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戏剧电影的摇篮，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拍摄出了一大批经典电影。王龙基认为，其根源就在于那时候在上海聚集了一大批追求真理、向往真善美、对艺术极其执著而且志同道合的作家、编导、演员、摄影师、美术师、作曲家、录音师、服装师、道具师以及方方面面的艺术家。王龙基有幸与这些前辈接触合作，得到好多人生和艺术的重要启迪，成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巴金和王龙基的爸爸有六十多年的友谊。早在解放前他们就相识。尽管巴金是写文章的，王龙基的父亲是搞音乐的，但两人都说文学和各种艺术是相通的，对于生活和创作的“真、善、美”，他们都有共同的追求和执著，所以很投缘。解放后，一起到北京参加全国文代大会，在几届政协和文联活动中又共同畅谈艺术、畅谈创作、畅谈人生……
“文革结束时，文学书籍尤其是名著奇缺。王龙基经常在星期六、星期天到书店去排上半天甚至一天的队，购买几本刚刚再版的名著。有时为了能买到一本书，还要被雨淋成”落汤鸡有一天，他听说巴金伯伯的《家》再版了，就兴冲冲地来到巴金家。
巴金住在上海徐家汇一条不显眼的林荫路上，两扇黑漆的大门，一座西式三层楼的花园洋房。由于“文革”而多年没有修缮，显得十分陈旧。王龙基按了门铃，便听到里面有人问：“找谁？”王龙基答：“找巴金伯伯。”里面的人问：“你是谁？”王龙基答：“我是王云阶的儿子王龙基。”“请等一下。”不一会儿，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缓缓地将门打开，王龙基进去后。她又立即把门关上了。
进了门，走过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再上几个台阶，推开一扇镶着花窗玻璃的门，便到了巴金伯伯的书房。王龙基看见了文学巨匠，他的巴金伯伯正坐在椅子上，身后都是书橱和书。
巴金微笑了，第一句话就问：“你爸爸最近好么？”王龙基说：“很好。他让我向您问好。”“谢谢。”巴金很客气地答道。聊了一会儿家常后，王龙基说：“巴金伯伯，听说您的《家》出版了，我很喜欢您的作品，想要一本。”他笑了笑，爽快地答道：“好的，不过我的手关节不太灵活，请你过三天来拿行不行？”王龙基说：“那太好了。我等着。”
三天后的晚上，王龙基再次来到巴金家。老人一看见王龙基，便从书架中拿出一本《家》递过来。王龙基翻开扉页，看见巴金伯伯亲笔题写的——“赠王龙基同志，巴金，三月三十日”几个大字。王龙基看见他笑眯眯地望着自己，非常高兴，说了声“谢谢您，巴金伯伯。”
后来，王龙基又去向巴金伯伯要了再版的《春》和《秋》，他每本书都亲笔题了字。王龙基回到家里，亲手为这三本书制成了硬封面，然后，珍藏在书橱里，时常翻阅，时常想念着巴金伯伯，想起他的话。
1991年，上海市文联和音协主办“王云阶音乐生涯6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王龙基又去了巴金家。告诉老人家，爸爸王云阶的音乐会举办日期。巴金伯伯抱歉地对他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去听你爸爸的音乐会了。请转告你爸爸，预祝音乐会取得成功。我预订一个花篮送去表示我的心意吧。”王龙基十分高兴地说：“谢谢。您行动不方便，花篮我就帮您办了。”巴金伯伯很客气地说：“那就谢谢你了。”王龙基临走时，巴金还补充了一句：“别忘了，花篮需要多少钱告诉我，应该我来付的……”
巴金伯伯正直、善良、平易近人的品质深深地印在王龙基心中。“巴金——一位多么好的前辈。”王龙基每次路过那座小楼前，总要停下来，久久望着里面，然后，这样在心里这样悄悄地说。
