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期发生的安禄山、史思明叛乱，是大平盛世掩盖下的社会危机突然坦发。以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对这仲危机的坦发毫无思坦准备，所以，他幻惊悦失措，缺乏对策，程惶如丧家之犬逃往成都。新成立的甫宗政权，拆东墙补西增，挖肉朴先，将西部守边的军队调往对安禄山作战的前线．故而西部边防日益空崖，致使后来吐蕃大举东进，直拥长安，迫使代宗逃住故州。
在史朝义面临末日的时候，原来安禄山、史思明的一些部将纷纷例戈降唐。这些将领降唐的目的是保存实力，不失去其权力和地位。同时，唐朝廷既有吐蕃不断内侵的危机，又无力佣底消灭这些有军队有地盘的实力派，故而对他们采取姑息政策，使他们名义上是唐皇朝的地方官员，实际是创据一方者。
另外，在平定安禄山、史月明的扳乱中，握有一定军权的唐朝将领，于史朝义失败后也有这种倾向。这样一来，蕊镇林立，对唐中央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就成了史朝义她亡以后的另一特点。
史朝义虽然处亡，但战争还时有发生。吐蕃进攻长安。落镇之间也常有互相攻伐，都使广大人民不断遭受战争灾难；皇帝对藕镇既要利用，又有猜疑，也常有矛盾；宦官干预政事，严重影晌政治军事官员发挥作用。这些事实，都程度不同的菌嵩了唐皇朝统一政权的作用，使原来张大的唐朝政权日益走向没落了。
西北边防失控，吐蕃大举东进
吐蕃人是今天我国藏族人的祖先，他们很早就居住在西藏一带。唐朝初年，吐蕃的君长松赞干布非常羡慕中原的先进文化，故而和唐互派使节，聘间通好，并要求和唐联姻。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唐与吐蕃的和亲，加强了互相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景龙元年，唐中宗又嫁金城公主于吐蕃的赞普，又进一步加强了唐与吐蕃的关系，推动了经济文化的交流。总的看来，在唐玄宗以前，唐与吐蕃虽然也曾有过一些摩捺，但基本上处于友好的状态。两次和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吐蕃力量的强大，他们既羡慕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又向往唐境内良好的生存环境、所以，他们常想向内地发展势力。唐为了防止吐蕃的扩张，于景龙元年十二月设置河西节度使，负责七州的防务。这七州是：凉州、甘州、肃州、伊州、瓜州、沙州、西州。这些地方，相当于现在甘肃河西走廊到新疆东部一带地方。
在吐蕃的势力还不十分强大的时候，他们就采取蚕食鲸吞的手段向唐发展势力。在唐设置河西节度使，加强防御的时候，吐蕃就用软化手段取得了唐的大片土地。
景龙元年十二月，吐蕃贿赂唐鄯州都督杨矩，要求将水草良好，宜于牧放的九曲之地送给吐蕃，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这个杨矩，因为受贿，没有上奏朝廷，就私自将一大片土地送给吐蕃了。吐蕃在这里修筑了洪济、大漠门两座城池，徽为军事据点。
开元二年八月，吐蕃为了进一步发展势力，遂命其将军皇达延、乞力徐率10万之众进攻临桃军，又进攻兰州、渭州、渭源。所到之处，掠夺牧马，使唐遭受重大损失。于是，玄宗命薛呐为陇右防御使，以郭知远为副使，还有太仆少卿王唆等人，共同回击吐蕃。
这次吐蕃大举向内地进攻，与原来杨矩把九曲之地送与吐蕃密切相关。因为九曲之地非常肥沃，水草丰富，适于牧放，吐蕃在唐境内得到这样片地方，自然有利于吐蕃马肥兵强，便于向内地进攻。正因为如此，吐蕃这次向内地进攻，杨矩深感自己罪责难逃，于是，他畏罪自杀了。
十月，薛呐与吐蕃战于武街，吐蕃大败。这时，吐蕃的垒达延率众10万人屯于大来谷，薛纳与王唆联合进攻皇达廷。王唆选勇士700人，皆穿吐蕃衣服，夜袭敌营。同时，又置鼓角于其后5里，前军遇敌大呼向前，后人鸣鼓角以相策应，吐蕃军以为唐大军来到，惊慌失措，自相杀伤，死者上万人。薛纳在武街，距大来谷20里，吐蕃军正处在薛呐与王唆之间，王唆又发动一次夜袭，再败吐蕃，与薛泊会合。两军会合后，又追击吐蕃军至长城堡，双方再次大战，唐军又一次取得胜利。几次交战，吐蕃军损失数万人。当然，唐军也有死伤。丰安军使王海宾就是在这次战争中战死的。
