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对外贸易及向西方学习的经济思想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的鸦片走私泛滥，在对国民健康带来极大危害的同时，也严重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引发了关于鸦片贸易的议论。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又使得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观点。
一、鸦片贸易思想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给中国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带来日趋严重的后果，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激烈的辩论。1836年，清朝廷有个叫许乃济的朝臣公开出来反对禁烟，主张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他的主张遭到朝臣中禁烟派的强烈反对。
（一）黄爵滋的禁烟思想在禁烟的许多主张中，一般主要注意到打击偷运鸦片和贩卖者，但黄爵滋却认为如不根除吸食者就无法根绝贩卖者。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向皇帝上书《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从国家财政的观点出发，详述了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严重祸害，要求厉行禁烟。他所提出的主张，从实际出发，认为只要清朝有决心，从根本上禁绝鸦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他提出：“……今欲洋烟之不来，必先加重吸烟之罪。请严旨饬谕，予以一年期限。若一年后，仍行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罪以死论……见任文武大小各官，如逾限吸食，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
这是比较彻底的禁烟主张。根据一般的经济观点，某一商品一旦变为滞销品，生产这一商品的生产，要么停产，要么改变生产品种，否则就会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如果对吸食鸦片者采取他的坚决主张，鸦片贩子必然陷于绝境。他这篇奏折在朝廷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的进一步主张严惩贩烟和开馆人犯；严禁烟船入口及查逐趸船；先严惩官吏吸烟者……大多是对黄爵滋禁烟主张的补充。但是也有人认为，“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吸食鸦片的很多，如果都处以死刑，会造成“不可胜诛”的局面。至于严惩包庇，奖励告发，更是有损忠厚，因为人之常情，“无不心存恻隐”，“知而不举，固属于犯科条，而斯民苟存恻隐之心，尚可验民风之厚”。（《筹办夷务始末》）对于吸鸦片的文武官员，如果加因诛杀，恐会涣散民心，如此等等。
（二）林则徐的禁烟思想对于黄爵滋的禁烟主张，林则徐是最先上奏表示坚决支持的封疆大吏。他从政治、军事、社会和国家财政等各个方面痛论鸦片走私对中国的危害，指出鸦片走私已使各级衙门的大小官吏成了“吸食者”和“包庇贩卖之人”；白银外流和军队官兵吸食鸦片极大地破坏了清朝的财力和军力，如果不严加制止，几十年后，就将使“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国防将面临不战自溃的危险。对人民来说，吸食鸦片的人增多会败坏社会风气，损害民族健康，“痼癖不除，足以弱种”（《与胞弟林元抡书》），贻害尤为深远。他以极大的义愤，痛斥鸦片贸易是“骗人财而害人命”，为“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不容”。
林则徐还将鸦片贸易和一般对外贸易区别开来，要求严禁鸦片贸易而不禁一般贸易。当时，朝廷中的妥协投降派反对禁烟，而一些保守分子则借口反对鸦片贸易而要求封关禁海，断绝同外国的一切贸易往来。林则徐同时反对这两种观点，提出了将鸦片贸易同一般贸易区别开来，将进行鸦片贸易的祸首英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对待的主张。
林则徐还较多地论述了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危害。他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白银外流作了一个大致的估算，认为吸食鸦片的人以每人每天费银一钱计算，一年就需银三十六两。假定全国四万万人中有百分之一的人吸食鸦片，全国每年因鸦片进口而流出的银两就会大大超过一亿两。他还根据自己亲身观察，指出鸦片贸易对国内工商业的破坏作用。他说：苏州的南濠、湖北的汉口等地，向来都是商业繁盛的地区，近来却出现了衰落的征象，商品销路困难，贸易额较二三十年前减少了差不多一半。他问道：减少的一半购买到哪里去了呢？“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
（《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五《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实践中，林则徐被任命为禁烟的钦差大臣，坚决地、毫不犹豫地执行了赋予他的禁烟使命，并在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收缴英商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计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在广东虎门滩销毁。
二、对外通商思想
（一）林则徐论对外贸易的好处前已论述，林则徐将鸦片贸易同一般对外贸易区别开来，他主张只禁止鸦片贸易和禁止同英国的贸易，并且还从多个角度阐述了对外通商贸易的好处：
第一，认为对外贸易有助于增加封建国家的收入。当时，清朝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受封建自然经济眼光的限制，一般都不能从经济角度考虑对外贸易问题，总认为“天朝无物不有”，在经济上没有同外国进行贸易的必要；对于从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关税收入，也不加重视。连龚自珍那样比较进步的思想家，也认为“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收入”。林则徐却不同，他明确地向皇帝表示：同外国进行贸易可以“收其利”（《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卷四《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即获得关税收入。
第二，他认为从对外贸易中征收的关税，可以用做国防经费，“制造炮船”，以加强反对外国武装侵略的力量。这里林则徐说的“制造炮船”，是指学习和采用西方军事工业的技术，制造新式军舰和火炮。用关税收入制造炮船，这实际上已开始将对外通商贸易问题同学习西方长处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
第三，他还反映了中国商人在对外贸易问题方面的愿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从交换价值的角度看待对外贸易的利益。林则徐曾经向道光皇帝表示：商人都是好利的。
