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论经数典，删冗存精
《论学堂用经传议》，于1905年5月刊于上海《东方杂志》第2卷第四期《附录》之《商务印书馆征文》。全文如下：
学堂用经传，宜以何时诵读，何法教授，始能获益？
吾国旧学，经传尚矣。独夫秦汉以还，门户攸分，入主出奴，波潏未已。逮及末流，或以笺注相炫，或以背诵为事。骛其形式，舍其精神。而矫其弊者，则又鄙经传若为狗，因噎废食，必欲铲除之以为快。要其所见，皆偏于一，非通论也。乃者学堂定章，特立十三经一科。迹其方法，笃旧已甚，迂阔难行，有断然者。不佞沉研兹道有年矣，姑较所见，以著于篇。知言君子，或有取于是焉。
(甲)区时。我国旧俗，乳臭小儿，入塾不半稔，即授以《学》、《庸》。夫《大学》之道，至于平天下，《中庸》之道极于无声臭，岂弱龄之子所及窥测！不知其不解而授之，是大愚也。知其不解而强授之，是欺人也。今别其次序，区时为三：一蒙养，授十三经大意。此书尚无编定本，宜由通人撮取经传纲领总义，编辑成书。文词尚简浅，全编约三十课。每课不逾五十字，俾适合于蒙养之程度。凡蒙学堂末一年用之，每星期授一课，一年可读毕三十课，示学者以经传之门径。二小学，授《孝经》、《论语》、《尔雅》。《孝经》为古伦理学，虽于伦理学全体未完备，然其程度适合小学。《论语》为古修身教科书，于私德一义，言之綦翔。庄子称“孔子内圣之道在《论语》”，极有见。《尔雅》为古辞典，为小学必读之书。读此再读古籍，自有左右逢源之乐。三中学，授《诗》、《孟子》、《书》、《春秋》三《传》、三《礼》、《易》、《中庸》。《诗经》为古之文集(章诚斋《诗教篇》翔言之)。有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诸趣意，宜用之为中学唱歌集。其曲谱取欧美旧制，多合用者。(余曾取《一剪梅》、《喝火令》、《如梦令》诸词，填入法兰西曲谱，亦能合拍。可见乐歌一门，非有中西古今之别。)如略有参差，则稍加点窜，亦无不可。欧美曲谱，原有随时编订之例，毋待胶柱以求也。《孟子》于政治、哲学佥有发明。近人有言曰：“举中国之百亿群书，莫如《孟子》”，持论至当。《书经》为本国史，《春秋》三《传》为外交史，皆古之历史也。刘子元判史体为六家，而以《尚书》、《春秋》、《左传》列焉，可云卓识。三《礼》皆古制度书，言掌故者所必读。晰而言之，《周礼》属于国，《仪礼》属于家，《礼记》条理繁富，不拘一格，为古学堂之普通读本。此其异也。若夫《易经》、《中庸》，同为我国古哲学书。汉儒治《易》喜言数，宋儒治《易》喜言理。然其立言，皆不无偏宕，学者宜会通观之。《中庸》自《汉书？艺文志》裁篇别出，后世刊行者皆单行本。其理想精邃，决非小学所能领悟，中学程度授之以此，庶几近之。
(乙)窜订。笃旧小儒，其斥人辄曰：“离经叛道”，是谬说也。经者，世界上之公言，而非一人之私言。圣人不以经私诸己，圣人之徒不以其经私诸师。兹理至明，靡有疑义。后世儒者，以尊圣故，并尊其书。匪特尊其书，并其书之附出者亦尊之，故十三经之名以立。而扬雄作《法言》，人讥其拟《论语》；作《太玄》，人讥其拟《易》。王通作《六籍》，人讥其拟圣经。他若毛奇龄作《四书改错》，人亦讥其非圣无法。以为圣贤之言，亘万古，袤垓，断无出其右者，且非后人可以拟议之者。虽然，前人尊其义，因重其文；后儒重其文，转舍其义。笺注纷出，门户互争。《大学》“明德”二字，汉儒据《尔雅》，宋儒袭佛典，其考据动数千言。秦延君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十万言。说“曰若稽古”四字三万言。甚至一助词、一接续之词之微，亦反复辩论，不下千言。一若前人所用一助词、一接续词，其间精义，已不可枚举。亦知圣贤之微言大义，断不在此区区文字间乎！矧夫晚近以还，新学新理，日出靡已，所当研究者何限，其理想超轶我经传上者又何限！而经传所以不忍遽废者，亦以国粹所在耳，一孔之儒，喜言高远，犹且故作伟论，强人以难。夫强人以难，中人以下之资，其教育断难普及，是救其亡，适以促其亡也。与其故作高论促其亡，曷若变通其法蕲其存！变通其法，舍删窜外无他求。删其冗复，存其精义；窜其文词，易以浅语，此删窜之法也。若夫经传授受之源流，古今经师之家法，诸儒笺注之异同，必一一研究，最足害学者之脑力，是求益适以招损。今编订经传释义，皆以通行之注释为准，凡异同之辨，概付阙如，免淆学者之耳目。此订正之法也。