1951年，父母亲奉调举家进京，独把王龙基一个人留在上海，住到常熟路瑞华公寓，那是干妈吴茵的家。他那年在阿丹叔叔（王龙基从1947年就这么叫赵丹）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为孩子们祝福》中扮演男主人公——学生张化国。黄宗英、黄晨扮演老师，蒋天流扮演母亲，李金扮演坏学生。
当时，挑选儿童演员，阿丹叔叔让王龙基当“主考官”，他则在旁边观察。阿丹叔叔要求他和几位主要的参选同学一对一讲故事，王龙基讲一个对方讲一个，然后相互评议。在他们相互争论中，展示这些小朋友的真实性格和表情。
电影中，有一场戏需要王龙基痛哭流涕。可是，接连拍了好几个镜头，他哭了一遍又一遍，效果还不是赵丹要的。他后来哭不出来了。阿丹叔叔为追求真实，不让王龙基点眼药水。怎么办呢？他开始用了许多激将法都没有效果……最后，他让摄制组全部原地休息，聚光灯全部熄灭，静场。那时，王龙基连自己的呼吸都能听见。这样静静地过了一段时间后，阿丹叔叔开始给他讲苗子（他的长子赵苗）在孤儿院里的悲惨生活。阿丹叔叔很快进入角色，继而，边讲述边涕泪横流……王龙基被他动情的表述感染了，忍不住大哭起来。阿丹叔叔立即止泪喊道：“开灯，预备，开始！”他瞬间就像换了一个人。随着摄影机“咔咔咔”的声音，拍摄正式开始了……
反右运动后，阿丹叔叔搬到了湖南路一幢独立花园别墅住，一共三层，他住一层，孟波局长住一层，还有一层组织上准备安排王云阶家住。父亲担心他们子女之间可能发生矛盾，从而会影响大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没有搬去……
阿丹叔叔是一位极赋表演天赋的大艺术家，解放前成功塑造了许多不配形象，如《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关不住的春光》、《希望在人间》中的典型人物。1948年，阿丹叔叔和黄宗英新婚燕尔，便在电影“三毛流浪记”中留下了难忘的镜头。他怀着极大的创作激情在《武训传》中扮演“武训”，成功塑造出一个为广大贫苦农民的子女能够上学而历经千辛万苦的穷苦人。但电影却遭到全国“声讨”批判。后来，他想扮演鲁迅又遭到江青的封杀。他想扮演周恩来，也有人出来阻拦。
在王龙基看来，阿丹叔叔是一位世界级的电影大师，是一个正直富于激情的大知识分子。可惜，他不被极“左”路线所容，致使让中国和世界的电影艺术蒙受了巨大损失。他的悲剧决不是他个人的。
1948年，在拍摄电影三毛流浪记的宴会场景时，孙道临叔叔也参加了演出。
解放后后，王龙基看了孙道临拍的《永不消逝的电波》热血沸腾。曾几次想去孙家，与孙叔叔谈谈他这次的表演，都没有合适的机会。
上初中的时候，王龙基听说孙叔叔结了婚。当时，上海滩因为孙道临和越剧大师王文娟结婚而掀起了不小的“风波”。许多女孩子因此而发狂，一段时间，上海电影局门口被女影迷们围得水泄不通。据说，一个小姑娘因为疯狂而导致精神失常……那个年代没有“粉丝”、“钢丝”的称呼，只有热爱艺术尊重艺术家的“影迷”……
孙道临为人谦虚、诚恳，他不仅演技高超，塑造的电影形象朴实、真切，给王龙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极其高级而经典的朗诵，王龙基百听不厌，每次听了，都会感觉到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心灵的都有一次洗礼有一次，王龙基去看望他。说了半天，孙道临才想起来，他微笑道：“三毛长成大人了，拍戏的时候，你是个小娃娃……”
1953年，王龙基住在干妈吴茵家里。恰好王丹凤阿姨正在度蜜月，从香港回到上海，也住在同一幢公寓里。
那阵子，王龙基经常到丹凤阿姨家去玩。王丹凤很喜欢他，每次去，她都会准备好吃的东西给他吃，还送给他不少玩具。前些年，她搬到上海电影院附近的别墅后，王龙基去看她时，她说：“你小时候很可爱，但是非常顽皮。”她印象最深的是，每次王龙基离开她家时，常常是不乘电梯下楼，而是喜欢趴在扶梯上滑下去。弄得管理员非常紧张。王丹凤拍过很多电影，也很喜欢唱歌，她最喜欢唱的就是在电影《护士日记》中唱的王云阶作词作曲的《小燕子》。她每到一处总喜欢唱《小燕子》这首歌曲。王丹凤阿姨的嗓子很优美。她唱“小燕子”，其实就是“原唱”，歌声圆润亲切，也正因为此，她和王龙基的父母亲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2006年6月25日，比利时王子到上海来举行电影“三毛”的启动仪式。他们邀请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老厂长、中国儿童电影学会老会长于兰来上海出席这次活动。可是北京来电话告诉王龙基，她不能来上海了，因为她坐轮椅了……
