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5日
今天的维也纳有点阴天，预报要下雨。太阳躲在云彩里，但是我们仍然感到了它就在我们身边，因为那光明，因为那温暖。
我想到，100年前，太阳也是高悬天空，也是带来光明和温暖，但是，萨拉热窝的枪声却能够轻易地击落这光明和温暖。
我们不能让这种枪声再次响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研讨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正式的研讨。
100年前的这场战争，主要战场是欧洲，所以很多人把它称作“欧战”，唯一发生在中国的战争是日本和德国在青岛的争夺。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大战呢？对中国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呢？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外交、经济、中国和日本、俄国的关系、知识界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语言都很学术，史料都很详实，但是听起来有点累。学者语言和平常人的语言是有不同。
我用通俗的语言简单说，没有当年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没有因为这种发展而带来的文化的、思想的冲突，也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苏联的诞生；而没有苏联的诞生，十月革命的那声炮响也就不会那么强烈地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中共得到的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持也不会那么多，也就不会在上世纪中叶就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可谓大焉！
其实我并不太关注历史的细节，我更关注历史的启迪，所以，今天会议结束前，我举手想问一个问题，但是主持会议的秦晖先生实在是顾不上那么多举手的人。会后，秦教授向我致歉，我说，我知道我的问题也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不提也罢。
我想说的是，既然一战的发生有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发生许多剧烈变化的因素，刺杀斐迪南只是导火索，那么，今天的世界存在这些因素吗？如果有了导火索，还会爆发世界大战吗？
研究历史，从历史中总结有用的东西，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只是现在思想这个东西似乎没有了自由的翅膀。
这两天开会，常常走过斯特凡大教堂的旁边，看着教堂那高耸入云的双塔，我总是忍不住在想，维也纳有很多的教堂，宗教在这里是很神圣的。而宗教也是文化，也是一种把思想植入人的大脑的过程。而当年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中国的土地上，把青天白日旗换成了五星红旗，仅仅是为了夺取这块土地吗？按照我的理解，毛泽东更想的，是改变人的思想。所以，他才搞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当然，有些运动是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但是还有一些主要的就是改造人的思想。
实践证明，把自己的思想装入别人的脑袋，这实在是一件太难太难的事情了。
思想的变化一定是潜移默化的长期的过程，不可能通过一次运动或者几次教育读几本书就完成了。东方人和西方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也有很多不同的逻辑，这也是地理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以及长时间不同文化的浸淫造成的。
昨天下午，我们和胡发云和太太杨俊抽空到一个拍卖公司，在路边停下车来查导航，突然有人来敲车窗，叽里咕噜说了一堆话。杨俊告诉我们，这是当地的人在告诫，此地不能停车。她说，奥地利人爱管闲事，几乎人人都是义务警察，看到不符合法律或者不合理的事情，他们就会站出来说话。
我禁不住有点儿恶毒地想，这样一个见义勇为的民族，为什么总打败仗呢？很快释然，战争的胜败有很多复杂因素，不是由某一点决定的。
总起来看，奥地利人还是思想觉悟比较高的，他们似乎没有用我们常用的那一套方法来提高思想觉悟，什么对照检查，什么斗私批修等等，而是用法律，用文化，用传统，在自然而然中形成行为规范准则。
一个小例子是窗户。维也纳房子的窗户都是向里开的，人人都会遵守这一点。因为他们考虑到维也纳的人行道很窄，行人会从窗下走过，如果窗户向外开，万一玻璃掉下去，会砸到行人。
很小的一件事，也是很值得回味的一件事。
我认为，思想这东西，不要把它想成一定都是高深莫测的，一定都是阳春白雪的，一定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思想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也许有的高雅，也许有的平常，也许还有的有点低俗。被称作思想家的那一小部分人，他们也许贡献了高深的思想，但是，他们的高深，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众人思想上的升华。
众人，很多就是俗人。而俗人和圣人之间并没有万里沟壑。
今天抽空去购物，杨俊为我们开车。
杨俊是个四川女子，她有一个传奇故事。
杨俊很早就到奥地利生活了，在这里结婚、生子、又离异。大约在五年以前，她读到了武汉作家胡发云的《如焉》，被深深的感动了。她又了解到胡发云丧偶，而他对妻子的深爱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于是，她一下子爱上了这个从未见过又远在武汉的60岁的作家。她买了一张机票飞到武汉，费了不少周折找到了胡发云，她说，反正我买了一张单程票，我不走了，直到你答应娶我。有人问她，你怎么能找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呢？杨俊说，我把武汉一家一家的门都敲开，就不信找不到。
这当然是表示决心的话，实际上不用费那么大劲，有互联网有微博，找胡发云这样的名人还不算难。
这是一段美满婚姻，其中当然也遇到了障碍和坎坷，很多朋友出手相助，据说，同是武汉大学校友的作家土家野夫出力不小，按照足球语言，临门一脚是他的功劳。
现在，胡发云和杨俊相亲相爱，一年有几个月的时间住在武汉，有几个月的时间住在维也纳，像一对令人羡慕的鸳鸯。
土家野夫惯会妙笔生花，这个故事，留给他写一定会更加委婉动人。
故事没有完。
路上，杨俊突然说，你知道吗，我的女儿在国内学中医，她嫁给了云哥的儿子！杨俊一直叫胡发云为云哥。
我听呆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
杨俊说，云哥的儿子非常优秀，她一直在帮他找女朋友，也给他介绍过很不错的女孩，只是他都没有相中，谁知道他们自己就好上了。杨俊开玩笑说，云哥说，这是值得推广的，节能环保省住房，又解决了赡养老人的问题。
我突然想到了许多复杂问题，儿子又是女婿，女儿又是儿媳？我问杨俊，他们生了孩子，管你叫姥姥呢还是叫奶奶？说的杨俊开怀大笑！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讲这段故事时，车子正好在维也纳郊区的高速公路驶过。旁边的农田还有没收割的麦子，金黄一片，远处是成群的风力发电塔，白色的扇叶被风吹得缓缓转动，在阳光下粼粼发光。好美的图画，好美的童话。
真是弄不清楚了，胡发云和杨俊的故事，是俗人故事还是圣人故事？
很难定义。
我想，这是我这次在维也纳听到的最传奇又最传神的故事了！
晚饭时蒋经国基金会在一家叫“乐口福”的中餐馆请客，台湾驻奥地利代表处的代表和魏格林校长都出席了，吃饭的地方很局促，坐的非常挤，倒是显得更密切了。我们桌上，有大陆人、有台湾人、有日本人、有奥地利人还有德国人，大家因为100年前的那场战争坐在了一起。说战争，自然说到当兵，我说我当过兵，章百家说他也当过兵，几位台湾学者说他们也当过兵，大家喝了一个当兵的酒。
我有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如果放在30年前，我们敢和国民党驻奥地利的代表和这么多前国民党兵一起喝酒吗？历史总是变化莫测的，但历史总是向前走的，坚信这一点，我们就会看淡眼下的所有问题。
明天，就要离开维也纳去柏林了，一座我没有去过又很向往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