这次战后，玄宗根据姚崇的建议，毁去九曲之地西部的黄河桥，不准吐蕃再进人九曲之地。毁桥，只能作为进行战争的临时手段，决非根本大计。所以，吐蕃与唐的战争还是不断爆发。为了防御吐蕃的进犯，玄宗于十二月设置陇右节度大使，以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充任节度大使，负责十二州的防务。这十二州包括：都州、秦州，河州、渭州、兰州、临州、武州、挑州、眠州（治所在今甘肃眠县）、郭州、叠州、宕州。这十三州，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甘肃东南部和青海东北部接界的地方。
总而言之，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的防御范围，相当于现在甘肃的东南部到新疆的东部广大地区。在这样大的范围内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吐蕃自然难以有所进展。
随着吐蕃势力的日益强大，其对唐的态度也有变化。开元十五年，“吐蕃既自恃兵强，每通表疏，求敌国之礼，言词悖慢”，故而激怒了玄宗。玄宗命凉州都督王君对吐蕃进行打击。在吐蕃“进攻甘州，焚掠而去”的时候，王君预料其兵已疲惫不堪，故而尾随其后，恰逢大雪天气，吐蕃兵被冻死者甚多，其余众从积石军西去。王君先派兵深入吐蕃境内，将吐蕃储存在道旁的于草全部烧去。在吐蕃军到大非川，准备休兵养马时，发现草都被烧了，马被饿死者超过一半。这时，王君奥与秦州都督张景顺乘机向吐蕃进攻，取得了很大胜利。
开元十五年九月，吐蕃又攻陷瓜州，瓜州刺史田元献以及河西节度使王君之父均被俘虏。同是，吐蕃的另一部又攻常乐，常乐县令贾师顺率众拒守。吐蕃攻城十多天，毫无进展。吐蕃遂向贾师顺提出，只要将城中财富送出，即可退兵。由此看来，吐蕃向内地进攻的目的是索取物质财富。在这方面，吐蕃与回纶完全一样，他们所到之处，都会给当地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
贾师顺忠于职守，一面坚决抵抗，一面表示无财富可送。吐蕃一无所得，遂毁瓜州城面退去。
不久，玄宗又命张守挂为瓜州刺史。张守挂到任，立即着手修复故城。正在修筑故城时，吐蕃突然又大军兵临城下，“城中相顾失色，莫有斗志”。张守挂镇静自若，他告诫部下道：“彼众我寡，又疮皮之余，不可以矢刃相持，当以奇计取胜。”于是，他“于城上置酒作乐”。表示无优无虑。吐蕃以为他有充分准备，未敢强攻而退。这时，张守硅出兵追杀，取得很大胜利。
十二月，玄宗认为吐蕃屡为边患，需要加强防御，遂命陇右道及诸军团兵5．6万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4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中于临挑，朔方兵万人，集中于会州，共同防秋。防秋，就是每逢秋季，草源充足，战马肥壮时，吐蕃肯乘机内犯，这时，唐就利用以上兵力防止吐蕃进攻，谓之防秋。玄宗采取这种措施，说明吐蕃向内地进攻已经是常有的事了。
尽管战争屡有发生，但由于唐皇朝国富兵强，吐蕃很难深入唐境内地。因此，吐蕃也常根据其国内情况，不断变换对唐的态度。开元十八年，由于屡战不胜，吐蕃要求与唐议和，玄宗也乘机派人前往探望金城公主。于是，吐蕃赞普非常高兴，遂派人随唐使臣入朝，并且上表道：“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他还表示：玄宗“降使看公主来，外甥不胜喜荷”。对于边防的争端，赞普也向玄宗说明：“外甥蕃中已处分边将，不许抄掠，若有汉人来投，便令却还。伏望皇帝舅远察赤心，许依旧好，长令百姓快乐”玄宗对吐蕃的这种态度当然表示欢迎。
开元十九年正月，吐蕃又遣使代表金城公主到长安要求取九月，吐蕃又发动攻势，边将告急，颇有权势的宦官程元振不向代宗反映实际情况，代宗一无所知。十月，吐蕃进攻径州，径州刺史高晖以城投降，并为吐蕃充当向导，引吐蕃向内地深入，一直过了邪州，代宗才有所闻。接着，吐蕃进攻奉天、武功，京师震骇。
代宗惊恐万状，急忙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抵御吐蕃。郭子仪因遭宦官程元振的陷害，从宝应元年八月开始，就被置闲于京师，手中没有军队。这时要他出征御敌，只有临时募集人马，仓拌凑合了20骑，前往咸阳。这时，吐蕃带领吐谷浑、党项、氏、羌等20万众，弥漫数十里，已从司竹园南渡渭河，循山而东，向长安前进。郭子仪看到形势严重，立即使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向代宗要求增兵。由于程元振的阻挠，代宗没有召见王延昌，当然更谈不上增兵了。
