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洋务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一、洋务思潮形成的社会经济背景
任何一种思潮的产生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洋务思潮也不例外。
洋务思潮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体现在洋务派关于兴办近代军用和民用工业的言论和政策中。所谓洋务派，指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统治阶级内部形成的一个政治派别。该派别继承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现封建国家的“自强求富”的目标。该派是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华势力相结合的产物，带有非常浓厚的封建性、垄断性和买办性。如前所述，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社会关系的变化，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促进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同时，中西交流日益增多，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逐渐引入中国，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面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帝国主义国家需要一个对其驯服又有能力统治人民的清政府。清政府也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和人民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外则可以通过出卖国家利权来苟延残喘。因此，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清朝统治者在镇压人民反抗这一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清政府首先兴办军事工业，进而兴办为军事工业提供服务的其他近代工业的做法。概括地讲，洋务思潮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1）首先产生了兴办军事工业的思想，其次产生了兴办民用工业的思想。
（2）虽然洋务思潮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但是洋务思潮产生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服从于清王朝开辟财源的需要，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洋务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虽然这些人物缺乏系统的经济理论，但他们大都是掌握国家政权的封疆大吏，他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观点代表了当时封建国家的政策取向，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洋务思潮的经济政策思想及其演变洋务运动经历了一个兴起、繁荣、没落的发展阶段，洋务思潮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按照经济思想发展的内在轨迹，结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阶段特点，大体上可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分界点，把近代洋务思潮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洋务派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和封建保守派的思想交锋中，双方斗争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近代工业。洋务派坚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军用和民用工业，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同时，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商品输出侵略，洋务派还从通商方面论述了兴办民办企业和外贸问题。第二阶段，洋务派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和维新派的思想论战中。张之洞的经济思想是这一阶段洋务派经济思想的典型代表。
他明确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策主张，认识到“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但是，他反对维新派提出的有关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同时，针对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资本输出策略，洋务派在与外国通商合作和借用外债等经济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洋务派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被称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是由洋务派后期的代表张之洞提出的。实际上，在洋务运动的初期，李鸿章就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他说：“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
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为赔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李文忠公全集》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鸿章认为，中国目前缺少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设备，在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一定要分清本末，一定要坚持中国的“文物制度”。这里的“文物制度”指的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张之洞为了粉饰洋务运动中暴露的种种弊端，同时为了应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挑战，他从关于“道”和“法”的关系出发，对“中体西用”观点进行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由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三《劝学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把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和封建专制秩序放在第一位，把西学放到中学的从属地位。因此，在维护封建的制度和思想统制方面，洋务派和封建保守派是一致的。
（二）求富论李鸿章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主张兴办新式的军事工业，寻求所谓的“自强”。为了给军事工业提供基本的原料、燃料以及相应的运输设备，他提出了“先富而后能强”的思想。他说：“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文忠公全集》四十三《试办织布局折》）他在谈到设立招商局的目的时，这样说道：“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李文忠公全集》三十九《复议梅启照条陈折》）他已经注意到通过振兴商务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张之洞兴办洋务运动的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正在初步发展，为他能够正确地认识农、工、商三者的关系提供了客观条件。他非常强调生产领域对流通领域的决定作用，强调“工”在农、工、商三者中的地位，提出“以工为本”的富强论。他说：“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外国工商两业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三《劝学篇下》）