王龙基非常吃惊！
年初的时候，在北京和国家广电总局张局长碰面的时候，她的身体还是好好的。怎么几个月就坐上了轮椅？近些年，每次电影铜牛颁奖仪式上，王龙基总能见到于兰阿姨。记得上次在浙江横店影视基地，田华问他：“大家都叫于兰老师，你为什么叫于兰阿姨呢？”还没等王龙基开口，于兰就告诉她：“龙基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们两家关系很好的，从小就叫我阿姨。”
1951年到1954年，王云阶在中央电影局担任音乐处处长，于兰的爱人田方担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他们住在一个四合院里。
于兰阿姨扮演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电影形象，激励着共和国年轻一代奋发向上！前些年她不幸患了骨癌，住过好几次医院，王龙基也到医院去看望过她。据说患骨癌是很痛苦的，但是每次和她的接触时，从来没有看到她皱过眉头，喊过痛。她总是非常乐观，非常开朗。
她十分执著于中国的儿童电影事业。当她知道经三毛公司同意，中国要和比利时、法国合作拍摄电影“三毛”时，特别高兴。她请中国儿童电影学会的领导和剧组见面，又直接请国家广电总局的领导支持这个合作项目，并且接见了剧组。
于兰阿姨非常喜爱年轻人。每次合影时，她和田华都说：“龙基，你一定要站在中间，我们在你两边做陪衬，世界是年轻人的。”其实，王龙基已经不属于年轻人之列了。但在于兰阿姨的眼里，他永远是个孩子。
2008年国庆节，王龙基和妻子王桢琴及小妹妹一起去看望于兰阿姨，本来他们要请于兰阿姨到外面吃饭。于兰阿姨说：“国庆节，这附近的饭馆都休息了。我的脚又不方便，咱们在家吃吧。”结果，他们在于蓝阿姨家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宴。
王龙基住在干妈吴茵家里时，记得干妈有很多领的孩子，有比他大的，也有比他小的。尽管王龙基很顽皮，但是他和这些孩子，包括干妈自己的孩子都处得非常好。相互之间都非常友爱。现在回想起来，干妈家多了王龙基这么一位顽皮“宝贝”，着实增添了不少麻烦，花费了许多精力，但她从来没有生过气。她的爱心，她对王龙基的种种关照，至今难以忘怀。
吴茵在电影《三毛流浪记》中，扮演了孔家二小姐，穿了一双高统皮靴，拿着一个马鞭，尽管在电影中没有台词，只闪过几个镜头，但她精湛的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中央电视台《流金岁月》节目中，王龙基惊喜地见到了老朋友，58年没有见面的吴茵的儿子——电影《三毛流浪记》中扮演瘌痢头的孟树范，他比王龙基大七岁。两人热烈拥抱热泪盈眶。
2006年6月21日，在上海拉开了“金嗓子周璇逝世50周年纪念活动”这项活动要在全国乃至美国、加拿大等世界多处举办。周璇不仅是德艺双馨的著名电影演员，而且也是歌声甜润的金嗓子，她所拍的电影和所唱的歌曲风靡国内外半个多世纪。
1953年，王龙基正在上海大木桥路老中电二厂拍摄电影《为孩子们祝福》同时拍摄的电影，还有顾也鲁叔叔、陶金叔叔和周璇阿姨的《和平鸽》。因为当时在中电二厂只有这两个摄制组，又都是老熟人，所以大家经常往来。
顾也鲁、陶金还有周璇，他们是满怀着热情刚从香港回到上海，要用电影报效祖国，报效新中国。
