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圣贤经传也需要删改、编纂和重新订制整理
李叔同先指出了其时的某些人，对待古代圣贤经传近乎荒谬的态度，以此说明对经传进行删改、编纂和重新订制的必要。
守旧的儒家夫子在斥责别人时，动辄就指责其“离经叛道”，这实为谬误之言说。“经”，是普天下的公理公言，而不是仅仅针对社会个体的私人性话语。古代圣贤所作之“经”，不是为自己的小圈子而作，而圣贤的门徒们也不会将经传的深刻至理，仅仅局限于说明其先师们如何的贤明，如何的伟大。这是非常明显且毫无疑义的道理。而后世的儒家传人，从尊敬圣贤的宗旨出发，也尊崇圣贤所作之书。不仅仅尊崇其经传之书本身，而且，依附于圣贤之书的有关著述，也尊而崇之，因此，所谓“十三经”，作为圣贤留下的经典和对这些经典的诠释——“附出者”之集大成，其名、其地位，也就确立了。扬雄著《法言》，人们讥讽他是模拟《论语》；他又著《太玄》，人们讥讽他模拟《易经》。王通著《六籍》，人们讥讽他是对圣贤经传的模仿。其他人如毛奇龄著《四书改错》，人们也讥讽它不是出自圣贤之书，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义理可言。他们认为，圣贤所言，永恒不朽，包容无限，并断言贤圣之后，再无人有此创举，而且也不是后代的人可以模拟、评议的。虽然古往的圣贤们非常看重著述的思想意义，因而也就重视著述的文体形式；后来的儒者们却本末倒置，因重视著述的文体形式，转而舍弃著述的思想意义。如此一来，有关经传的笺注纷纷出笼，各个学派门户林立，互相争胜。
李叔同继而举例进一步说明，守旧的夫子阐释经传时，舍本求末之迂腐现象。比如《大学》中的“明德”二字，汉代的儒家学者以《尔雅》为依据进行阐释，宋代的儒家学者则承袭佛典精义，作出释义生发，他们所作的种种相关考据，动辄就数千言。秦延君诠释《尧典》篇目，对两个字的论述就用了十万字；阐释“曰若稽古”四字，用了三万字；甚至于一个助词、一个接续词，这类微不足道的文言虚词，也反复辨析论证，用字不下千言，似乎前人所用的助词、接续词都有太多太多的精深意义。需要明白的是：圣贤经传蕴含的“微言大义”，必定不在这区区文言虚词之字里行间！况且近代以来，新学、新理层出不穷，需要研究的各类学科何其多！这些新学科的理论思想超越我们古代经传之上的又是何其多！之所以不忍就这样将经传抛弃，在于它们是国粹！
孤陋寡闻之小儒，喜欢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尤其喜好故作高深宏论，强人以难。如此让人难以接受的、晦涩难懂的“高远宏论”，让学识水平在中等以下的人来接受，这种教育传授方法断难普及，也无法收到实效。本来意在挽救古之国粹不至于消亡，然而如此“挽救”，反而促使经传消亡。因此，与其故作高论反促其消亡，又为何不变通其法，使其留存下来？变通的方法，除了删改、除冗、重新订制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3)删改、编纂和重新订制的方法
①删冗存精。删除经传中冗杂重复的内容，保存其精髓要义；删改其中的晦涩文词，换以语义浅显之文词。
李叔同提出在重新删改、编纂、订制经传时，应从两方面入手，其一，对经传的内容重新进行选择、取舍；其二，对经传语言文词表意的表达方式作除难换易之变更。这两方面的改良建议，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在研究如何使民族传统文化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如何在当代传承“国学”等问题上，加以认真的分析和借鉴。
②具体的订正方法
至于经传讲解、传授之源流，古往今来经学家各门派的传授方法，儒家学者们笺注的异同等等，如果这些都一一加以研究，恰恰是最令学者们费脑伤神、费力不讨好的事，而且也是适得其反的无用功。当今编纂订制经传释义，都以通行的注释为准，凡是涉及异同的辨析，均一一罗列而出，以免学习者因辨析不全面而产生错误的理解。
《孝经》、《论语》均为小学教科书，删其冗繁重复内容，留存其中的百分之六十或七十。将其章节体改为问答体(如近来所编的《地理问答》、《历史问答》的文体格式正好)。问答体可以使文章的文理清晰，条理井然，学习者阅读时，自然较之章节体容易领会。只是近来编辑问答体教科书中存在许多影响学习者理解的问题。答词不能恰如其分地解析问题，其原因在于不懂得逻辑学。如果任用精通逻辑学的人作为编辑，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尔雅》前四篇，可删除的很少，其余部分凡是有冷僻名词又不是经常见到的，宜酌情删除。原文简明，非常便于初学的，也就不再润色修改。《尔雅图》可以起到帮助记忆的作用，适宜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补入。
《诗经》宜作唱歌用，只要体裁适合，没有必要再删改润色。
《孟子》也适合于改为问答体，对其原文作删改或润色，应以简明为要义。近来编订的《孟子微》颇有新意，可以参考借鉴。
《尚书》原文文本是最深奥意多的一种，适宜用问答体，将其改译为浅显明了的文字。
《春秋》三《传》，唯独《左传》纪事最为翔实。刘子元的《申左篇》也曾论及。在今天看来，应当将所记之事实的来龙去脉一并归纳起来，再编为问答体(或者用《左传纪事本末》为蓝本，再删改润色其文辞)，作为课本。《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这二《传》用纪事本末体，可略加编辑，作为参考书。
孙诒让撰有《周礼政要》，选取、删除极其恰当，比附也精当，作为教科书非常好。学堂中用它的人特别多。唯其不足的是论词太繁琐。所以适宜将其总括大义，再加以润色。每一节的论词不可超出一百字。
《仪礼》可以删去其中百分之八十，仅通晓其大纲即可。《礼记》适宜删除其中百分之六十。这两种经传，均可用问答体。
我国学人在论及《易经》、《中庸》时，主要是究其义理之深奥玄论进行阐发，从而使学习者面临理解玄论的困难。所以，宜用问答体以最浅显明了的文辞表达其内容。日本的儒学研究者著有《支那文明史》、《支那哲学史》，论及《易经》的理论颇有精到之处，可以作为参考印证。
(4)如何编纂、订制问答体经传教科书
