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林同学，山西宁武人，是个特别勤劳憨厚的人。他生得结实高大，比同龄的孩子沉稳有力，显得人挺大。他的父亲常年在外搞革命，他一直在家吃苦下力，十三四岁才被父亲带到延安来上学，他父亲把他送到延安就又走了。王宝林吃苦耐劳，砍柴也走在人前头。我们的柴背回来，每次都要过秤，还把斤数公布在黑板报上。大家的柴一般都在三四十斤左右，高的也有六七十斤的。可是，王宝林的柴，一称竟超过百斤。感动得老师们激情万丈，立即动手编写了个《打柴英雄》的小戏，让同学们认真排练，要在新年晚会上演出。老师把我们的经历活生生地搬上舞台，兵演兵，看起来特别有意思。王宝林坐在台下，望着扮演他的小同学，仍然是一脸憨厚，他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低着头憨憨地笑着。
当时，我们学校的教学内容，特别侧重实用。低年级国文（语文）主要是学习写收据、写借条、立典卖契约、开路条、撰写对联、写祭文以及农村婚丧嫁娶需要的礼仪、文书等方面的知识和应用。算术（数学）主要是珠算、汉码、礼账、各种买卖流水账、老百姓常用的加减乘除、应用算学。体育则是刺杀、射击、巡逻、盘查、警戒、放哨和游戏。此外，还有音乐、美术、写字、唱歌、故事课。二年级以上都有作文、周记，课本是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的统编教材。高年级的课程就多了，内容也深了，历史、地理、自然、还有公民课等等。
“保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黑板报——“小战士”。“小战士”是我们学生自办的，同学们自己写稿，选稿，每周换一次，内容丰富多彩，是个很好的宣传园地，学校非常重视。班主任和美术老师负责指导我们的编排和写作，他们亲自画报头，写标题，有时还誊写文章。但多数情况是指导同学们自己来誊写和编排。土改时上面登的一首歌谣，我至今还记得几句：“天晴了，雨停了，地主变成狗熊了……”
黑板报大部分刊登的是反映同学们学习、生活、劳动、纪律的点点滴滴，有表扬，也有批评。写稿的多数是各班民主推选出来的通讯员，普通同学也可以写。我就写过一篇表扬我们班的大哥哥、生产委员刘崇厚的稿件，题目是“向刘崇厚同学看齐”。美术老师张文英用红粉笔写标题，仿宋体抄正文，非常醒目。因为我积极给“小战士”投稿，学校还给我颁发了个二等奖——10张白亮的麻纸，那时白麻纸可稀罕、可珍贵了。后来我们班徐冲的爸爸牺牲了，他满怀深情写的《我要为爸爸报仇》，在老师的修改下刊登在了《群众日报》上。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首都师大的教授，发表了许多文章，基础就是在延安保小打下的。
老师们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即便是在紧张转移的行军路途中，也是见缝插针，千方百计地引导我们学习。比如给学生背的背包上夹上写有生字、生词的字条，让同学们边走路边认字、记词，还互相教习和问答。如果住宿在老乡家，老师就用老乡的农具、家具教学，从认识工具到与工具相互关联的各种知识，既丰富多彩，又直观形象，往往印象非常深刻。师生们还随时随地教老乡念书，识字，唱革命歌曲，对老乡进行宣传教育，壮大他们胜利的信心。
我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以革命军人要求自己，不论走到哪里，都特别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记得我们刚到刘家岭的时候，正是红枣成熟的季节。在这个历来盛产红枣的地方，漫山遍野都是挂满红枣的枣树，而且这里的红枣个大核小，肉厚绵甜，非常好吃。老乡们家家户户的垴畔上、崖畔上的枣树上无不缀满红枣。走路时脚一掂，手一伸就可以摘下一大串。可是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一个伸手去摘的。有时候，同学们看到被风吹落到院内或地上的枣儿，就捡起来兜在衣服里送到老乡家里去，感动地老乡连连夸奖，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兵娃娃，树上的几个枣掉下来捡起来也不吃，还给我们送过来。”
