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东京的第二天，去拜访了三位政坛人物。
先见的是加藤紘一先生。他很客气，特别在国会附近的一家高档餐厅里定了桌子，和我边吃饭边聊天。
这天，东京艳阳高照，餐厅一面是落地窗，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晒得身上暖暖的。在等候加藤先生的时候，我想，这样一位资深政治家，居然连一个包间都没有定，和众多就餐的人在一起，真的和中国不大一样。
75岁的加藤先生现在是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他的履历很强大，曾经担任自民党干事长、政调会长防卫厅长官和内阁官房长官，曾经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早年还做过日本驻香港的副领事，中美两边，他都很有渊源。
加藤1972年初次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加入了前首相大平正芳的派别。大平作为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加藤在大平任首相时期担任了内阁官房副长官。在宫泽喜一任首相时，出任内阁官房长官的要职，号称宫泽派王子。在桥本龙太郎任首相时，任自民党干事长，全力支持桥本执政。
一般来说，加藤属于自民党内的左派政治家，他的观点和很多人不同也可以说，不那么主流。例如，他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关系到是否尊重《旧金山和平条约》。他也反对石原慎太郎提出的“购买钓鱼岛”的建议。不过，他毕竟老了，发出的声音也小了许多。
加藤先生来了，他的腿脚有了毛病，走起来很慢。尽管他会中文，但还是带了一位翻译，一个小伙子，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中文，科班出身，中文十分流利。
话题离不开中日关系。
对目前的两国关系，加藤有很大的担忧。他说，现在，要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难度很大，首先是以外交部为主导的局限性无法打破，而在他看来，中国的中央领导人也有了厌倦的感觉。所以，他有些无奈地说，目前，日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而很多日本的民间人士也有些沮丧，存在着等的想法，等过一段时间，也许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慢慢恢复起来，也许两国关系也会得到改善。
虽然有些无奈，但是加藤先生还是在想办法，他两次问我，在中国，除了外交部和对外友协，还有哪个部门可以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
和加藤的会面还出了一个插曲。分别时，我只顾搀扶这位腿脚不便的老人，却把相机的镜头盖和记录本丢在了餐桌上，走出老远才想起来，也懒得回去找了，心想，买一个镜头盖算了，笔记本也没记什么东西。不料，我们在见过江田五月先生后，陪同我的筱原先生接到了加藤先生助手的电话，原来，他收到了餐厅交给他的我那两件东西，通知我们到他下一个会议地点去取。
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加深了我对这位政坛老将的印象。
日本国会大厦的后面，有三座长方形的大楼，像三个大火柴盒排在一起，这里，是参议员的大楼。日本的规定是，不论是哪个选区选上来的议员，一年要有六个月时间在这里上班，连同他们的工作班子。而他们也有义务接待自己选区的选民。
下午我是在这两座楼里转悠，有点像选民上访。不过，我看到楼里的指示牌，哪个议员在哪个办公室标示的清清楚楚，不禁也有些羡慕。在中国大陆，这样的大楼恐怕进也进不来，更不要说，知道某某某在哪个房间了。
见的第一位是江田五月，他是日中友好会馆的会长。
江田五月的议员办公室是一个三套间，一进门右手边是一个会议室，外间是工作人员办公室，里间才是江田五月的办公室。议员的办公室格局，大体都是这样。
江田先生人很消瘦，脸上皱纹很深，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但他的精神头很足。开始就开了个玩笑，说，当初他接手做日中友好会馆的会长，认为会长嘛，是个轻松活儿，没想到忙得要命，尤其是在当前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
说到这时，我想到了他的年纪，已经73岁了啊！
江田先生是日本政坛资格最老的议员之一，三次当选参议员，此前他还4次当选众议员。他的父亲江田三郎是日本著名的左派人物，曾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等职。他36岁时开始从政，此后逐渐接管了父亲的政治资源。除了在国会担任议员外，江田五月还是一名大律师，他毕业于著名的东京大学和牛津大学。他还担任过科学技术厅长官、法务大臣、民主党参议院议员会长等职，现在他的名片上，还印着一个头衔，民主党最高顾问。
江田和中国也有特殊的情感。在他两三岁的时候，他就随父亲到了中国，住在河北。他的太太就出生在北京，所以，名字叫“京子”。那时，日本侵略军正占领着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江田的父亲是反战人士，因此住进了监狱。出狱后，为了安全，他带着小江田来到了中国，做水利工程师。之所以选择水利，他也是有考虑的，他认为，战争肯定会结束，而且是以日本失败为结束，而水利工程将长久地为中国人民造福。
江田讲了一个八路军的故事，也是表达对中国的友好。一次，他父亲走在路上，背后挨了一枪，原来是八路军认为他是侵略者，还搜走了他所有的东西。后来，发现误会了，八路军又把所有的东西还了回来。江田一再说，八路军的纪律是很严明的。现在的江田，用了大量时间来从事中日友好的工作，他主持的日中友好会馆已经有35年历史了，最近几年，他一直在组织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交流，中国青年到日本，住在日本人家里，日本青年到中国，住在中国人家里，互相增进了解和友谊，每年都会有两千多人。说到这里，江田也有些黯然，说，因为日中关系出现了问题，去年人数降到了一千多人，今年嘛，也许就会停了。
