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一纸“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使我们结束了七年的小学生涯以及停课在外二年的闲逛日子，终于分配到南昌二中就读。二中在市中心八一公园对面，与百花州遥遥相对。可是好景不长，二个月后就随应南昌市的中学整体搬迁，从城里迁校到二十多里的梅岭脚下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在总校不到一年，学校又把我们迁到离南昌九十里远的鄱阳湖畔，这是共大历届学生围垦出来土地，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将军洲。在这里，我们用泥巴和稻草搭建了我们的窝。在这里，我们白天和农工一起干活，晚上学习。在这里，由于我劳动卖力，学习认真，不久我被指定为三排的学生排长。小小年纪就与老师排长一起管上了五十几号人。每天早上要给大家分配劳动任务，还要管大家的食宿学习等等。
第二年春节快到，棘手的事出来了，寒假来临，同学都要回去度假过年。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半年没回去，谁不愿意赶回家去享受家的温暖。但是，偌大的摊子总得有人照看吧。这时“干部”的带头作用，激励我毫不犹豫地把方便让给了别人，自己留下来看“家”。加上其它排也各留一人了，共有三人。由我负责。
“呜……呜……”，一声声汽笛呜咽着，轮船离岸远行，被百余名同学喧嚣出来的热闹劲顿时就迷离了。我们三人坐在围堤的码头上，迟迟不肯回到寝室，任凭鄱阳湖如刀的寒风吹割着裸露在外的脸庞。雾很大，呼出的气也是白色的，我们的发丝、眉睫都镀上了一层银白。远处只有树的朦胧，草垛的朦胧，还有我们泪眼的朦胧。
毕竟是孩子，很快就适应了寂寞的生活。白天好对付，我们倦在被窝里，俟到中午才去农工的食堂里用餐，下午就用弹弓去打麻雀煮了吃，就着太阳看看书。只有晚上难受。那时还没有电视，没有电脑，连收音机都没，更可怕的是电也时断时续。点蜡烛吗？我们自己搭的茅草屋，四处漏风，蜡烛常熄灭，怕不小心烧着了我们的屋子。陪伴我们的只有湖面上嘶裂的寒风，一阵高过一阵地咆哮着，大有催枯拉朽之势。遇到下雪，更是触目惊心。我们的“草”屋名符其实，睡的床是用稻草做褥子，泥墙是泥巴和着枯草糊上的，屋顶完全是就着茅竹用稻草挡雨的。雪一大，把屋顶严严实实地覆盖完了，风儿一大，没准就把我们的草屋压垮，睡觉都不踏实。温度一高又有问题，雪水顺着草的间隙钻下来，满屋子成泽国了。没办法顾及这些，早早地钻进被窝流眼泪。想象着同学们回家后与爸爸妈妈以及家人团聚的喜悦，我们心也坦然了。
正在为过年而担忧时，农工的生产队长来看望我们，并带来特大喜讯，和他们一起过年。老农全住在四五百米远的村子里，与我们中间还隔着一条水渠，过往要经过独木桥，平时与他们没什么来往。同学们一走，独木桥上的雪迹都被后续的雪填平，可是他们并没把我们给忘了。
年三十这一天，全大队沸腾起来，哈哈，年夜饭是全生产队一起吃的，几十号人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红红火火的，多有味道啊。后来一寻思，哦，可能是怕我们冷清想家，特地这么安排的。贫下中农感情深啊！不对啊？这些老农不是通常概念上的农民，他们中有一小部分是被冠于地富反坏右的“坏”人，共大那时将一些阶级“异己分子”丢在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过年了，这一切似乎都被大家给忽略了。
年夜饭的准备就够我们好瞧了。一头大肥猪，长长的杀猪刀一刀中的，直刺猪心，还没见血就断气了。然后吹着气使它鼓鼓的，刨毛，破膛，洗净，分类，一气呵成，不比书上的写得庖丁解牛逊色。我还生平第一次看到豆腐是怎样制成的，其复杂程度不亚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喝着刚出锅的豆浆，热火劲油然而生。
开饭了，大家很快就来到食堂，男女老少四五十号人分坐在五张大桌上。宣布开桌时，还鸣起久违的鞭炮。大队长简单致了词，然后就直奔主题——吃年夜饭。
酒是农家自酿的水酒，温得热热的。你来我往，碗中酒喝了几巡，平时伶俐的小嘴这时就像含了萝卜不顺畅了，咧着笑却说不出话来。大多数菜我不记得了，除了带皮的乳狗我第一次吃外，记忆犹新的是大雁（俗称天鹅肉）。我们这是一个大农场，又处在鄱阳湖上，每年南来北往的大雁特别多，许多大雁飞进我们田里觅食，往往钻入农工设立的圈套里，成了盘中餐。现在可不行，国家二类保护，捕杀要犯法的。其实，天鹅肉质较粗，癞蛤蟆不一定喜欢吃，当然我不吃也不用担心成为癞蛤蟆。
酒不知喝了多少，跌跌撞撞的也不知怎么走的路，怎么过的独木桥，怎么上的床，反正一觉醒来，太阳已好几竿头了。起来后，看清楚门口还挂着门联：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横批是：立足农村。我的眼睛又模糊了，心中滋味连我自己都说不清。
这就是我四十年前的一个冬天，一次值得回味的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