李叔同认为，问答体教科书在欧洲、日本的小学中均在使用。其时，中国既然已经免除了在教学中死记硬背的旧式背诵方法，而注重让学生真正理解、弄懂所学内容。那么，用问答体教科书法即是启发式教育的好方法。因为经传意义艰深，条理头绪多而庞杂，如用经传的原文文本作为教材授课，并使用问答的授课方法，毫无疑问，不仅学习者将不能掌握经传的要义及核心精神，即使是讲授者，也难以统括经传原文的大意，构成恰当的适合学生所提问题的回答。(当今约翰书院读《书经》、《礼记》、《孟子》、《论语》等，都用经传的原文文本讲授，并使用问答的方法。教学者、学习者各自都感到教学、传授与听课、接受的不方便，均感窘迫。)李叔同认为，在学校传承国学之经传，在重新删改、编纂、订制经传教科书时，多半适宜使用问答体，主要是这个原因。
三、社会变迁、文化转型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李叔同也道出了内心之忧虑：如何更好地传承中国古代文化？具体传承哪些古代文化？联系到西方现代思想中的“进化论”，他发出了如下喟叹：
处在今日中国，我不敢诋毁古代经传，也尤其不忍推崇古代经传。何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正处于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对待古代经传这类民族的古代经典文化，毫无顾忌地弃之如敝屣，如此偏执，实为横流之祸，我深感不安。然而，千百年后，古代经传在中国一往如故，而社会中崇拜经传的人们也一往如故，这会更使我感到不安。英国大学者颉德有言：“事物不进化，只有待事物的根本之源消亡；而消亡本身，又是进化之根本源泉。最初是优者胜，劣者死，而后最优者胜出。然而，以往的所谓优者，也会因其内因慢慢地发生质变，从而由优转变为劣，继而消亡。如此循环往复，既无开始也无终止，代谢更替不已，人类文明得以前行。”
李叔同认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早于许多国家，但两千年来，进步也少。难道这正是古代传统文化不消亡从而造成了这样不进步的局面？一个并无卓见的小小士人，就已将传统经传奉为圭臬，如敬鬼神，视为古董珍宝，譬之如天经地义之理。这正是不知宇宙自然界的代谢演进之规律。所以，瞻前景而茫茫，我心忧且多多……
李叔同在文章中论及西方的“进化论”(亦称“演化论”，旧称“天演论”)，将其引入，类比华夏文明、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接续问题，由此深感忧虑。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所创“进化论”是关于自然界、人类、动物、生物的物种起源及进化演变规律的学说，其主要内容包括生物的变异性和遗传性、物种的起源、生存斗争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在清光绪年间，翻译了英国博物学家、大学者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将其引入，合译命名为《天演论》，主要是阐述有关自然界及生物进化、发展规律的思想及学说。毫无疑问，西方的这些新思想，打开了近代中国知识人的视野，特别给予渴望变革发展的有识、有志之士以极大的触动，起着启蒙警醒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李叔同针对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特有“时代精神气候”的儒家经典，怎样适应或适用于不断加速变革发展的现代社会这一问题，作了认真、严肃的思考。他多次提到自己的忧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亦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以“进化论”这一学说，用于分析人类文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演进、传承、延续等，确有不适与不妥之处。因为自然科学理论与人文科学理论在学理性质、研究对象的性质等方面，存在许多本质的差别。20世纪初，西学开始东渐之时，国人对这些理论还未全面深入地领会掌握，亦不足为怪。
李叔同身处社会变迁和“文化断裂”时代的文化转型时期，正如这篇文章所言，“过渡时代，青黄莫接”，时时会面临或感受到“文化断裂”所带来的危机。我们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再来反观一百年前的这个问题，即如何更好地传承中国古代经传乃至中华传统文化？或许不至于瞻前景而茫然，临变迁而心忧；或许不会与李叔同一样，有一种紧迫的危机感，并产生类似的深深忧虑。然而，我们毕竟也曾经过了一场“文化浩劫”；也面临社会转型过渡时期文化价值观的“青黄不接”；更有“全球化浪潮”中，时时感受到西方“后工业时代”的“后现代文化”大举进入我们的文化领域直至日常生活领域……如此种种，多少也会使我们产生些许的感同身受。
当今学界之经学研究方兴未艾，新时代的儒学研究后继有人。为适应时代发展之需要，类似李叔同提出的，对经传作删改、编纂和订制的尝试及成果已有不少，特别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研究引人注目。同时，亦有诸多对传统经传作应时、应世的市俗化诠释，或颇具现代或后现代意义的阐释；也有富于功利性的多种“移植”。“国学热”或许将历久不衰。如此，将我们当下正经历的文化处境比喻为“文化断裂”时期，也许有失之偏颇之嫌。但扪心自问，一个世纪前，李叔同曾提出的有关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命题，李叔同曾有过的种种忧虑，在今天已经解决了吗？特别是在我们当今基础教育体制的教学内容中，如何传承“国学”？如何对“国学”作与时俱进的修订，并成为占一定比例的教学内容，并编纂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教材？这些仍然是有待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