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看柏林
2014年7月7日
到柏林的第二天，恰好是77卢沟桥事变的77周年纪念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结成同盟，是所谓的“轴心国”。他们到处点燃战火，直到失败。
到德国，不免会想到这段历史。
昨天傍晚，飞机将要落在柏林时，能见度极好，我看到绿树掩映下的红色屋顶，看到农田里还没有收割的一片金黄，看到田野里慢慢流淌的河流，禁不住想，当年，盟军进攻时，这里的安宁也许是一片火海！
见鬼，这次出来怎么总离不开战争？怎么在维也纳谈一战，到了柏林，该谈二战了？
果然，今天上午，我们到了伯尔基金会，基金会的专家专门为我们谈德国的历史。
这位专家体格健硕，我目测要将近三百斤，而名字很长，以至于基金会的朋友介绍时也无奈地说，他的名字太长，就叫他麦克吧。
因为时间不长，所以我希望有重点，就先提了要求。我说，我想知道两个问题，二战以后，德国是怎么看待这场战争的，又是怎么处理和邻国的关系的？再就是，东西德统一后，怎么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麦克说，这正是我想说的。
几十年的历史，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和融合，不是三两句话可以说完的，可是，在日记里又不可能长篇大论，于是我偷懒，把喻杉的微信贴在这里：
“今天是抗战纪念日，我们在柏林的一天非常有意义。东道主伯尔基金会为我们请了一位德国政治及教育方面的专家麦克先生给我们介绍二战后德国是如何反思他们的历史及如何重新与邻国建立互信关系的，尽管只有我们两位听众，但麦克先生作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他既介绍史实，又谈他的分析与观察，整个上午的交流太丰富无法在此一一转述，只说最让我受启发的是，对历史的认识只有在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后，才能真正拥有行动的力量。他告诉我们，德国的政治家及民众并不是从战争结束就有反思的，对盟军的纽伦堡审判当时的德国上下是不忿的，也是不参与的。直到61年，更多屠杀犹太人的行为被揭露，德国民众的心越来越有不安，61年德国法院自己对战争中参与迫害犹太人的高级军官起诉并审判，开始德国人对仅是战败者到有罪者的认识。68年的学生运动，是整个社会对有罪认识的形成，70年的勃兰登一跪是顺应整体社会的赎罪行为。从此德国全民都加入到主动为受害国和受害者的赎罪行动中。”
喻杉说的很精辟。如果要多说几句，那么，历史是这样走过的。
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德国社会普遍存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心态，对二战的反思也主要局限在学术范围内。1951年9月，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发表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阿登纳政府试图尽快甩掉历史的包袱。1949年9月和1954年6月，联邦德国议会先后两次通过大赦法案，连一些直接参与过大屠杀的纳粹头目也被释放，社会舆论也很少揭露纳粹罪行。
60年代，联邦德国开始了对战争的深入反思。1963年，在法兰克福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分子的审判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二战胜利20周年之际，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日发表讲话，联邦德国开始打破对纳粹罪行的缄默，社会舆论开始广泛讨论大屠杀。年轻人开始问他们的父辈：什么是大屠杀？什么是集中营？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你是不是纳粹党党员？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表达德国的道歉和对二战的忏悔，经过公开和广泛的讨论，德国社会真正意识到了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责。转折性的标志是，在1985年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明确表态：“5月8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在这一天）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
从“战败”到“解放”的认知转变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飞跃。
说到东西德的统一，有一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麦克说，统一前，两边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而统一不是简单的合并，是东德并入西德，因此，实行的基本是西德的制度。作为西德人，不能指责东德的过去。
寥寥数语，做到其实很难。
我问麦克，你是哪里人？麦克说，我是东德人。我问，那你认为东德和西德融合得好吗？他说，现在，原东德部分的失业率高，收入水平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基本上是好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政府官员中，原东德的人不多。我说，总统和总理不都是原东德的吗？麦克也笑了，说，可是部长一个都没有。我说，这种融合，现在二十多年时间，是一代人，也许还要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才能完成。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已经不错了。