（三）企业经营方式的多样性经历了洋务运动早期军事工业的官办模式后，出于充盈国家财政的目的和迎合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近代企业的经营模式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时候，就提出了“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李文忠公全集》卷一《论试办轮船招商》）的指导思想。“以官护商”，帮助企业解决创办之初面临的种种困难。在官督商办模式中，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非常不清晰，特别在封建王权的干预下，企业的经营权和剩余价值索取权落入了洋务派官僚手中，商人的利益受到了严重侵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官商合办模式应运而生。张之洞从“权”和“利”的关系出发，提出“两者相辅，商得其利，官收其功”的观点。（《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一《筹议海防要策折》）在这种经营模式下，商人的利益依然会受到洋务官僚的侵犯。郭嵩焘认为，政府参与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弊端太多，得不偿失。要做到真正的富强，就应该允许商民自由集股经营，仿泰西之法，然后“听民为之”。
（四）外债思想19世纪末，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资本输出的方式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剥削，借用外资发展中国的经济成为洋务派的一个重要发展策略。张之洞在论述其外债思想时，往往与“自强”和“兴利”联系在一起。他说：“今日赔款所借洋债已多，不若在多借十之一二，及此创巨痛深之际，一举行之，负累虽深，而国势仍有蒸蒸日上之象，此举所借之债，尚可从容分年筹补。果从此有自强之机，自不患无还债之法。”（《张文襄公全集》卷三十七《吁请修备储才折》）三、洋务思潮的历史作用对洋务思潮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者大都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洋务派是带有非常浓烈的封建性、垄断性和买办性的地主阶级集团，它的一切行为目的是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秩序，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地讲，评价洋务思潮的历史作用必须把它放到历史的长河中，从洋务思潮与地主阶级改革派、地主阶级保守派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的联系和比较中，才能得到科学、公正的结论。洋务思潮兴起之初，继承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向西方学习的进步观点，并且在同地主阶级保守派的思想斗争中取得胜利，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改革派和革命派提供了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洋务运动进行到后期，洋务思潮更多地反映在它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争斗上，体现为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在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的垂死挣扎，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第四节 戊戌变法前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与发展阶段
资产阶级改良派是19世纪后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发展变化的产物，它由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意识、为新兴资本主义谋福利的先进的中国人组成。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围绕建立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中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经济观点和主张，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方向。19世纪后期，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不断加剧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客观上进一步瓦解了封建经济，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在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日益增多的西方文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源泉。资产阶级改良派继承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的一些正确的经济观点和政策主张，同时还吸收了《管子》中的经济思想、孔子的足民论、叶适和黄宗羲的重商思想等。在对待外来的文化上，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阅读译著和亲身经历，认识和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常识和“庸俗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并且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经济思想。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到资产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逐步被革命派的经济思想所取代，按照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理解程度的不同、对工商业认识的改变以及其与洋务派的关系，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甲午中日战争，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产生和初步发展的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改良派成员大都和洋务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对西方经济理论的认识大都还停留在经济学常识方面，提倡商业立国，体现了诞生之初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第二个阶段为甲午中日战争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相对于早期改良派，维新派提出了相对完善的资产阶级施政纲领，突出强调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开始有意识地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