周璇阿姨给王龙基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她的谦和与爽朗。每次拍戏，她来得都很早。化好妆后就静静地坐在一旁，让自己进入剧情。每次试镜头或试灯光，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走台，从来没有找过什么替身。有时在一个镜头拍完后，导演不满意，她二话不说，就很认真地重来一遍。王龙基记得有几次，拍完以后导演很满意的，可是，周璇阿姨自己却感觉不满意，便主动要求导演再来一遍。她对于自己拍摄的每一个镜头，都是非常认真严谨。
后来，突然在《和平鸽》摄制组里见不到周璇阿姨了。听别人说她的旧病复发了，住进了精神病院。一直到1957年，报纸上刊登出周璇逝世的消息……在中国电影史中，一部电影拍摄完后，竟然没有公映，也没有留下拷贝的奇事，就数《和平鸽》了。
1947年，王云阶到昆仑影业公司工作后，家就搬到了徐家汇三角地昆仑影业公司（就是现在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大门附近的一间简陋的私房居住。屋外有一块不大的空旷地，便成了王龙基当时的乐园。他天天在那里玩儿。
史东山伯伯很喜欢王龙基，一天，他对王云阶说：“发现你儿子很可爱，我很想给他一个镜头试试，看他怕不怕摄影机，能不能拍电影。”不久，史东山伯伯就让王龙基在他导演的电影《新闺怨》中，扮演一名小观众。给他的特写镜头是：看了音乐演出后，热烈鼓掌。为了拍好这样一个短短的镜头，史东山伯伯耐心地给王龙基讲：眼睛不要看镜头，表情要自然，不要怕水银灯和摄影机等。直到王龙基懂了，他才开拍。当水银灯打开后，灯光热得火辣辣的，亮得眼睛也睁不开。不过，王龙基很快就适应了。第一次上镜头，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记得拍好后，史东山伯伯很高兴，夸奖王龙基的表情自然。他特别剪了几格这个镜头的胶片放成大剧照，送给王龙基做纪念。在那个镜头里，把王龙基放在画面的中心。从这个“试试看”的镜头开始，王龙基便走上了银幕。
自从王龙基在电影《新闺怨》里上了镜头后，便对拍电影发生了兴趣。出于好奇，他常常往昆仑和文华影业公司的摄影棚里窜，躲在别人后面看拍戏。曹禺伯伯是剧作家，那时，他正在文华影业公司编导电影《艳阳天》，戏中需要一个儿童角色——牛牛的扮演者。他找到了王龙基。当时。王龙基讲话带有很重的四川音。在拍戏时，曹禺伯伯亲自教他讲国语。为了纠正他“知”和“吃”的发音，曹大师就蹲在他旁边，反复教了好多遍，还把剧情编成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他听，还扮演角色示范给他看。最后，再让他自己扮演。在曹禺伯伯的耐心指导下，王龙基顺利地拍完了戏。曹禺伯伯很高兴。后来，爸爸对王龙基说，曹禺伯伯很喜欢你，曾连夜修改剧本，为他扮演的牛牛增加了一场戏。
白杨，原名杨成芳，1920年4月生于北平，湖南湘阴（今汨罗）人。她是中国早期的电影演员，早在1932年，她就在电影《故宫新怨》中扮演小丫环，从此踏上演艺生涯。1937年她和赵丹联袂主演《十字街头》，成功地塑造了杨芝英这一充满幻想、单纯幼稚的青年女性形象，深得观众的喜爱，也使她一举成名。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白杨从大后方重庆回到了上海，在昆仑公司主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成为中国电影的奇葩。
1947年初，王云阶带全家来到上海。经朋友介绍，为大明星白杨主演的《新闺怨》作曲，并且，教白杨弹钢琴。那时，父亲曾对王龙基说，白杨阿姨非常谦虚，学习钢琴特别刻苦，很快就能独自弹奏了。从此，白杨和王龙基父母也成为莫逆之交。解放后，有一次，白杨阿姨到他们家来串门。正好遇到王龙基的几个弟弟妹妹种牛痘，白杨阿姨也一起在他们家里接种了牛痘。
1996年初，王龙基到那个有名的小白楼里去看望她。白杨阿姨特意拉他在李瑞环为她题写的“艺海长青”下面合了影。白杨阿姨告诉他，她最喜欢这句话——“艺海长青”。此后不久，她就去世了。享年只有76岁。王龙基收到她子女的来信，又去了她徐家汇的家。在小花园里，摆放了白杨和丈夫蒋君超二人的铜胸像……王龙基仿佛看到两颗光彩夺目的银海明珠，放射着五彩斑斓的光芒……