在吐蕃进攻盆库时，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率精兵2000人曾大破吐蕃军。但由于双方力兵悬殊过大，吕月将终因寡不敌众，苦战至精疲力竭，兵众全部牺牲后为吐蕃所俘虏。
在吐蕃逼近长安时，代宗惊慌失措，逃往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其他官员也都四处逃散藏匿，各自求生去了。郭子仪闻知长安混乱的情况，立即从咸阳回京。但在他回到长安时，代宗已经离京东去了。
代宗出城东去，刚渡了水，随行的射生将王献忠就带领嵩0骑兵背叛代宗，西返长安；并胁迫丰王李琪等人，西迎吐着。王献忠等一行西行至开元门，碰到从咸阳回京的郭子仪，郭子仪怒斥王献忠等人，然后护送代宗东去。代宗到了华州，当地官员已经逃散，无人为代宗等解决食宿问题，其随从人员挨饿受冻，苦不堪言。这时。原为进攻史朝义面暂住陕州的观军容使鱼朝恩，率神策军来迎接代宗，代宗才随鱼朝恩到了陕州。
十月初九日，吐蕃进人长安，投降吐蕃的径州刺史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那王守礼之孙李承宏为帝，并设置百官，改年号，表示要取替代宗。当然，这并非吐蕃的真正目的，吐蕃的真正目的是要掠夺财富。所以，吐蕃到长安后，“剿掠府库市里，焚间舍，长安中萧然一空”。不仅如此，在代宗逃离时未曾追随面去的一些散兵游勇也趁火打劫，洗劫市民。所以，长安市民又一次经历了沉重的战争灾难。
郭子仪送走代宗，自己经蓝田到商州，收集了一些从长安溃逃的散兵游勇，又会合了武关的守军，共得4000人，才有了一支军队的声势。本来，代宗欲使郭子仪去陕州，对其执行保卫任务。郭子仪认为，有他这一支军队威胁京师，吐蕃不可能东逼代宗。看来，郭子仪确有军事家的眼光，事实的发展没有超出郭子仪的预料。
吐蕃在长安立李承宏为帝后，打算“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不料，郭子仪已派人侦察了长安的情况郭子仪派少数骑兵逼近长安，日间张旗击鼓，夜间燃火虚张声势。同时，城中也四处传布郭子仪率大军将从商州进兵京师。另外，郭子仪还派人潜入长安城中，暗中联络数百少年，干夜间在朱雀大街击鼓呐喊。这些情况，都使吐蕃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月二＋日，吐蕃在惶惶不可终日中离开长安。原来投降吐蕃的高晖，这时顿感失去靠山，被主子抛弃；无可奈何，只好又率麾下300余骑东去欲归附代宗。不料，行至潼关，就被潼关守将李日越擒而杀之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高晖在径州贪生怕死，降于吐蕃，并为其充当向导；但在吐蕃认为他无所用处时，又抛弃了他，致使他身首异处，身败名裂。由此可见，政府官员在政治风云的变幻中，必须要有远见，要有坚定的信念；决不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
十二月二十六日，代宗回到长安。吐蕃虽然退去，但还是时常为患边防。就在代宗回到长安不久，吐蕃就攻陷松州、维州、保州等地，西川节度使高适无力抵抗。于是，剑南西山诸州都被吐蕃占领了。第二年七月，在仆固怀思的引诱下，吐蕃又和回绝共同进攻关中。由此可见，代宗回到长安后，吐蕃对唐的威胁仍然没有减轻。
至德元年六月，安禄山叛军攻破长安；广德元年九月，吐蕃又攻破长安。前后7年之久，京师两次陷落，说明唐皇朝的国力大有损伤，执政者的才能也远非昔日了。武德九年八月，太宗刚刚即位，突厥就兵临渭水北岸，直接威胁长安。但太宗镇静自若，率领少数文臣武将，亲赴战场前沿，智退强敌。也曾号称明君的玄宗就不同了。在他的晚年，骄奢淫逸，大权旁落，贤臣被拒之朝廷之外，候臣擅权弄法，胡作非为。所以，他面对安禄山叛乱，束手无策，叛军尚在潼关，他就离京西去了。面对吐蕃的进攻，代宗更是懦弱无能，仓拌出走，狼狈不堪。由此看来，玄宗失京和代宗失京虽然情况不同，但也有共同之处，这就是同样在强敌进攻时，缺乏有力的对策。若把两者联系起来看，前者和后者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为安禄山9军攻破长安后，肃宗为了恢复唐王朝的统治，收复京师，不得不调动西北守边的军队，这样，就给吐蕃向内地发展势力提供了方便。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吐蕃进攻长安视为是安禄山叛乱的后果之一。