中国商人对西方商人从对外贸易获得的厚利，“莫不歆羡垂涎”（《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二《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只是因受清朝的“定例”所限制，不能出国贸易，以致对外贸易的好处全让外商占去了。
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大多数代表人物，都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待对外贸易问题，将对外贸易的利益归结为进口本国没有的或生产不足的某些使用价值。而林则徐认为各国商人进行对外贸易都是“趋利”，认为中国商人想出国贸易也是为了羡慕外商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厚利，显然是从交换价值的角度来谈论对外贸易的利益。由此可见，林则徐的对外贸易观点要比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大多数人物有更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
（二）魏源的贸易差额论魏源和林则徐相同，主张严禁鸦片输入，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他认为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清政府决定停止对英的一切贸易是重大失策。
魏源以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广东进出口贸易品及价值为依据，来论证贸易差额。
他指出，如果没有鸦片贸易，中国是出超，英国商人要补给中国价银七百余万元，各国商人一共要补给中国价银一千四百九十四万五千元。由此他得出结论说：
“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同时，他又指出是岁英夷进口鸦片四万箱反而需支付价银二千二百余万元，因此，中国对英国出口超过进口的七百余万元价值的货物不独未以银元进口补偿，中国尚需另以一千余万元支付因鸦片进口所引起的差额。另一方面，对美国出口超过进口的九百六十万元，“何不闻补银，盖亦鸦片价内开除之数（英夷所运者印度鸦片，弥夷所运者都鲁机鸦片）”。总的说来，“故知洋钱流入内地，皆鸦片未行以前夷船所补之价。至鸦片盛行以后，则绝无货价可补，而但补烟价”。（本段引文均见《魏源集筹海篇四》）从魏源对贸易差额概念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出来，他已理解到国际贸易的实质是“以货易货”，而进出口货物价值的差额必须以现金（当时为白银）补偿。他将当时从美国进口的白银作为进口商品来处理，并未把它和进出口差额的“补价”混同起来，这无疑是合理见解。此外，数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未弄清楚的白银来源问题，到魏源才得出了正确的答案。他指出鸦片盛行以前的流通中白银有两个来源：一是许多人共知的来自本国的银矿开采；一是来自许多人不理解的贸易差额的补价。所指明的数百年来已有白银通过对外贸易关系源源流入这一点，确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师夷制夷”的思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苦难加深，中国社会开始逐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统治者在战争中和签订条约时所暴露出来的腐败无能，打破了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幻想，使人民深感失望；而外国入侵者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物质技术优势，又使人民不能不以新的眼光正视西方。这首先体现在统治阶级中开明人士提出了学习西方的主张。
（一）林则徐的学习西方国家长处的主张林则徐原来也有“天朝”“百产丰盈，并不籍资夷货”的愚昧自大的观点。他曾经认为：西方国家在生活上离不开中国的茶叶、大黄，西方的毛织品也必须以中国的“丝斤”为原料，中国如果断绝同西方的贸易，则西方无法生存。（《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四《拟谕英咭利国王檄》）但是，在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接触和斗争的过程中，他较快地认识到，“天朝”并不是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处处胜过“外夷”，而是还有不如“外夷”之处。由于当时同西方国家刚刚正面接触，对西方情况了解不多，林则徐只是从武器方面看到了西方的长处，看到了“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为了能够“制敌”，即有效地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他主张中国自己“制炮造船”，而且要做到“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以上引文均见《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卷四《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林则徐对西方的大工业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还是陌生的，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更是谈不上有什么认识。他的上述见解，本身也还不能算是经济观点，但它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却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以在“坚”和“利”两方面能同西方相比为目标主张“制炮造船”，这已经在实际上提出了学习西方的思想。同时，他把承认西方有胜过中国的长处同提出赶上西方的目标结合起来，把学西方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结合起来，这已经是一种为了“救国救民”而学习西方长处的思想。
（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论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魏源受到很大的震动，同时，也使他扩大了视野，产生了进一步了解外国情况的迫切要求。他在林则徐编的《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充编写成了介绍各国情况的《海国图志》五十卷，后又陆续增加到一百卷。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集海国图志叙》）他要求统治者了解、研究外国情况，做到知己知彼，从而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论点从一般意义来看，似乎并无什么深刻含义。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战胜匈奴，也可以说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胡服骑射在社会经济方面并没有什么先进之处，它并不能在赵国引起什么社会变革，虽然在军事力量方面有所加强，但赵国终于还是被实现了社会经济改革的秦国打败了，灭亡了。