上官阿姨原名韦均荦，又名亚君，1920年3月2日出生于江阴长泾镇。1940年起，在上海参加了话剧演出活动，1947年开始在上海昆仑影业公司从事电影。她主演《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丽人行》等多部电影都成为中国电影百年的经典。她是中国电影百年中不可多得的明星，她在影片中塑造的每个形象都给人们留下极深的印象。上官阿姨她的演技十分精湛，扮演的角色出神入化。即使她在一部电影中只出现一个镜头，都会让观众十分难忘。
王龙基很荣幸，解放前在上官阿姨主演的电影《希望在人间》中扮演角色。解放后，他又和上官阿姨一起在兰心大剧院演出话剧《怒吼吧！中国！》。在电影《三毛流浪记》中，上官阿姨和她的女儿姚姚仍然扮演母女。她们和当时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们众星捧月，甘为王龙基这么一个小孩子“三毛”配戏，这已成为中国百年电影史中的佳话和唯一。她主演的几部电影都是王龙基父亲作曲的。上官阿姨和她的女儿姚姚，在电影《三毛流浪记》中，她们自己挑选了独特的服装，她的几句话、几个动作、几个表情都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这就是上官阿姨的演技，这就是上官阿姨的水平。
上官阿姨人品出众，演技精湛，原本应该为中国的电影事业留下更多的经典。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劫难中，她遭到了非人的迫害和摧残，只有48岁便含恨离开了大家、离开了她所钟情的电影事业……
1947年，石辉导演了电影《母亲》。影片中，秦怡扮演母亲，王龙基扮演她的儿子。1951年瞿白音导演的电影《两家春》（即《小女婿》），秦怡演十八岁的媳妇，王龙基演九岁的小女婿。秦怡阿姨不仅是长者，更是他值得尊敬的前辈。她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她对艺术执著地追求，都给了王龙基很大的影响。
在拍摄《母亲》时，有一场戏，是他们母子两人乘黄包车搬到贫民区。那是在摄影棚内铺成的石头路上拉车。这场戏拍了一个通宵，一遍又一遍，秦怡每一次都是认认真真，没有一丝怨言，没有一丝怠慢，没有一点大明星的样子。
在拍摄《两家春》时，外景是在河北省的逐鹿县。当时生活很艰苦。他们与农民同吃同住，秦怡一点儿没有架子，一点儿没有特殊；秦怡阿姨的平易近人、谦虚谨慎、认真演戏、认真做人，显得那么完美。
多少年过去了，王龙基再看到秦怡阿姨，仍觉得她的美没改变，她的艺术魅力没有改变，她的性格没有改变，她的人品没有改变。从秦怡阿姨身上，王龙基感到，演好电影中的戏不容易，但扮演生活中的人更难，要做一个群众称赞、人民需要的人难上难。但秦怡做到了。
徐韬，是王龙基敬爱的中国戏剧电影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又刚正不阿的艺术大师。
从1947年初起，王龙基就叫他阿韬叔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阿韬叔叔跟随戏剧大师洪琛先生从事戏剧活动，深得洪琛先生的器重。四十年代初，赵丹等人写信给他，一起去新疆闹革命。接到信后，阿韬叔叔就立即辞别了洪琛先生，和新婚不久的爱人陈畹芬携带刚出生的儿子徐伟杰，历经千辛万苦赶到新疆。结果，他们和赵丹一起都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一关就是五年。
入狱三年后，盛世才强令他们的妻儿离开新疆，他们要求见面后离去。结果在机场，盛世才背信弃义，人没有见面，强迫家属立即离去。那时候大家都以为狱中人全部遇难。因此，阿韬叔叔他们出狱后，发生许多像《上海屋檐下》中描写的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