二、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改良派的经济思想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反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认为洋务派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学习工艺技术，只是皮毛而已，是富强之末。真正应该学习西方的是开议院，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资产阶级改良派首次把政治制度改革放到更为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它和地主阶级改革派与洋务派的最重要的区别，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愿望。郑观应说：“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不知通变。”（《盛世危言》）黄遵宪肯定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主张不仅“殖物产，兴商务”，并且兴民权，立宪法、开国会。
（二）全面、自由发展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重商思想。早期改良派一方面继承了宋明以来先进人物重视商业发展的思想，另一方面还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重商主义思想，提出商业立国的政策主张。在批判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时，王韬说：
“泰西诸国以通商为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弢园文录外编》）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的经济思想家在论述“商”的重要性的时候，大都包含工业和商业两者，与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内涵不同。王韬以商为国本，这在之前的经济思想中是不存在的，突出反映了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鲜明地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发展工商业的愿望。他重视商业，并不意味着轻视农业，相反还提出“驱天下之游民、废民、惰民、莠民而尽归于农。”（《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重民上》）郑观应从“自强”和“兴利”的角度出发，重视振兴商务。他说：“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盛世危言商务一》）作为一位长期以来深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中国的爱国思想家，郑观应更是提出了“习商战”口号，把发展商务和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联系起来。在论述兵战和商战的关系时，他说：“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盛世危言商战》）第二，财政思想。黄遵宪提出了“以天下财，治天下事”的财政原则，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和奢侈糜烂的浪费。同时，他还介绍了近代西方国家的量入为出的原则。他说：“泰西各国必预计一岁出入之数，量出为入，无所蓄积。国家一旦有大兵革大政事……于是议借债。”（《日本国志》卷十八）郑观应主张向本国人而避免向外国人借债。“泰西各国无不有国债……君民上下，缓急相济，有无相通，隐寓藏富于民之义，而实不欲受利权于别国也。”（《盛世危言国债》）郑观应之所以提出避免借外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清政府在向外国借债时，大都以牺牲国家的利权为代价，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王韬主张废除厘金。他说：“数十里之地，关卡林立，厘厂税厂征榷烦苛，商民交病，行旅怨咨，亦非所以为政体也，此苏子瞻所谓不终月之计也。”（《弢园文录外编》卷四《纪英国政治》）
（三）金融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自铸金属币，建议发行可兑换的钞票，还提出建设银行的主张。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改革现有货币制度主要是基于维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实质上是要求建立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制度。陈炽认为，用纹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主张自铸金银币，“既可便民，又不病国”。同时，改革现有的货币制度还可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金融侵略。面对外国货币充斥中国市场，王韬建议铸造金、银、铜三品之钱，改变这种局面以及由此而来的金融侵略。郑观应列举了设立银行的种种便利，认为：“今为之计者，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盛世危言银行上》）陈炽说：“通商而不设银行，是犹涉水而无梁。”（《续富国策》卷四《创开银行说》）从中可以得知，改良派设立银行的最终目的都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三、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经济思想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进一步反思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特别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迅速使日本成为东方强国，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给中国人巨大的震撼和冲击。变法图强成为社会最响亮的呼声，“全国之言变法者纷纷”描述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观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走向历史舞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根据他的人性、人道论和“三世”进化论，提出了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纲领，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下面我们就以维新派的经济纲领为主，结合其他维新派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介绍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经济思想。
（一）强调政治对经济反作用的思想康有为认为，中国要想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只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变革，特别是改变封建专制制度，才能实现真正的富国强兵。他说：“……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生，皆由体制尊隔之故。”（《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清帝第七书》）他还进一步指出：“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清帝第六书》）
（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康有为主张放任和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他说：“凡作机器厂者，出费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戊戌变法》第二册《公车上书》）梁启超则对洋务运动偏重军事工业，忽视民用工业，支持官办而禁止民办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中国所兴制造工业，徒偏重于造船、造兵械、造火药等局。糜金甚巨而无益民业。”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近代工业要想有所起色，“必须准各省广开民厂造器，令民间自为讲求”。