所以，要认识魏源这个论点的深刻历史意义，必须了解其“师夷”的内容。
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里，魏源首先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也就是坚船利炮，并且建议自己设厂制造。
“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聘请法国、美国头目各一二人，分别带来工匠，在厂内帮助中国制造船炮。同时选广东、福建“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他期望在中国设厂制造船炮以后，使中国人也能掌握这些新技术，“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他把林则徐“船坚炮利”的主张进一步具体化了。
这里，魏源“师夷”的内容，虽然主要还是在军事方面的长技，但已不是塞北匈奴的强弓驽马，而是制造坚船利炮的技术，是使用这种技术制造新式武器的社会化大工业。社会化的大工业是一种远比中国传统文明更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与一种比中国封建经济关系更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将这种东西引进中国，即使最初只限于军事工业方面，它也会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而且是越来越强大的冲击力，促使旧的社会经济体制陷于日益严重的破坏和解体。
魏源的师夷主张并不局限在军事工业方面，他认为外夷的“长技”不仅是战舰、火器，而且还包括各种民用动力器械。他说：“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他还指出船厂除造舰船外，还可以造商船卖给商人，火器局除造军火外，还可以制造各种民用器械，以供民用。
对于军事工业，魏源不是将经营主体限于官府，而主张允许商民办厂，调动商人的财力和积极性来办新式工业。他强调，在设立新式工业时，官办工厂切不可多，只需在广东设一处即可，“专设一处，则技易精，分设则不能尽精；专设则责成一手，纷设则不必皆得人”。福建、上海、宁波、天津“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魏源早就对官场的积弊有着深切的了解，对商业资本的力量、信誉和效率有着切身的感受。在谈到解决银荒问题时，他就提到过允许富民聚众开矿的主张，但这里说的是旧式的采矿，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讲的允许沿海商民自设厂、局办新式工业的主张，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在思想上是有联系的。魏源一贯肯定商人资本的效率、信誉和力量，而对官府工商业的腐败、贪婪和低能深有了解，所以总是主张发挥商人、富民的作用以搞活经济状况，当他把这种思想用于考虑新式工商业问题时，自然就转化为允许私人资本投资办新式工业的要求了。
为了在社会上开通学习西方长处的风气并为此培养人才，魏源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这已经开始将学习西方同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结合起来了。为了排除顽固保守势力的阻力，他还以俄罗斯之彼得大帝为例，说他“微行汲于他国”，学习西方技艺，“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以上引文均见《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魏源虽然把“夷之长技”主要说成是军事方面，特别是武器方面的，但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论点，绝不是只作为一个局部的、一时的问题提出的，而是有着战略性的考虑。他相信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并不亚于西方，他满怀信心地说，通过“师夷长技”，将会使中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海国图志》卷一）。这已经是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展望。
6.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论的核心内容是什么？阐述该思想的历史意义。
（2）马尔萨斯还使用了一些七拼八凑的统计数字，给人以“有事实根据”的外观；洪亮吉则纯凭主观推测。
第二，人口过剩除自然原因外，也有社会原因，但社会原因是次要的。
洪亮吉承认土地和财富的兼并对造成人口过剩有作用，但他认为这不是根本原因，而只是加剧的因素。在他看来，只靠自然原因就会造成人口过剩现象；再加上“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这就更加剧了人口过剩问题的严重性。
第六节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清朝前期至中期）的经济思想。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失败，在中国经济思想界中产生了强烈反响。针对人口问题，地主阶级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主张。洪亮吉提出了绝对人口过剩论；恽敬则提出了相对人口过剩论；包世臣乐观地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龚自珍、谢阶树则从安定游民的角度论述人口增长问题。针对土地兼并问题，吴铤、谢阶树、汤鹏等人都认为土地兼并是造成贫富差距、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并从改革土地制度本身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对策，但大都主张复古改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限田”主张，甚至将有的“限田”方案付诸实施。针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白银外流问题，思想家们一方面看到了商品经济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主张农、工、商并重；另一方面，货币思想在封建社会衰退时期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已触及理论的边缘。鸦片贸易的危害以及如何应对，也成为该时期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尤其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论，成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思想主张。
重要概念
绝对人口过剩论本末皆富论师夷制夷。
思考题
1.清朝前期至中期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有哪些？
2.洪亮吉与马尔萨斯在人口过剩问题上的主张有何异同？
3.该时期抑制土地兼并的主要思想观点有哪些？该如何评价？
4.封建社会“重农抑末”思想在该时期有何新的发展？
5.王鎏与魏源在货币思想上有何本质区别？为解决当时的货币问题，分别提出了什么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