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
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也与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密切相关。安禄山、史思明相继失败后，史朝义也很快日暮途穷，走向末路。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安禄山、史思明的部将，为了避免灭顶之灾，都想另找出路，保存实力。从唐朝廷方面说，由于7年多的战争，也使唐皇朝损失惨重，疲惫不堪，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另一方面，前线的统帅仆固怀恩担心战争结束后自己会失宠于皇帝，故而欲把安禄山、史思明的部将改变为自己的属下，以便壮大自己的声威，所以，他极力促使手握重兵的敌将投降。在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代宗表面上接受了安禄山、史思明部将的投降，实际上是保留了他们原有的权力和地位。这就是落镇割据局面形成的渊源。
宝应元年十一月，正当史朝义穷途末路时候，其郑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卫州、洛州、邢州等地向唐投降；其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州、恒州、深州（治所在今河北深县）、定州、易州等地向唐投降。广德元年正月，追随史朝义的田承嗣在莫州送走史朝义，立即就降于唐军。接着，史朝义的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向唐投降。不久，代宗以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统领恒、赵、深、定、易五州，并赐其姓李，名宝臣。接着，又命薛嵩为相、卫、邢、洛、贝、磁六州节度使，又命田承嗣为魏、博、德、沧、派五州都防御使，后为魏博节度使，又命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不难看出。大体说，现在的河北，河南的北部以及山东的西北部，都成了安禄山、史思明旧部的势力范围门。
这些投降的将领，表面上是唐朝的官员，实际上他们自行其是，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他们可以随意任免所属官史，也不向中央贡纳赋税，他们之间，互为表里，甚至联姻，成为实际十的独立王国。正如史书所载：“承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仅举数例，即可说明问题。
田承嗣，在开元末年是安禄山的前锋兵马使，安禄山、史思明两次攻陷洛阳，他都是主要角色。投唐以后，“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了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他从所属军人中选拔身强力壮者一万人，称谓衙兵，以备自卫。州县的官吏，都由他自行任免，“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人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代宗为了笼络田承嗣，竟将其女永乐公主嫁干田承嗣子田华为妻。其实，这样适得其反，田承嗣更为骄横傲慢，不可一世。
大历八年九月，田承嗣既为唐的魏博节度使，又明目张胆的为安禄山、安庆绪父子和史思明、史朝义父子立祠堂，称为四圣，并要求做宰相。代宗无可奈何，只好命宦官魏知古前去劝说其毁去四圣祠堂，给其加上宰相的头衔。
大历八年正月，相卫节度使薛嵩去世，代宗命薛嵩弟薛崿为留后。大历十年正月，田承嗣乘薛崿内部矛盾激化，引兵进攻相州。代宗命魏知古劝告田承嗣各守封疆，不要互相攻伐。田承嗣仍然我行我素，在诱杀了卫州刺史薛雄以后，占领了相、卫四州之地。然后，他“自置长吏，掠其精兵良马，悉归魏州；逼魏知古与共巡磁、相二州，使其将士割耳挤面，请承嗣为帅”。就这样，原来薛篙的地盘全为田承嗣所有了。