（三）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严复是宣传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严复论述了实行经济自由的原因以及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和方法，并且在国内经济和国外贸易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主张。在国内经济方面，严复提倡经济自由主义，要求尊重个人利益，保障个人经济自由的权利，反对封建王朝的垄断政策，代表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呼声。在国外贸易方面，严复主张对外自由贸易，反对保护贸易。由此可见，严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味地提倡对外自由贸易，迎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胃口，却不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谭嗣同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张对外贸易。他说：“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客固利，主尤利也。”（《仁学》）
（四）《大同书》中的经济思想康有为对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内容涉及封建土地制度、封建租佃关系、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以及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对未来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作了极其详尽的设想，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生产中实行统一规划，去国界、级界、形界、种界，普及高等教育等。可以说，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融合了佛家思想、儒家的大同学说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压迫剥削追求理想生活的愿望。
四、早期改良派与维新派经济思想的比较虽然早期的改良派和后期的维新派都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都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并且他们的观点和主张的确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由于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不同，早期的改良派和后期的维新派在经济思想方面不尽相同。
第一，早期的改良派对于当时西方经济的理解是相对肤浅和简单的，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常识，即使偶尔接触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也是相当有限的。在早期的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中，只有马建忠系统地接受过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然而他却没有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传播和介绍。到了戊戌变法时期，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才开始注意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翻译了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开始传播西方经济学理论。如严复翻译出版了《国富论》。
第二，虽然早期的改良派在工商业经营、财政、金融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观点和主张，但是这些经济观点相互之间分散、孤立，没有形成系统的经济纲领。维新派则是综合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主张，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制定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体现了经济观点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第三，从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关系来看，早期改良派中有的人做过洋务派的幕僚，有的人参加过洋务运动等，因此，早期改良派的经济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洋务派经济思想的影响，他们吸收了洋务思潮的一些经济观点和主张。但是，阶级属性的不同又使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在很多问题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可以说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在矛盾中共存。然而，到了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以及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随着维新派对洋务派的态度已经从之前早期改良派对洋务运动的抨击发展到公开对立，洋务派的经济思想和观点基本上都被维新派抛弃。
第四，经济自由主义程度上的不同。尽管早期改良派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封建国家的垄断经营，但是，由于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同封建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的经济自由的主张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及维新派的主张。
第五节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经济思想的兴起与发展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和对外关系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政治上，在帝国主义的持续不断侵略下和中国人民的积极反抗下，清政府进一步暴露出其对外投降的嘴脸，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封建统治集团，厚颜无耻地发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继续出卖国家的利权，维持其腐朽统治。在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下，清政府无力维持原有的封建统治模式，于1905年开始实施“新政”，放松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压制，颁布实施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和法规，如《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公司律》等，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扩张，虽然其主观上是加强对中国的剥削和控制，客观上却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中国的经济出现了较快的增长。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得到了加强。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先后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此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如果说，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兴起的社会根源主要在于由封建地主、官僚、买办转化出来的上层民族资产阶级，那么，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兴起，则主要是由于从平民上升的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及其影响的扩大。在经历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清醒地认识到，试图依靠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改革和资产阶级改良，都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只有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才能拯救中国。
