明的废墟，他们也将认识到，对华侵略战争同日本武士道对内在精神的毁灭相比，后者的严重性是不可比拟的，在模仿来的带着浓厚西方色彩的日本军国主义面前，中国的立场则显示出一种固有的高尚的道德精神。心胸旷达的日本思想家冈仓，曾经叫我放心，他说中国人是伟大的。今天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了解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满怀热情。
你的忠实的罗宾德拉纳·泰戈尔
1938年9月于孟加拉圣蒂尼克坦
泰戈尔小传
罗宾德拉纳·泰戈尔（1861—1941），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戴宾德纳特·泰戈尔是闻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哥哥、姐姐也都是社会名流。泰戈尔在这样一个文坛世家环境的熏陶下，8岁开始写诗，12岁开始写剧本，15岁发表了第一首散文诗《野花》，17岁发表了叙事诗《诗人的故事》。才华横溢的泰戈尔从小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的爱国诗篇《给印度教徒庙会》（1875）发表时，年仅14岁。1880年，19岁的泰戈尔便成为职业作家。1881至1885年，他出版了抒情诗集《暮歌》（1882）、《晨歌》（1883），还有戏剧和小说等作品。这些早期作品的特点是梦幻多于现实，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90年代是泰戈尔创作的旺盛期，诗集《心中的向往》（1890）是他的第一部成熟作品，著名诗篇《两亩地》（1894）的发表，标志着泰戈尔从宗教神秘主义走向深刻的人道主义。这一时期的诗作还有《金帆船》（1894）、《缤纷集》（1896）第5部抒情诗集和一部《故事诗集》（1900）。此外，他还创作了6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的《素芭》（1893）、《摩诃摩耶》（1892）、《最后活着，还是死了？》（1892）等被列入世界优秀短篇小说杰作之林。
1901年，泰戈尔为改造社会创办了一所学校，从事儿童教育实验。1912年，这所学校成为亚洲文化交流的国际大学。由于英国在孟加拉推行分裂政策，1905年印度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泰戈尔积极投身于运动并创作了许多爱国诗篇。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最辉煌时期。他出版了8部孟加拉文诗集和8部英文诗集，其中《吉檀迦利》为诗人赢得世界性声誉。这一时期重要的诗集还有《园丁集》（1913）、《新月集》（1915）、《飞鸟集》（1916）等。1910年，泰戈尔又发表了史诗性长篇小说《戈拉》和象征剧《国王》等。
1919年，印度掀起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寻求民族解放道路，他走遍五大洲，发表了许多著名演讲。这时期突出成就是政治抒情诗，分别收在《非洲集》（1937）、《边沿集》（1938）、《生辰集》（1941）等作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