《孝经》、《论语》皆小学教科书，删其冗复，存者约得十之六七。易其章节体为问答体(如近编之《地理问答》、《历史问答》之格式是)。眉目清晰，条理井然，学者读之，自较章节体为易领会。唯近人编辑问答教科书，其问题每多影响之处。答词不能适如其的，不解名学故也。脱以精通名学者任编辑事，自无此病。
《尔雅》前四篇，鲜可删者，其余凡有冷僻名词不经见者，宜酌为删去。原文简明，甚便初学，毋俟润色。《尔雅图》，可以助记忆之力，宜择其要者补入焉。
《诗经》作唱歌用，体裁适合，无事删润。
《孟子》亦改为问答体，删润其原文，以简明为的。近人《孟子微》，颇有新意，可以参证。
《尚书》原文，最为奥衍。宜用问答体，演成浅近文字。
《春秋》三《传》，唯《左传》纪事最为翔实。刘子元《申左篇》尝言之矣。今当统其事实之本末，编为问答体(或即用《左传纪事本末》为蓝本，而删润其文)。以为课本。其《公》《谷》二《传》，用纪事本末体，略加编辑，作为参考书。
近人孙诒让撰《周礼政要》，取舍綦当，比附亦精，颇可用为教科书。近今学堂用者最多。唯论词太繁。宜总括大义，加以润色。每节论词，不可逾百字。
《仪礼》宜删者十之八，仅通大纲已足。《礼记》宜删者十之六。以上两种，皆用问答体。
我国言《易》、《中庸》，多涉理障。宜以最浅文理，用问答体为之。日儒著《支那文明史》、《支那哲学史》，言《易》理颇有精义，可以参证。
问答体教科书，欧日小学堂有用之者。我国今日既革背诵之旧法，而验其解悟与否，必用问答以发明。唯经传意义艰深，条理紊杂，以原本授学者，行问答之法，匪特学者不能提要钩元，为适合之答词，即教者亦难统括大意，为适合这问题。(今约翰书院读《书经》、《礼记》、《孟子》、《论语》等，佥用原本教授，而行问答之法。教者、学者两受其窘。)吾谓，编辑经传教科书，泰半宜用问答体，职是故也。
乌乎，处今日之中国，吾不敢言毁圣经，吾尤不忍言尊圣经。曷言之？过渡时代，青黄不接。向之圣经，脱骤弃之若敝屣，横流之祸，吾用深惧。然使千百稔后，圣经在吾国犹如故，而社会之崇拜圣经者，亦如故。是尤吾所恫心者也。不观英儒颉德之言乎：“物不进化，是唯母死。死也者，进化之母。其始则优者胜，劣者死，厥后最优者出。向所谓优者，亦寖相形而劣而死。其来毋始，其去毋终。递嬗靡已，文化以进。”我族开化早于他国，二千稔来，进步盖鲜。何莫非圣经不死有以致之欤！一孔之士，顾犹尊之若鬼神，宝之若骨董，譬诸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亦未审天演之公例也。前途茫茫，我忧孔多。撰《学堂用经传议》既竟，附书臆见此。愿与大雅宏达共商榷焉。
《论学堂用经传议》的“经传”所指，是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和历代学者解释这些经典著作经文的传。一般而言，“经传”泛指比较重要的古书。而所谓“经学”，则是指把儒家经典当做研究对象的学问，内容包括哲学、史学、文学和语言文字学等。
一、对两种文化传承、接受偏至观的批驳
在文章的开篇，李叔同首先指出了两种对待儒家传统经典的偏执态度：其一，只注重学经、尊经的形式，从而舍弃了经传的文化精神实质；其二，视古代经典如“狗”一般，因噎废食，欲将传统经传铲除而后快。他指出，这两种极端态度均不是全面客观地对待儒家经典的科学态度，虽然现行学堂教育制度设立了“十三经”这一科目，但综观其教育方式方法，已显得陈旧冗繁，难以适应今天的现代教育，确有除旧革新之必要。
李叔同所举的两种对待儒家经传的态度，实为中国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对待传统文化的非科学态度。近、现代以来，这两种偏颇的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观念就一直存在。它们往往是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旗号的掩盖下表现出来，特别是那种“因噎废食”的激进观念，对传统文化“必欲铲除之以为快”的文化虚无主义，在20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又融入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内涵，对传统文化加以彻底的否定，对传统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的破坏可谓登峰造极，使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又经历了一场浩劫。