第二年春天，战争中的陕北边区遭遇了旱灾，老百姓家里以前的粮食又被敌人抢走了，三四月份到处青黄不接，老百姓缺吃少喝，日子过得特别艰难。学校召开了大会，动员大家支援灾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医务所所长，首先带头捐献，他把照顾小孩的奶费换来的几十斤小米全都捐献给了灾区，黄老师把早先在米脂教书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几块银元也拿出来捐了，还有的老师把自己的衣服鞋袜都捐出去了。由于师生们热情特高，为了防止过度捐献，影响师生们的生活，学校不得不采取自报、公议、领导审批的办法，以保证师生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
一位教育家说过，教师对学生的爱，是教育的基础，没有对学生的爱，就失去了教育学生的根本手段。延安保小让我们终生难忘的，就是老师对学生的那种无私的爱。保育学校有不少烈士的子女，也有不少父母搞地下工作，牺牲在敌人的监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的孩子。老师和阿姨，对这些孩子无微不至，完全像对待自己的子女，关怀备至。我们在学校，也享受着父母般的温暖。有几位老师，印象特别深刻。
姚钧老师，河南孟津人，1940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他身体单薄，性情温和，貌不惊人，语言不多，待人公正，可是样样事情都难不住他，威信很高。姚老师很聪明，在由刘家岭往延安回转的时候，大家对转移大批图书正发愁呢，姚老师来了。他让我们先把同学们借出去的书全都收回来，再和图书馆的书一起登记造册，然后每个人都借1—2本带回延安，巧妙地将图书化整为零，很轻易地就解决了这个难题。1949年后，他历任西北保小教导主任、副校长，后调任甘肃教育厅任党组成员兼民教科科长、兰州女子师范党支书记，1982年病逝在兰州东郊学校的工作岗位上。
恵怀国老师是个很会关心学生的老师。我当生活委员的时候，经常要检查同学们睡觉的情况。有些调皮蛋就喜欢熄灯后捣乱，你说别说话了，他也说别说话了，说一句学一句。你声音大，他也声音大，你急他也装着急，弄得大家哈哈笑。我管不住他们，第二天就给恵老师汇报了。恵老师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别着急，我给他们班主任说一说。但是他并没有向他们班主任说，而是在校园里随便问了他们几句，温和地告诉他们晚上要好好睡觉，熄灯后讲话不好。后来，情况竟改变了。我感冒以后，他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轻声地安慰我，还吩咐食堂为我做病号饭，好像父母一样，好感动啊。
赵奋生老师是聆听过徐特立老人教诲的知识分子，戴副眼镜，整天忙忙碌碌得闲不住。在来回转移的路上，他关心爱护同学，还不停地编歌唱曲，吹唢呐，吹笛子，甚至还放开嗓子唱了一段《血泪仇》，目的就是鼓舞士气，让同学们乐观向上，不畏困难。他才气横溢，非常活跃，吹拉弹唱，各种乐器行当都拿得起，放得下。他还很擅长编剧、导演，他编写的歌剧《延安永远是人民的》，演员都是我们保小的同学，演出的时候，同学们和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地都挤着看，很受欢迎。
1949年中秋，赵老师提议我们班演出个活报剧，剧本是整版刊登在《群众日报》上的时事快板滑稽戏。我来演杜鲁门，王谦和演戴高乐，霍德智演蒋介石。我头上戴着报纸糊的红蓝墨水画着星条旗的高帽子，耳朵上挂着用硬纸壳做的彩色高鼻子，第一次上台，紧张得只会背词不会表演，但却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这都是赵奋生老师指导教育的结果啊。
赵奋生老师经历坎坷，他因为和彭德怀司令员合过影，后来竟然成了大罪过。在甘肃，他被人强扣上5顶大“帽子”，押进我们自己的监狱，一蹲就是5年！出狱后，他下肢水肿并瘫痪，行动非常困难。后来，还被遣送到农村，劳动改造10年。这位1935年就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搞了几十年革命教育，调来甘肃，却在师专校长的位置上被拉下马，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职务，老婆孩子随之返还兰州。
无数风雨过后，赵奋生老师见到我们，依旧是那么亲切和善，丝毫不显悲观，对自己的遭遇没有任何怨言。
新中国成立后，我也跟随父亲来到甘肃兰州，先后在兰州大学和石油职工中专学校工作，平平凡凡，但始终跟党走，无愧于延安保小“红孩子”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