在革命思潮高涨的情况下，孙中山于1894年建立了兴中会，并于1905年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成立中国同盟会。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其革命理念时，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在积极地开展政治活动。经过两年多的论战，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最终在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论战中取得了胜利。
二、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纲领的初步提出孙中山年少时，家境非常贫困，接触到的也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感受。太平天国失败后，有关太平天国将士英勇反抗晚清统治的事迹，依然在孙中山的故乡流传。幼年的家庭背景和经历对孙中山之后革命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孙中山说：“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老谈话时已起。”即使孙中山幼年就具有革命的思想萌芽，但是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孙中山还是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这一点可以从他甲午战争前的三部著作看出。这三部著作是《致郑藻如书》、《农功》、《上李鸿章书》，书中的内容体现了孙中山鲜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策主张。由于接连上书的失败，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国落败以及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孙中山逐渐抛弃了改良的思想主张，坚定了以革命推翻晚清统治的理念，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道路。
在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形成过程中，一方面，孙中山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中汲取营养。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来自尧舜禹汤文武以来相继不绝的所谓“道统”。但是他在这里只是借用了“道统”概念，实质上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他所谓的道统就是以“民”为核心的“厚民生”、“养民”、“教民”等道统。这一点也是他民生史观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孙中山还汲取了太平天国的土地国有思想，认为只有实现土地国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另一方面，西方的经济思想也是他民生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在处理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化的思想是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最直接的渊源。乔治认为土地私有垄断是阻碍社会进步和促使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的贫困问题。同时，从节制资本的内容来看，孙中山受到德国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资本家垄断，保障普通民众的生活，避免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宣布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的章程，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十六字纲领的实质就是推翻清朝统治，夺取政权，平均地权，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同年11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创刊词中，把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简称三民主义。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最终目的是保障人们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孙中山认为，封建土地制度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和剥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权利的根本因素，因此，他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政策主张。有关平均地权的做法，《同盟会宣言》作了如下具体规定：“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三、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一）理论基础民生史观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在分析民生主义理论之前，有必要谈谈他的民生史观。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因此，他的民生指的是维持人民群众生命存在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的经济生活，有了这种经济生活，人民才能生存，社会才能发展。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民生是历史的重心。孙中山的民生是历史的重心论，是针对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的物质是历史的重心而提出的。孙中山认为，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应该是人类历史的重心。而在各种生活中，民生是重心。因此，他认为民生问题“为社会历史的中心”。第二，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他指出人类社会像整个自然界一样，是一个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人类求生存，既包括了人的精神努力，又包括了人的实际活动。实际活动则包括了从物质生产、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到宣传的各种活动。他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观点说：“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民生是历史的重心，表明了孙中山对社会历史内容和基本结构的见解。这确实显示了他的历史观突出历史主体即人以及人的维持生存的经济生活的本质特征。但是，他把这种抽象的超阶级的人的求生存的要求当成政治、经济的重心，社会进化的动力，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理论是错误的，这就是说明他的民生史观实际上是历史唯心主义。