麦克表示赞成。
我关心这个问题，主要是想到了台湾。台海关系有点像两德的关系，我们能够从中汲取些什么呢？
东西德统一这个话题，使我想到昨晚伯尔基金会的美女夏澜和晋之带我们去到一个餐馆吃饭。这个餐馆挨着河边和铁道边，原来是东德的地盘，铁道那边就是西德。两德统一后，首都定在了原属东德的柏林，而很多西德政治家不习惯到东德来，于是就有头脑敏锐者早早地在东德一侧开起这个餐馆，并且起名为“代表处”。据说，前些年，确实有不少政治家在“代表处”吃饭。
这个饭馆，墙上堆满了历史，前东德领导人的照片，镰刀斧头党旗，戴着红袖章的革命者等等。夏澜对我说，这不是怀旧，是招揽顾客的噱头。
我也是问了夏澜这个问题：你是哪里人？她说，我是东德人。我问她，你喜欢东德的社会主义还是西德的资本主义？她机智地回答：我喜欢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
生活在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人，免不了会互相比较，他们切身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不好，也切身体会到资本主义的问题，所以希望能够有一种更加合理更加让人幸福的社会制度。
其实，世界上很多人正在摸索，也包括中国。
说东西德的统一，就离不开他们的分裂。分裂的一个主要标志物，是柏林墙。
柏林墙，当时东德起的正式名字是反法西斯防卫墙。它把东德和西德用墙分离开。下午，伯尔基金会请了一位导游带着我们游览柏林，第一站就到了柏林墙。
二战结束时，美苏等国占领了柏林，并且把德国分为东西两部分，成为两个国家。西德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东德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从1949年到1961年间，出于种种原因，东德人逃到西德的有300万人。而东德的总人口不过1800万人。也就是说，逃走了六分之一的人，而且这六分之一中，很多是高层次人才。
东德政府早就想修一堵墙，但是请示苏联得不到批准，因为苏联认为在一个城市里修这样一堵墙太给社会主义添堵了。可是，面子总是没有里子重要。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开始修建。全长155公里。最初是以铁丝网和砖石为材料的边防围墙，后期加固为由瞭望塔、混凝土墙、开放地带以及反车辆壕沟组成的边防设施。这里还林立着许多岗楼，有荷枪实弹的东德士兵，他们随时准备向越墙者射击。
修起这道墙之后，两个德国彻底分开，而不少东德人为了投奔自由，冒险越墙，据不完全统计，因为越墙而被击毙的人达三百多人。
柏林墙的寿命是28年。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联邦德国以及西柏林。消息传开后，东德民众聚集在柏林墙边，人越聚越多。当时的东德政府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开枪，这一定会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一个就是放开柏林墙。
1990年6月，民主德国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
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小截保留下来的柏林墙，大约有三米高，水泥浇筑而成，顶部是圆的，还镶嵌着玻璃碴，墙边是一个高高的岗楼。可见，翻越这堵墙是十分困难的。
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冒险越墙呢？
我想起了上午麦克给我看的一张照片，是密密麻麻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有死者的名字，麦克告诉我，这是越墙时被击毙者的墓碑，还有很多是不知道名字的。
我站在墙下，久久不愿离去。我用手希望能够摸到墙的最高处，我揣摩越墙者面对这堵墙的心情，我的心，也格外沉重。
在蓝天白云之下，这柏林墙还是显得阴森森的。
下午另外看了犹太人纪念馆。这也是上午麦克先生动员我们一定要看的地方，他还告诉我们，一定不要只在外面看，要走到里面去，会有震撼的感觉。
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为了纪念这些死难者，德国修了这样一个纪念场所。纪念馆在地下，而最具特色的主体部分是一个占地2万平方米的露天广场，地面由2711块高矮不等的水泥方块组成。负责设计纪念馆的美国建筑师彼得·埃森曼表示，他的设计将强迫人们面对过去。导游让我们走入这水泥方块阵中，走入的感觉正是压抑的感觉。导游说，设计者的初衷就是让大家展开想象的翅膀。我告诉导游，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是一大片的棺材，是和死亡连在一起的。
导游说，设计者想，人们进入这里之后，会觉得无路可走，到处是障碍。我说，我倒是觉得，进到里面后，觉得到处是路。其实，想想也有一致性，到处无路固然悲惨，到处是路也不好，究竟走哪一条路？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看似很沉重的一片水泥方块，现在似乎成了市民的休憩场所，孩子们在上面跳来跳去，市民们坐在上面聊天。
悲痛似乎已经走远了。
这里面蕴含着一个道理，对于过去的历史，特别是对于不堪的那段历史，无论是罪恶还是痛苦，理解的越透彻，就会越超脱，背负的十字架放下的就越早，也就前行得越快。
可惜，这道理不是大家都懂，懂得也不是轻易可以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