时至今日，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条件下，在对“国学”(目前对“国学”这一称谓本身也仍存在争议)、对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加以继承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意见。
二、与时俱进，对经传作相应的删改、编纂和订制
如何传承古代儒家经传？研究儒家经传之道多年的李叔同，提出了在今天仍值得我们重视的见解：其一，是区分年龄段讲授儒家经传；其二，为顺应时代发展，应对经传作相应的删改编订。
(1)区分年龄段讲授经传
在文章中，李叔同提出可以针对学生的年龄，分为三个年龄段，每一年龄段授予不同的经传内容。
第一阶段：启蒙教育阶段(李叔同将其称为“蒙养”阶段，大致是在进入小学教育前的“学前教育”阶段)。他认为，此阶段可讲授十三经的大致内容。最好由精通十三经的学者授课，撷取经传纲领的总义，即经传的核心思想内涵，编辑成教材。文词应简而浅、可编为三十课，作为经传学习的入门。
第二阶段：小学学习阶段。此时可讲授《孝经》、《论语》、《尔雅》。李叔同指出，《孝经》是古代伦理学，虽然还不能算是完备的伦理学名著，但它的内容适合小学生的理解程度。《论语》是古代的修身教科书，在论述个人品德修养方面，其阐述极为翔实。他认为庄子所说的“孔子内圣之道在《论语》”是很有见地的。《尔雅》作为古代的辞典，是小学必读之书，读了《尔雅》再读古代的典籍，会感到一种左右逢源的乐趣。
第三阶段：中学学习阶段。这一时期讲授《诗》、《孟子》、《书》、《春秋》、三《传》、三《礼》“、《易》、《中庸》。他进一步阐明，《诗经》是古代文集，章诚斋的《诗教篇》对此有详细的介绍阐述。《诗经》的内容有“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等诸多修辞手法及“诗”学的义理、审美旨趣，适宜作为中学生歌曲的词。其具体的方法是，在欧美的许多经典老歌中，根据所填词的内容选择曲调，是能够找到适合的旋律的。
李叔同于此介绍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二次创作实践：曾选取《一剪梅》、《喝火令》、《如梦令》等词，配上法兰西民族歌曲曲谱的旋律，也是可以适配和融合的。他认为，由此艺术创作之实践，亦可见进行歌曲的二次创作，没有严格的中、西、古、今的界限区分。如果略有一些不适合之处，可以稍加修改，亦无不可。因为欧美民族许多歌曲的乐谱曲调的旋律，本来就有随时代变化加以编订的先例，所以，没有必要像“胶柱鼓瑟”般固执拘泥，而应积极加以变通、创制，从而为我所用！
李叔同认为，孟子在政治、哲学领域均有建树，并引近代学者有关“举中国之百亿万群书，莫如《孟子》”的观点。他认为这一评价是非常恰当的，有它的道理。他还认为，《书经》为“本国史”，《春秋》、三《传》为“外交史”，皆为中国古代历史。刘子元判定历史典籍的编写体例为六家，而以《尚书》、《春秋》、《左传》并列为经典，是非常有卓识的见地。三《礼》均为中国古代制度书籍，一般认为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制度、礼仪的研究者所必读之书。李叔同再进一层做了明晰的划分，《周礼》关涉国家礼法大体；《仪礼》关涉家庭礼序；《礼记》条理繁富庞杂，不拘一格，是古代学校的普通读本，与前两种有所不同。再看《易经》、《中庸》，此两种书同为中国古代哲学著作。汉代的儒家研究《易经》喜欢从中研究、发掘有关事物的规律性、必然性一类的定数，或探求其有关“天命”、“命运”等玄机；而宋代的儒家研究《易经》，则更倾向于从中探究“义理”、原则等。然而，他们提出的理论均有偏颇。所以学习者在阅读时，应以综合、全面的科学态度，融会贯通、理解分析其中的内容。《中庸》自《汉书？艺文志》裁篇别出，后世刊行的版本皆为单行本。它的理义深奥、思想深邃，绝不是小学生能够理解和领悟的。而在中学年龄段讲授《中庸》，差不多还能够理解、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