（二）平均地权的经济思想平均地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革命”的土地纲领，在民生主义中占有核心地位。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如此重视土地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中国社会经济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它一方面继续维持着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它对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因此，只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解放广大农民，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天朝田亩制度》明确支持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公有制，已经为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是，受历史条件和阶级属性的局限，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代表的是一种落后的、狭隘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实现在保持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愿望。资产阶级改良派虽然要对封建土地所有制作一些改变，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是由封建地主、官僚和买办转化而来，同封建土地制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要求在保持封建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适当改革以便实行资本主义的农场经营方式。资产阶级革命派摆脱了农民阶级和改良派的历史局限性，提出了土地国有的政策主张，代表了当时进步的潮流和方向。
有关如何实现平均地权，《同盟会宣言》作了如下具体规定：“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平均地权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实行单一土地税，把因社会改良而产生的地价的增加收归国有，而逐步实现土地国有化。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对平均地权的政策措施作了更为详尽的规定。要点主要包括：
（1）核定地价。国民政府建立后，在换发地契的时候，允许人们自己报告地价，政府将地主自报的地价写入地契，作为政府核定的地价。
（2）照价征税。国家根据核定价格，按照一定的税率，对土地征收从价税。按照孙中山当时的设想，税率定为百分之一，他说：“如地价一百元时完一元之税者……此富人视之仍不为重。”
（3）照价收买。
他说：“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需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方能无弊。”这样做一方面赋予了国家可以向地主征收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照价收买”和“照价征税”达到限制地主的目的，使地主“报价预昂，则纳税不得不重。纳税预轻，则报价不得不贱。两者相权，所报之价，遂不得不出之于平。”
（4）涨价归国。这一点是平均地权的关键所在。既然无法对地主的土地实行强制没收，也没有实力在短期内实现照价赎买，那么，可以通过把涨价归国这种方式逐步实现土地国有。孙中山明确指出，要收归国家的涨价部分，指的是因为社会文明进步所造成的土地的涨价，不包括地面上的建筑及其他人工改良设施。他说：“我们所说的地价是单指素地而言，其他人工之改良及地面之建筑不算在内。”
（三）节制资本的经济思想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孙中山为什么会提出节制资本这样一条看似和资本主义发展相违背的经济政策？要正确理解这一点，必须要结合当时中国的国内外形势进行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垄断资本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垄断资本的弊端也日渐明显。当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之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洪峰早已过去。孙中山看到随着垄断资本弊端的逐步显露，广大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中小资产阶级受到垄断资本的排挤和压迫。因此，孙中山在比利时访问第二国际执行部时说：“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取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既要取其善果，又要避其恶果，因此，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目的是限制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阻止中国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节制资本”的核心理念是发展国家资本，限制私人垄断资本。对于私人资本，孙中山指出要区别对待两种不同的资本。对一般的私人资本而言，他提出要积极鼓励其发展，“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对于具有垄断性的私人资本，由国家出面进行节制。在发展国家资本方面，一方面，它是节制私人资本的有效补充，基本内容是“国家的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事务，皆归国有，不使私人独享其利”。也就是说，国家掌握和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和行业。另一方面，孙中山也认识到社会化大生产的优越性，大生产的规模效应是小生产无法比拟的。他说：“盖大公司能节省浪费，能产出最廉价品物，非私人所能及，不论何时何地，当有大公司成立，即将其他小制造业扫除净尽。”他进一步认识到私人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造成垄断，阻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资本的私有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的节制资本不是消极地防止大资本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资本。至于如何节制资本，孙中山认为首先应该从经营的范围和企业的规模上加以限制；其次，向资本家征收直接税；再次，是发展国家资本；最后，制定劳动保护法，和节制资本结合起来，限制资本家的压迫。
（四）振兴实业的思想振兴实业，实现国民经济的近代化，谋求中国的繁荣富强，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的振兴实业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
早在1894年他在《上书李鸿章》中就提出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经济主张，代表了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追求富国强兵的愿望。1912年4月他谈到“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策”。1919年，在总结其他国家建设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孙中山制订了一个宏伟的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方案，即《实业计划》。《实业计划》和孙中山晚年的有关著作提出了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见解。
