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唐代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他幻发动了大规模的扳乱战争。战争所及的范围，有大半个中国。这场战争．破坏了安定的社会同面，使已经在全国统一之后未再遭受大规模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又陷入胡争带来的木深火热之中。北方广大地区的经济遭严重硕坏，民众的生命如产娜暇到重大损失。他幻的叛乱，虽然也冲破了玄宗醉生梦死的氛围。促使肃宗不得不改弦更张，为恢复唐在全国的统错尽心竭力；但随着战争的发展所产生的各种蜡嵩复杂的矛盾，再加上战争的直接破坏。严重的创了唐朝的国力；同时。唐朝也没有再出现像高祖、大宗、早年的玄宗那样智勇兼备的君主，故而唐朝的元气蛤终没有铁复起来。因此。如果说安禄山、史愿明翔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性质
安禄山、史思明都是杂种胡人，在其叛乱的队伍中有大量的胡人，特别是其亲信力量，是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余人”，用笼络的手段，“推思信，厚其所给”组成的。不仅如此，安禄山在他叛乱前的天宝十四载的二月，还要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根据这些事实，是否可以说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是民族战争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首先，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唐皇朝的边将，他们都是唐朝廷任命的官员。安禄山是对玄宗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而日益权大位尊的。固然，安禄山的阳奉阴违手段对玄宗发挥了作用，但也不容讳言，安禄山在守边过程中对奚、契丹等人作战时，也确有战功。天宝十三载二月，安禄山要求玄宗：“臣所部将士讨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勋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资加赏，仍好写告身付臣军授之。”玄宗答应了他的要求，对其部属任命为将军者50余人，命为中郎将者2000余人。安禄山还自恃有功，要求要做宰相。杨国忠反对道：“禄山虽有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杨国忠与安禄山是势不两立的政敌，杨国忠承认他有功，自然不会是虚构。他的部属中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北方各族的成员，但也主要是利用这些成员过去曾有过的反唐情绪，因为这些成员多是战败降服者。他利用这些成员的反唐情绪，主要是为了实现他阴谋叛唐的目的。
从另一方面说，唐朝廷承认他对奚、契丹、同罗作战有功，也说明安禄山在民族战争中是代表了唐皇朝的利益。再者，他向唐朝廷邀功求赏，也说明他视为唐立功颇为光荣。这都说明安禄山与唐朝廷是地方官员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根本不是与唐为敌的民族和政府的关系。
其次，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根本不代表任何民族的利益。安禄山开始叛乱的导火线，是他与杨国忠在玄宗面前争宠的失败。天宝十三载正月，玄宗曾经打算任命安禄山为宰相，由于杨国忠反对而未能实现。为此，安禄山当然耿耿于怀。由此可见，安禄山是想做朝廷的大官，掌握国家的实权。杨国忠是宰相，安禄山也想做宰相，显然这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根本不存在民族关系的问题。安禄山是打着反对杨国忠的旗号开始叛乱的，他反对杨国忠，不是为了某一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阴谋，取杨国忠而代之，再取玄宗而代之。他叛乱打进洛阳后，立即建国称帝，正说明这个问题。从另一方面说，他的队伍中虽然有许多北方各族的成员，但也有不少汉人，还有唐的降官降将。他利用这些汉人和唐的降官降将，建立自己的朝廷，大体上也模仿唐的建制这又说明他叛乱的目的是为了取唐而代之，并非为了某一民族的利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没有为任何一个民族带来好处。因此，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是为了统治集团内部权利的再分配，根本不是因民族关系紧张而爆发的战争，故而它是唐的地方势力反对中央政府的战争，是叛乱的性质。
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影响
受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影响最大的是唐与西域的关系。自从西汉张4通西域以后，中原与西域的交往日益频繁，关系日益密切。从唐初到开元、天宝年间，由十唐的国力强盛，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富有魅力，唐和西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旧唐书西戎传》和《新唐书西域传》都详细记载了唐与西域交往的情况。这些记载，主要是安禄山叛乱以前的情况，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后的情况就非常简单了。这种前后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安禄山开始叛乱后，唐在西北的军队东调，吐蕃乘虚而入，割断了唐与西域的联系。史书记载：“有唐拓境，远极安西，弱者德以怀之，强者力以制之。开元之前，贡输不绝。