李宝臣，原名张忠志，是范阳城旁奚族人。因其善于骑射，曾为安禄山的射生宫，又为安禄山假子。降唐以后，据有恒、定、易、赵、深、冀六州之地，“后又得沧州步卒五万、马五千匹，当时勇冠河朔诸帅。宝臣以七州自给，军用殷积，招集亡命之徒，缮阅兵仗，与薛篙、田承嗣、辛正己、梁崇义等联结姻娅，互为表里，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不嵩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不难看出，他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有自己任命的官吏，经济上独立，还想把自己的家业传给子孙，实行世袭。显然他是一个独立王国之主。
李怀仙，柳城胡人，先后追随安禄山、史思明叛乱。降唐以后，因吐蕃向内地进攻，“朝廷多故，怀仙等四将各招合遗孽，治兵缮邑，部下各数万劲兵，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人于朝廷，虽称落臣，实非王臣也。朝廷初集，姑务怀安，以是不能制”。大历三年六月，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副使朱批等人，杀了节度使李怀仙，朱希彩自称留后。代宗本来欲另派王绪去做节度使，但王认为朱希彩难以控制，不愿赴任。代宗只好妥协，于十一月正式命朱希彩为幽州节度使。朱希彩和李怀仙一样，“暴横自态，无礼于朝廷气”。
这些藩镇，他们既有互相联姻，狼狈为奸的一面，也有因利害冲突，自相攻伐的一面。例如，李宝臣弟李宝正娶田承嗣女为妻，李宝正在和田承嗣子田维击嵩时，误伤田维而死。田承嗣遂杖杀李宝正，于是引发了一场李宝臣与田承嗣之间的战争。这时，代宗也正感到田承嗣莱鹜不驯，正想对其制裁。于是，遂贬田承嗣为永州刺史，并命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沐宋、河阳、泽潞诸道兵共同进击田承嗣。田承嗣看到大兵压境，难以对抗，遂表示愿意顺从朝廷。李宝臣因遭宦官羞辱，也不愿再为朝廷卖力。于是，大历十一年二月，代宗下诏，赦田承嗣，恢复其官爵，允许其与家属入朝，其所部属曾拒朝命者，一切不问这就是说，藩镇割据的局面还要继续下去。
除了这些投降唐朝的叛军将领以外，还有在平定叛乱过程中起家的一些将领，他们多以功臣自居，要挟朝廷，逐步成为既有军队，又有地盘的割据势力了。
周智光，因其少年贫贱，史书未记其出身及家世。由于他善于骑射而从军。在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镇守陕州时，他尽力接近鱼朝恩。由于鱼朝恩的推荐，他先为华州刺史，后为同华节度使及遣关防御史，永泰元年九月，吐蕃进攻关中，代宗命周智光屯兵同州（在今陕西大荔），哪坊节度使杜冕屯兵坊州，以防吐蕃进攻。周智光在橙城打败吐蕃后，又继续追逐吐蕃至鄜州。鄜州自然是鄜坊节度使杜冕的势力范围。周智光与杜冕素来不和睦，这时，周智光乘机杀了哪州刺史张麟，又坑杀了杜冕家属81人，并焚烧坊州庐舍3000余家。同样都是节度使，周智光竟敢私自坑杀张麟的家属，又杀其州刺史，显然是目无朝廷，横行霸道。但是，代宗毫无问罪的表示。
大历元年正月，周摺光回到华州。代宗召他，他置之不理。代宗命杜冕到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去避开周智光，周光又派兵到梁州截杀杜冕，结果，未能如愿。于是，他“自知罪重，乃聚亡命、无赖子弟，众至数万，纵其到掠以悦其心，擅留关中所嘈米二万解，藩镇贡献，往往杀其使者而夺之”。周智光的地盘，正是关东、河东各地与长安联系的咽喉之地，他敢截留运往长安的粮食，又敢劫杀各地与中央来往的使者、这和安禄山、史思明又有什么区别呢！更为甚者，这年十二月，驻陕州的监军张志斌从陕州回京，途经华州时批评其部下不够恭敬，周智光怒不可遏，立即杀了张志斌，并割其肉而食之。由于周智光如此惨无人道，所以，来往京师者都是暗中偷过其境。即使如此，也有不少人死于同州。
周智光蔑视朝廷，为所欲为，代宗仍然采取姑息政策。十二月二十七口，代宗命宦官余元仙去华州任命周智光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周智光随口骂道：“智光有大功于天下国家、不与平章事而与仆射！且同、华地狭，不足展材，若益陕、耽、商、都、坊五州，庶犹可耳”还更加狂妄地说：“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惟周智光能之厂非常明显，周智光公开要求．当宰相，扩大地盘，抉天子令诸侯。余元仙看到周智光这种狂傲不可一世的态度，吓得浑身发抖，不敢言语。在这种情况下，郭子仪要求讨伐周智光，代宗还是没有允许。看来，在藩镇面前。皇帝的威风已经扫地以尽了后来，代宗忍无可忍，遂密诏。