（1）关于振兴实业的目的，孙中山认为首要的目的是解决民生问题，这一点是由他的民生史观决定的。他主张把振兴实业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科学技术基础的手段，把提高人民大众的社会福利作为振兴实业的目的。
（2）在论述振兴实业的条件时，孙中山看到了政治对经济的巨大反作用，意识到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的主导作用。他说：“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在经济方面，孙中山认识到自然资源直接决定了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在资金使用上，可以利用国内私人资本、国家资本和外来资本来发展本国经济。
（3）内容广泛，协调发展，突出重点。孙中山认识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制订《实业计划》的时候，提出既要协调发展，又要突出重点。他说：“欲谋实业之发展，非谋其一端之可以成效也，必也万端齐发始能生效。”孙中山认为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门，其中铁路运输更是国民经济运输的大动脉，因此提出了铁路先行的政策主张。他说：“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这一点也可以从《实业计划》的具体内容来看。
《实业计划》包括六大计划，其中前三项计划涉及铁路系统、海运系统和内河运输系统，铁路运输更是被排在第一位。在突出交通业重要作用的同时，他还强调《实业计划》中采矿、冶炼、燃料、动力等基础工业，重视机器制造业，体现了他协调发展的经济思想。
（4）利用外资。孙中山提出实行开放政策、利用外资的主张。他说：
“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孙中山论述了借外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且谴责了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对外借债时立场和观点的严重错误及卖国投降的行为，强调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人才应该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而不应该损害国家的主权。在具体方法上，他提出：第一，同外国企业资本集团签订平等互利的合约，允许外国资本取得合理的利润。第二，主张以个人或公司的名义直接向外国公司借款，尽量不要向外国政府直接借款，以免引起国际纠纷。第三，在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上，孙中山提出借资开厂、中外合办以及批归外人承办限期无偿收回三种形式。
四、其他革命派的经济思想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三民主义几乎囊括了革命派所有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其他成员基本上是将他的主要思想进行了阐述，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称述的经济观点。下面分别对朱执信、廖仲恺和章太炎的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
（一）朱执信的经济思想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可概括为两条：第一，他始终是孙中山的阶级调和论的支持者。尽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对阶级斗争有所认识，但仍未摆脱阶级调和论的影响。第二，他也是孙中山的资本主义“预防”论的一贯支持者。朱执信的经济思想中最值得称述的就是他第一次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在介绍《共产党宣言》时，他赞扬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有别于乌托邦空想主义，并且认为可以通过社会调和来防止未来的阶级对立。他对《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了初步介绍，认为“凡财皆从劳动而出，故真为生产者，劳动之阶级也”。同时认为原材料的价值是不会增加的，剩余价值的源泉只能是劳动。
这两点表明，同当时的经济思想家相比，他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认识是较为深刻的。
朱执信还对货币价值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提出了“最后效用”论。首先，他认为货币购买力就是货币的价值。他说：“凡货币之得为货币，不外以其有购买力。”
其次，他还认为货币的购买力也就是货币的最后效应，并且进一步区分了金属货币、可兑换纸币、不可兑换纸币的最后效应，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最后，他认为，货币的数量与社会需求量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货币的价值。他说：“从近代学者之所研究，则凡货币之价值，当以货币流通额、流通速率，及其流通区域内之交易额参定以流通额与速率相乘得数，除交易额，则得货币之价。”关于朱执信的货币思想，从理论上讲是错误的，他没有看到货币具有内在的独立的价值，只看到货币购买力，从而错误地认为货币的价值等同于货币购买力。但同时，他指明了货币购买力与商品流通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传播西方的货币学说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廖仲恺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的经济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生产与消费的探讨上。他不仅对生产和消费进行了一般的论述，而且结合社会制度进行分析，并且对中国当时的生产和消费问题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首先，他认为生产是社会财富的源泉，并且进一步指出发展生产必须注意社会分工。注意他这里谈到的社会生产指的是采用了机器的资本主义生产。他从生产的目的来分析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做到“生产和消费适合”，“需求和供给相符”，最理想的则是“使最大的生产，满足最大的消费”。其次，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与消费分别进行了阐述。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永远存在的理想社会，有其产生和灭亡的历史过程。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与消费就是“资本家之生产，是为自己利益生产的，至于消费者那方面之厉害如何，他却不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废除了私有制，从而达到“为消费而生产的，生产之利，不归一人，而归社会”的状况。最后，在论述中国的生产和消费问题时，他认为主要是中国人大量消费洋货与不能发展本国工业生产的矛盾。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实业和扩大消费能力。此外，他还主张建立消费合作社，认为它“简单易行”，“自小而大，举措裕如”，可以为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同时，他还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人口增加是有个很自然的限度的”，随着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人们知识水平提高，就会出现“男的怕家累”、“女的能独立”的状况，不至于出现“人满为患”的局面。同时，他还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人口增加断不会到可怕的程度，用不着那些灾害、罪恶、战争种种为人道之敌的东西来限制它”。