抗战胜利后，阿韬叔叔来到上海，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昆仑影业公司和王为一等前辈拍摄了一系列中国经典影片，如《关不住的春光》……王龙基和阿韬叔叔的儿子伟杰等都在这些电影中扮演了角色。
解放后，王龙基父亲调往北京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任副处长（处长何士德是新四军军歌的作者），阿韬叔叔调往中央电影局办公厅任主任。阿韬叔叔不仅关心自己的子女，也关心其他青少年的成长。当时，他兼任了北京市三女中的校外辅导员，经常抽空去学校给学生们辅导讲课，讲述中国的革命，讲述电影艺术。他导演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中的主题歌《敖包相会》一直受到大家的喜爱，历经半个世纪，仍广为流传。
阿韬叔叔和王龙基父亲都不喜欢当官，他们也都不会当官，不懂当官。在他们一再要求下，最后，都回到上海继续他们的艺术创作。阿韬叔叔又导演了秦怡主演的《摩雅傣》等一系列的优秀影片。
阿韬叔叔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生活极其简朴。王龙基在行知中学读高中时，一天晚上，去伟杰家玩儿。看见阿韬叔叔穿着一套很旧的浅色睡衣，头上戴着一顶压发帽，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在台灯下十分专注地为伟杰的弟妹伟光、双双、小静和小沛修理铅笔盒。桌上放着好几个旧铁皮铅笔盒，他认真细致地用一块一块的胶布粘贴损坏的铅笔盒。这个场景给王龙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场空前绝后的劫难中，阿韬叔叔受到残酷的迫害。最后，他到杭州钱塘江边走完了本应更长久、更辉煌的人生之路……为什么阿韬叔叔会到远离上海几百公里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呢？王龙基一直不解。后来，徐伟杰告诉王龙基：她母亲陈畹芬说钱塘江边是他（她）们当年定情的地方……
阿韬叔叔的人品永远让人尊重，让人学习；阿韬叔叔的感情永远让人崇敬，让人感动……
王龙基从小就喜欢漫画，尤其是讽刺漫画。华君武伯伯所创作的讽刺漫画，构图简练，一针见血，十分辛辣。每一幅漫画都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王龙基记得他画过一幅“晒衣服”的漫画，虽然看上去非常简单，就画了一根晒衣绳，上面晒着许多上衣，有大有小，清一色的列宁装。这对解放初人们千篇一律清一色的衣着，是一种极大的讽刺。通过晒衣服这么一个极普通生活场景，极其深刻地鞭挞了当时社会上的那种单一单调的现象。还有一幅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同一个人的两幅面孔，左面的是批评，他拿着鸡毛掸子，恶狠狠地用掸子柄对别人“批评”。而右面，则是笑嘻嘻的用鸡毛掸子掸自己的脸，进行“自我批评”。这些漫画都高度揭示了当时生活中的典型问题。
“文革”以后，华伯伯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热心参与公益活动，王龙基有幸多次和他在一起参加活动。
1995年11月，在浙江海盐张乐平纪念馆开馆活动中，华伯伯看到王龙基给别人的签名后说：“龙基，你的签名很像消防队的云梯，你给我签个名字，我来给你画个消防员吧。”王龙基立马就签了个名，华伯伯接过来，马上在他的名字上面画了个消防队员在往外喷水。他的思维非常敏捷，想象力极其丰富……他还在旁边加写了一句：“龙基，老三毛高级工程师所嘱，华君武”。画完以后，他好像并不太满意，对王龙基说：“下次你签个名寄给我，我再给你画张。”