夭宝之乱，边激多虞，郊郊之西，即为戎狄，黄街之邸，来朝亦稀”古代史家的这种论述，完全符合事实。西域的范围很广，包括现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亚洲西部广大地区。唐和这些地区的交往遭到破坏，实际上是影响了相当范围内的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最严重的影响是加速了社会矛盾的发展。由于藩镇割据，大大缩小了唐朝廷统治的范围。例如，田承嗣、李宝臣，各据河北七州之地，梁崇义据有今湖北、豫南六州之地，他们“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宽仁，一听其所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役；而自于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以是虽在中国名蕃臣，而实如蛮异域焉”这样的藩镇，决不止田承嗣、李宝臣等人。他们既是独立王国，不向朝廷贡赋，当然减少了朝廷的财政来源。当然，这还是史朝义彻底失败以后的情况。至十战争进行期间，战争涉及的范围之内，更不可能向朝廷贡赋了。
财政来源范围的缩小，必然加重朝廷直接控制地区的负担。例如，宝应元年正月，租庸使元载认为江淮一带民较富裕，遂向这里征收从天宝十三载到上元二年共8年租调。他选择豪吏为县令，督促执行。这些官吏，“不问负之有无，货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谷十解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百姓“相聚山泽为群盗”，当然是负担太重的缘故。就在这一年，台州爆发袁晃起义，也同样是因百姓负担过重的结果。袁晃连续攻陷浙东许多州县，“民疲一赋敛者多归之”。这就是说，东南一带的百姓，虽然少遭或未遭战争之苦，但对朝廷的沉重负担，也使他们走投无路，铤而走险。这正是社会矛盾的发展甚至激化的标志。当时，史朝义还在垂死挣扎。本来，李光弼所部也是对史朝义作战的重要力量，但由于袁晃起义，李光弼不得不去对袁晃作战。镇压袁晃起义，当然分散唐军的力量。由此看来，社会矛盾的加剧严重影响着唐皇朝政权的巩固。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安禄山能够发动叛乱的战争，首先是玄宗不能居安思危、从而使自己由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转变为骄奢淫逸的醉生梦死者。在这方面，玄宗和太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太宗非常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徽道：“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联所以常怀优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联言之，当以为楷则。”魏徽回答道：“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其实，魏徽的看法和太宗正是不谋而合。太宗在评论晋武帝时说：“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面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面忘危，则治无常治。”二人的观点集中起来，就是最高统治者必须居安思危，不可居治而忘危。正因为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太宗与魏徽完全一致，故而魏微颇得太宗赏识。魏微虽然也批评过太宗后来不如以前，但太宗基本上做到了居安思危，所以，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政权巩固。呈现出长期被人赞颂的所谓“贞观之治”局面。
玄宗就不同了。他即位之初，也颇有作为，实行各种改革，重用贤人，注意缓和社会矛盾，也促使出现了所谓的“开元之治”。但他不能始终如一，面是“居治而忘危”，故而“治无常治”。在他的晚年，贪酒色，爱逸乐；不理政事，大权旁落；投其所好者被重用，忠言逆耳者被贬退：闭目塞听不知天下大事，形势突变惊慌不知所措。所以，司马光对他评论说：“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后患，禅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后无以蹄，非徒娱己，亦以夸人。岂知大盗在旁，已有窥寄之心，卒致銮舆播越，生灵涂炭。”乃知人君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广这就是说，玄宗不仅是居治而忘危，而且还要向别人炫耀他的富贵是前无古人，后人也不可逾越。但他不知道他的这种炫耀正起了招引大盗的作用。安禄山、史思明正是玄宗招引的大盗。
盗者与被盗者是互相对立的。盗者时刻在窥伺被盗者的动静，寻找可乘之机；被盗者如果严加防范，时刻准备对盗者进行打击盗者自然难以得逞。在这方面，太宗以古为镜，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居安思危，使其成为值得赞扬的历史人物。为其总结经验和教训的《贞观政要》，受到历代中外政治家的重视。玄宗则完全相反，他抛开了太宗的经验和教训，刚惶自用，欲使自己成为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富贵皇帝。这种梦想，终于被铁的事实所粉碎了。由此看来，最高统治者是否能够以古为镜，懂得前车覆，后车诫的道理，是其成功与失败的重要原因。玄宗的悲剧，进一步证明了必须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有其深远的意义。
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正是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