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一直采取不抵抗主义，并压制爱国军民的抗日活动，致使日寇在中国领土上为所欲为，“所向无敌”。这就助长了日寇的骄狂气焰，他们简直视中国军队为草芥，说什么中日开战，只需3个月，日军就可全部消灭中国军队，占领全中国。卢沟桥事变后，日寇的军事进攻虽受到中国军队的一些抵抗，但阻力不大，特别是在南口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一个劲地败退，日军在华北几乎是长驱直入。不料在平型关却遭我八路军当头一棒，敌寇锐气顿挫。尤其是挨打的敌坂垣师团，素称“大日本皇军精锐之师”，为天之骄子。在其国内“久著威名”、卢沟桥事变后，它于8月3日由日本广岛动员出征，经朝鲜人“满洲”，过天津入北平，趋雨口下广灵，亘扑平型关，沿途未经激烈战斗（南口苦战时该部主力未赶到），目空一切。平型关一役，使它吃了一个大败仗，其主力或被围歼，或如破网之鱼，慌忙突逃。日军“精锐师团”这个不光彩的纪录，有力地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敌人领略了平型关惨败的教训之后，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不敢像原先那样长驱直入，放肆急进。这就使国民党军事当局争得一些时间，遏止其部队溃退，重新调整兵力部署，组织新的防御，初步稳住了华北溃败的战局。正如朱德总司令指出的：“平型关的巨大胜利，给混乱溃败的战局以初步的稳定，兴奋了山西、华北以至全国人民，给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一往无敌的气焰，减煞不少。”
第二，振奋了民心，鼓舞了士气，推动了全国抗战高潮。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祖国大好河山日益沦于敌手。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借题发挥，瓦解斗志，“亡国论”甚嚣尘上，搅得国人惶惶不可终日，加之一些国民党败军为自己败逃辩护计，故意夸大、渲染敌军的“威力”，视敌人如神物，自相惊扰，不战自垮，悲观和失败情绪像瘟疫似地扩散着。就在这严峻时刻，从平型关头传来捷报，举国上下“闻风振奋”。人们从八路军“克敌扬威”的喜讯中，产生了希望。祝捷贺电像雪片似的飞向八路军总部。在短短几天内，朱、彭正副总司令就收到了100多封贺电。其中有国民党自蒋介石以下的党政军要员发来的，有各民众团体爱国民主人士发来的，还有旅欧美等海外侨胞发来的，可谓万众一心，“欢呼雀跃”。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平型关胜利对人民抗战情绪的巨大鼓舞。正如许多贺电所说的：平型关一役，实不愧国人对八路军期许之殷，全民族希望之切。果然一战克敌，全国兴奋。已失之机，不难再挽。
的确，人们从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战胜装备精良的日寇“王牌军”这个事实中看到：日军虽然凶狠和拥有优势装备，但不是不可战胜的；我军装备不如人，是个极大的缺陷，但这不是不可弥补的，劣势装备而有觉悟的正义之师，完全可以打败装备优良的不义之敌；因而大大地增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把抗战推向了高潮。处在华北抗日前线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在乎型关胜利的激励和鞭策下，重整旗鼓组织了著名的忻口会战。这次会战是在八路军于敌侧背开展游击队战争的有力配合下，由第二战区北线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指挥的八个军约二十师的兵力，同敌坂垣征四郎指挥的第五师团主力及第一、第十师团各一部约五六万人，于晋北忻口一带展开的攻防战。会战从1937年10月13日起至11月2日，约20天，日夜不绝，给敌军以重大的杀伤，使坂垣（第五）师团自平型关战败后，又一次遭到严重的打击。
第三，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威望，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我党我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在穷乡僻壤中开展斗争，红色根据地发展鼎盛时期，最大的中央苏区人口也只有250万人。除苏区人民外，全国几亿人民对我党我军了解甚少，加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诽谤中伤，不少人对我党我军还有误解。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我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被迫离开老苏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只剩下几万人，不了解实情的人们是不寄予多大希望的。然而当国民党军队在敌人进攻面前狼狈败逃之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竟一举打败日寇精锐师团，威震中外，使国民党及其军队相形见绌。于是人们刮目相看，从我党我军的坚决抗战的事实中，认识到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深信我党抗战救国，确实“言必行，行必果”，从而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正如广州、武汉、上海等地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致朱、彭正副总指挥的贺电中指出的：八路军“旌旗所至，敌胆为寒，民族前途，实深得赖”。许多热血青年不顾国民党的阻挠，纷纷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和八路军部队。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功于平型关战斗，但平型关战斗旗开得胜，确实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这对后来我们在敌后开展群众运动十分有利。
早在八路军改编出师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于1937年8月初，给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的指示电中，就根据当时国共两党关系和我军实际情况，对红军改编后的作战方针问题作了原则指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是单纯的防御”。在作战形式和任务区分上，采取“正规战和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这是党中央最初拟定的战略方针。
8月下旬党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地确定了党的战略方针：“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对这一战略方针的含义作了具体的说明，大意是：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执行相当的独立自主。什么叫游击战争？就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能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什么叫山地战？就是创造根据地。执行这一方针，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同志这个说明，清楚地告诉我们：党的战略方针是以山地为依托，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但不排斥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兵团）。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表述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再次重申了上述精神。朱德同志在“七大”的“建军报告”中对上述战略方针也作了精辟的解释。他说：这一战略方针“是主张积极打击敌人的，而且是主张以必要的有利的运动去逐渐地消灭敌人的，其战略精髓在于占主导地位的分散游击战配以必要的有利的运动战去打击敌人，来达到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
这次战斗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战前，前线指挥员曾将集中适当兵力，相机歼敌的意图报告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并得到了认可，毛泽东同志在平型关战斗发起前（9月21日）给彭德怀同志的指示电中，曾提及此事，指出——五师“只想以陈旅（即担任平型关战斗的陈光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可见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同意了陈旅集中给敌以打击的部署。平型关战斗后，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八路军三大主力即陆续展开于敌之翼侧，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
平型关战斗敌我伤亡情况是：“毙敌千余人”，“我伤亡官兵约600余人”。而这600余人中，大部分是负伤而不都是“殉职”（阵亡）。据三四三旅（陈旅）六八五团（两个主攻团之一）平型关战斗详报称：“（本团）人员伤亡206人，计开：阵亡53人，其中指挥员15人，政工干部1人，战士37人；伤15人”，阵亡者只占伤亡总数的25％。诚然，我军校亡的都是红军战士，中华民族的精华，不论数字大小都是令人痛惜的。但革命战争总难免流血牺牲，特别是在与强敌日本侵略军作战中，要取得平型关战斗这样的胜利，而又不付出一定伤亡代价是不可能的。平型关壮士鲜血，浇灌了民族解放之花，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先烈们的英雄业绩，将百世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