过了一年，王龙基用白纸签了好几张，寄给华伯伯，他很快画好寄回来，还附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忘了消防队员往哪喷水了，所以，画了一个消防队员对王龙基的名字喷水。王龙基看了，哈哈大笑……后来他又写过一封信给王龙基。他说：搞了半天，原来你是王云阶的“大公子”，我们见过这么多次面，我都不知道，我与你父亲是老熟人呀，我很希望有时间能在一起叙叙旧……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一天，王龙龙基见到了黄佐临伯伯。那时，他在上海无线电二十厂担任副厂长。行知中学校友许教靖，请他到兰心大戏院去看戏。这个戏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新创作的一台话剧，许靖参加演出。幕间休息时，许靖特意安排了王龙基和黄佐临伯伯在贵宾室会面，两人谈了很长时间。
佐临伯伯详细地询问了他关于企业改革的情况，在交谈中，他感受到伯伯对中国戏剧发展前景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期盼。他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够和中国的戏剧结合起来……他们还谈了关于中国戏剧融入市场的可能，以便进一步促进中国戏剧事业的蓬勃发展……这一次王龙基和伯伯在一起谈了很长时间。由于这个话题特别新颖、前卫，所以，当时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黄佐临是中国戏剧界的泰斗，享誉中外的著名戏剧大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他和夫人丹妮早年就读伯明翰大学，是一对高材生，他们热爱祖国，没有留在国外享受丰厚的物质生活，而是回国投身中国戏剧事业。他们是对祖国充满热爱，对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极其执著的艺术家。早年参加上海剧艺社，曾在重庆国立戏专任教。左临伯伯导演过《曙光照耀莫斯科》、《霓虹灯下的哨兵》、《伽利略传》、《陈毅市长》等90余部话剧，10余部电影，曾多次获奖。王龙基的爸爸妈妈和他的友谊要超过半个世纪，每当在家里提及佐临伯伯和丹妮阿姨时，两位老人都流露出极大的尊敬。
王龙基是1963年7月认识佐临伯伯和丹妮伯母的，还有他们的二女儿黄海芹。那时。他刚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电影文学系毕业。他一心想当兵，写了许多次血书，结果，福州军区文工团特别委派了创作员张公敏到上海接兵，其中一位是王龙基校表演系同学倪金虹，另一位就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应届毕业的高材生——黄佐临的二女儿黄海芹。因为马上就要穿上军装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所以三人都兴奋不已。
三个人中只有王龙基是男子，所以三个人的准备工作，他都一起关心起来。那几天，王龙基去了佐临伯伯家数次，他当时住在泰安路上一条弄堂里的一座花园洋房里。佐临伯伯和丹妮阿姨尽管是享誉国内外的知名人士，待人却亲切随和，平易近人，每次到他们家，都是特别热情，关心地问他的爸爸妈妈，问他的一切情况。
王龙基和黄海芹一起分配到福州军区前锋文工团的创作组。黄海芹从小受其父母影响，看过许多戏剧，还博览了中外名著。王龙基记得，她最喜欢的一本书是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笑面人》。她不仅修养好，文笔也十分细腻。王龙基当时有些创作构思，都得到她的鼓励启发和指导。他们还共同创作过一个活报剧。王龙基觉得很生动，也很成功，当然主要是她执笔的缘故。6年共同的部队生活，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