江田告诉我，他也发现，最近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增加很多，而日本人到中国旅游人数下降很快，他归纳说，你看，这一点上，日本人不如中国人。我却从另一个角度看。我说，中国人到日本，受到的是体贴入微的照顾，看到的是微笑多，而日本人在中国就不一定了。这也许是日本游客减少的原因之一。
说到这里，江田批评安倍，他说，安倍的政策不改，中日关系就很难和缓。江田也反对安倍去参拜靖国神社，他说，说是这里供奉的是为国捐躯的人，但是，许多人不是为国家牺牲的，而是被牺牲的。他说，我做这个中日交流的项目，花的是政府的钱，本来，我不想用安倍政府的钱，但是，后来一想，反正也不是安倍的钱，还是纳税人的钱，用起来也心安理得。
谈到日中关系的前景，江田五月先生也是无奈，他说，只有等安倍下台了。
我说，安倍下台了，换一个人，为了拉选票，是不是还会抹黑中国呢？
江田默然了。
但是我知道，他的努力不会停止。记得八十年代时，中日关系非常好，就是因为有王震、廖承志等一批抗日战争时的老将领在推动中日友好，他们知道，汉奸的帽子戴不到他们头上。而日本也有一批主张日中友好的老朋友，他们知道中日之间是有问题的，要正视这些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都知道，怀念那个年代不如马上开始改变，而且是从自己做起。
见的第三位是公明党的参议院议长西田实仁，和前两位相比，这是一位少壮派。
西田的家庭很普通，他家原来开着一家很小的工厂，主要做唱片播放机上的那个放音针。后来，到他上高中的时候，唱片逐渐被CD取代了，他家的那个工厂就逐渐不行了。当时，西田正在庆应高中读书，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拿着奖学金才把高中读完的。他考入庆应大学经济学部以后，也是靠奖学金读书的。
1982年，西田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了八个月的中文，现在还很能说几句，只是不太流利。他自嘲说，用的太少了。其实，他也常常到中国来，就在去年初，他随公明党代表团访问中国，习近平接见了他们，这个日子，西田记得很清楚，是1月25日。
西田对中国还是很有感情的。
还在上高中时，西田就有了去中国留学的愿望。
他的母亲出生在中国的长春。日本战败以后，他母亲从中国东北到了北朝鲜，然后跨过三八线从韩国回到日本。外公则被移送到苏联的西伯利亚，外婆在经过北朝鲜的时候去世了。当时，他母亲只有10岁。西田记得，他小的时候，母亲常对他说，她在回国的路上，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热心帮助。尽管当时中国人也很穷，但还是给这个日本小姑娘吃的、穿的，所以，她一直都对中国抱有感谢的心情。西田曾想，母亲如果当时没有回到日本，弄不好就会成为被日本抛弃在中国的“战争遗留孤儿”。就这样，他总想去看一看中国，学一学中文。
现在，西田的关注点主要是经济。因为他大学学的是经济，毕业后，在一本杂志《东洋经济》做过记者。在做媒体时，他采访过一千多家企业，后来当了议员，他又走访过三千多家企业，因此，他对日本经济非常了解。
最近几年来，他总是宣传他的“三中主义”。第一个就是日本的“中小企业主义”，第二就是“中国主义”，第三个就是“中高年主义”。这三个问题，都直接关系到今后的日本。
而他在12年前，就写过一本名为《人民币·侵食日本》的书籍。西田最开始取的书名叫《上升的中国和沉没的日本》，后来，出版社硬把副标题搞成书名了。
日本和中国实在太近了，经济上也难解难分，所以，西田在一直关注日本经济的同时，眼睛也盯着中国经济。
大约在10年前，西田就提出了日本对中国的“五大活用术”。
其一是日本要能够活用中国相对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这在日本企业里面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事例。
其二是日本要能够活用中国市场，通过巨大的中国市场来做买卖。在这方面，日本虽然落后于欧美一步，但还是可以奋起直追的。西田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日本的西服商店是不是没有出路了呢？我认为不是，他们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每一位客人量体制造西装。这些西装可以先制成半成品，然后让客人选择质料、式样、尺寸，最后根据这个客人的要求加工成为成品。这些西服商店完全可以到中国去，开展这样的生意，我想中国人是会喜欢这样专门为自己量体裁衣做出的“日本制造”的。
其三是日本要能够活用中国的“头脑”。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如何把他们给活用起来，非常重要。
其四是日本要能够中国的人民币、活用中国的钱。十年之前我说如何活用中国金钱的时候，周边很多人都抱着怀疑态度。当时在日本经常被提起的是ODA，就是日本支援中国的援助金，很多人不相信中国企业会有钱。
其五是日本要能够活用中国物流网络。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无论是强盛衰落，都会影响到日本。对于日本人来说，不管你是喜欢中国也好，讨厌中国也好，他的一举一动肯定会影响到日本。所以，西田多次建议日本企业抛开喜欢和讨厌问题，考虑如何活用现在经济正在飞快发展的中国，如何活用起来是最关键的问题。
最后，我问了西田一个“敏感”问题，我说，安倍现在提出来要修宪，受到了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反对，公明党怎么看？
西田没有犹豫，说，我们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们是“增宪派”，我们主张可以增加内容，主要解决遇到复杂情况，现有宪法无法应对时，可以解决问题。
分手的时候，我向西田发出邀请，到北京去杉园共识堂作客，他双手握住我的手，说，一定。我顺便问他，会喝中国白酒吗？他笑了，笑的很灿烂：当然会！
我知道，因为筱原君自己的观点和价值取向，他为我约的都是主张中日友好的，没有右翼人士，所以，他们的观点并不能代表所有日本人，也许，很多日本人会非常排斥他们所说。但是，这毕竟也是来自日本的声音，我们希望这种声音会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