郭子仪讨伐周智光。本来，周智光庵下早有离心，这时闻知郭子仪要来讨伐，其大将李汉惠就率部投降郭子仪。不久，周智光就被部下所杀。这时，奉命前来讨伐周智光的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就乘机大肆抢掠。李忠臣“以收华州为名，帅所部兵大掠，自关至赤水二百里间，财畜殆尽，官吏有衣纸或数日不食者”。由此可见，一个藩镇奉命去讨伐另一落镇，是另有企图，为所欲为；决不是为了加强皇权，更不是为了国家的统一。
李忠臣，本名董秦，曾是安禄山的嵩下。安禄山叛乱后，他背离安禄山，站在唐军一边。在平定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中，他立过很多战功。乾元二年归59）九月、史思明大举南进，身为淮州刺史的董秦曾一度投降史思明。到了十月，董秦随史思明进攻河阳（今河南孟县）时，于夜间率500骑归附唐军统帅李光弼。十一月，肃宗为了笼络董秦遂以他为陕西、神明策两军兵马使，并赐其姓李，名忠臣。
李忠臣性贪残好色，将吏妻女多被诱胁以通之。又军无纪纲，所至纵暴，人不堪命。而以妹婿张惠光为衙将，恃势凶虐，军中苦之，数有言于忠臣，不之信也。俄以惠光为节度副使，令惠光子为衙将，陵横甚于其父气在这方面，李忠臣和周智光是一丘之貉。他们对朝廷是阳奉阴违或公开对抗；对百姓则是为害一方，使人不堪忍受。
其他藩镇，也大同小异。他们“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在安禄山、史思明彻底覆灭以后，“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朝廷之所以实行姑息政策，来是朝廷无力消灭他们，二来是吐蕃不断向内地进攻，又需要他们抵抗吐蕃、三来是朝廷欲利用这些落镇去对付另一些落镇。总之，朝廷是既痛恨藩镇又欲利用藩镇，故而姑息政策也就不可避免了。这种现象，是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结束后出现的又一社会特点。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
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使北方广大地区都遭到战事的破坏。接着，又有吐藩的向内地发展，藩镇之间的相互攻伐，都为北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长安、洛阳，先后遇到叛军的破坏，回屹、吐蕃、唐军以及一些地方无赖又都乘机抢劫，两都所遭损失，自然难以数计。至于其他地方所遭的战争灾难，也极其严重。
史书记载，当时京师的情况就非常严重。“时新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官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敲县百姓乃接穗以供之”。潼关到郑州之间，也是一片凄凉景象，“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泉，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毅，萧条凄惨，兽游鬼哭”另一处记载，所谈到的地区范围更大，情况更为严重。
当代宗为避吐蕃进攻长安之难逃往陕州时，宦官程元振曾劝代宗东去洛阳，兵部侍郎张重光阻止道：“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敲内，不满千户，井邑棒棘，豺狼所＊，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查犷郑（今河南郑州）、汁（今河南开封），达于徐方，北至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非常明显，这一记载，地域范围远远超过前者。前者所谈范围指潼关以东到郑州以西，这一记载所谈范围指洛阳到徐州，还包括黄河以北的相当一部分地方。实际上的战争灾难远远不止这些地区。
永泰二年，道州刺史元结用对比的方式说明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前后北方经济的显著变化他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未耗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当今，三河膏壤，淮泅沃野，皆荆棘已老，则耕可知？太仓空虚，雀鼠犹饿。至于百姓，朝暮不足，而诸道聚兵百有余万，遭岁不捻，将何为谋1今欲劝人耕种，则丧亡之后，人自贫苦，寒馁不救，岂有生资”这种前后的巨大变化，正说明从安禄山叛乱开始的各种战争对北方经济的严重破坏。这段记载所谈到的地域范围更为广泛，三河，指河南、河北、河东广大地区；淮泅，指今江苏、安徽北部大部地区。总的看来，用现在的地理概念说，从关中到苏北，从淮河以北到河北，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内，都遭到了战争的破坏，破坏的后果极其严重。
宦官干预政事，朝廷涣散无力
宦官是皇室的奴才，在一般情况下，宦官只能唯命是从，不能随心所欲。不过，这只能是在皇帝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勤于政事的前提下，宦官才能安于奴才的地位。像太宗那样的皇帝，很有作为，事必躬亲，千方百计要把国家推向富强。在这时候，宦官只能是顺从皇帝，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太宗时宦官的地位不高，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省的长官内侍才是四品。内侍省是宦官机构，当时的宦官只是从生活方面为皇室服务，根本不能参与政事。所以，未曾出现名见史册的宦官。
玄宗即位初期，颇有朝气，很有作为，实行各种改革，对国家的富强有很大贡献。到了后期，他满足于现状，不再进取，逐步沉于酒色之中，成为骄奢淫逸，怠于政事的皇帝。既然皇帝徽于理政，整日为其服务的宦官自然就有了参与政事的可乘之机。因为他们接触皇帝的机会最多。
高力士是玄宗的亲信宦官，由于玄宗懒于理政，“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高力士代替玄宗处理政事，玄宗不仅没有感到是对自己的威胁，反而高兴地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不难看出，高力士参与政事的作用已经非常明显了。
李辅国是肃宗的心腹宦官。安禄山叛军人关，玄宗逃往成都，他支持肃宗到灵武即位，故而受宠于肃宗，受到重用。于是，他也参与政事，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气回到长安后，“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他可以随意处分各级官吏，“无敢异议者”。后来，他竟敢把玄宗通出兴庆宫，又做了朝廷官员，为兵部尚书，还要求为宰相，全面掌握朝廷大权。这样的宦官当然不是皇室的奴才，而是朝廷的主宰了。后来，因他支持代宗即位，自恃有功，公然要求代宗听他处理一切政务。代宗敢怒面不敢言，“政无巨细，皆委参决。”
鱼朝恩是肃宗、代宗时在军事方面发挥作用的宦官。安禄山被杀后，安庆绪退守相州，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进攻安庆绪于相州。肃宗错误的认为宦官可靠，遂于九节度使之上不设统帅，而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负责处理全面作战事宜。结果作战失败，鱼朝恩嫁罪于郭子仪。史思明再次进攻洛阳，他率禁军镇守陕州。后来，吐蕃进攻长安，代宗出走，他又率禁军迎代宗到陕州。为了显示他是文武全才，特请一些迂腐儒生讲《五经》大义，作文章，表示他既能统军打仗，又是学者。当然，其目的是为了向皇帝邀宠。事实上他也达到了目的，史书所载：“朝恩悠横，求取无厌，凡有奏请，以必允为度，幸臣未有其比口”这就是说，皇帝对鱼朝恩来说，是有求必应。这样的宦官，实际上是皇帝的任意摆布者。
随着宦官势力的日益发展，宦官在政治上的作用愈来愈大，宦官不仅左右政局，甚至可以废立皇帝。由于宦官地位的日益提高，权力越来越大，必然影响以宰相为首的政府官员发挥作用。政府官员徒有其名，没有权力，当然不能坐视宦官势力的膨胀。于是，又产生了南衙北司也就政府官员与宦官之间的权力之争。不管是宦官专权，还是南衙北司之争，都意味着皇权的削弱，朝廷涣散无力。这又是在安禄山开始叛乱以后逐步形成的另一特殊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