（三）章太炎的经济思想章太炎对待工商业的态度比较复杂。总的来讲，他对商品生产持肯定态度，主张“通商惠工”，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章太炎说：“夫天地有百昌以资人用，待工而成，待商而通。”这句话表明他认识到工业和商业在生产和流通中的重要作用，对发展工商业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同时，他还提倡在工业和商业中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发展近代机器工商业。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他企图以雄厚的商人资本，与“西商格拒”，希望通过商战抵制外国资本的入侵。他还主张废除厘金制度，使工商业者的纳税负担大致均平。但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抑商”思想的影响，他对工商业者参与国家政权持否定态度。到了20世纪初，特别是他在主编《民报》的几年期间，突出强调“抑富强，振贫弱”，抑制私人工商业者参与国家政权，主张在革命胜利后建立和发展国营工商业。他对工商业的态度和主张有所变化，关键是他已经认识到西方私人资本过度膨胀，私人资本和国家政权相结合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
他把与清政府有联系、享有某些特权的大商人和开办新式企业的资本家，统统叫做“职商”，认为他们的存在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因此，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要在经济上解决“贫富绝悬”的问题，关键就是“抑富强，振贫弱”，抑制工商业者参与政权。
章太炎在财政金融方面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观点和主张。在对土地如何征收赋税上，他主张按照土地种植的种类、使用情况和区位位置等，有差别地征收赋税。对于西方实行的累进税制度，他认为“行累进税，对于农工商皆然”，“改正税则而平均负担，国家收入自必倍增于前日”，这项制度可以作为仿行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项内容。针对民国初期的财政困难，章太炎主张借外债。他说：“夫借债之弊，不过使外人稽核款内之用途，犹委至于监督全国之财政。岁终收入，尚可抵偿，稽核立去，其弊固未甚也……欲救目前之急，犹非借债不能，但当以借款之大小及条件之得失，分利害之途耳。”章太炎从借债规模的大小、借债的条件、还债的途径等方面对外债进行了论述，肯定外债在解决短期财政问题上的积极作用。
第六节 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经济发展思想的大论战
20世纪初以来，随着同盟会的成立以及“三民主义”纲领的提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成为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成为社会的最强音。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依然幻想通过社会改良的方式，并且把改良的希望依然寄托在腐朽落后的封建王朝本身，以实现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通过各种途径进行阻挠，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此时的改良主义思想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褪去了原有的进步色彩，转变为思想界的一股逆流。因此，革命和改良两种思潮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革命派以《民报》为宣传阵地，批驳改良派的理论思想；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依托，反攻革命派的理论思想。双方围绕土地革命、发展工商实业、发展经济与改革政治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革命派最终取得了论战的胜利，进一步宣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思想，为之后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
一、土地革命问题土地革命问题是这次论战的核心。革命派主张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平均地权，从而达到土地国有的目的，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使人民大众摆脱封建土地的束缚和地主阶级的剥削。改良派虽然要求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做出一些变动，但是改良派作为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代表，它同封建土地所有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点上，它和封建统治阶级是一致的，坚决反对否定封建土地私有制。双方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一）土地国有的依据问题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认为地主或地主的祖先最初也是普通的封建农民，他们通过辛勤劳动、勤俭节约，获得土地所有权，然后“保持之，扩充之”，最终成为地主。因此，实行土地国有会剥夺地主阶级辛勤劳动的果实。这就是改良派提出的“地主勤劳起家”的理论。同时，改良派认为，土地兼并问题“在我国，则汉魏时患土地兼并最甚，而其后则递减，逮今日几复无此患”。革命派从两个方面驳斥了改良派的谬论。第一，革命派以资产阶级的自然法观点为武器，指出土地是自然物，在人类出现之前已经存在，“同于日光空气，本不当私有”，从理论上否定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同时，革命派还指出，地主的地租收入是靠垄断自然资源而得到的，绝不是其勤劳的结果。第二，革命派通过详细的论述，认为从古至今地主阶级就依靠其手中的政治权力，对农民的土地实行暴力掠夺，提出“田主，均大盗也”。不消灭封建土地私有制，“则大多数人民将生生世世厕于奴隶阶级之境遇而已”。革命派用自然法的观点批驳“地主勤劳起家”论，虽然容易让广大农民理解并接受，但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本质，应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认识到封建土地所有制作为封建生产关系基础，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农民贫苦不堪的根源。
（二）土地国有对小农经济的影响梁启超以西方“庸俗经济学”为理论依据，为封建土地私有制作辩护。他们认为“盖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私有制度“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革命派认为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不会对社会产生消极作用。相反，实行土地国有后，农民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土地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三）土地国有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改良派出于传统意识，把平均地权理解为绝对平均使用土地，“无异国家禁用机器”，阻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采取机器设备，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革命派认为，平均地权是“心理”上的平等而非“数量”上的均等。因此，平均地权既可以使农业资本家有地可租，为在农业中使用机器提供条件，同时又保证了小农有地可耕。实行土地国有，可将地主“坐食分利”的巨额地租和低价专用于工商业的投资，使“社会之资本日益增”，同时，还可以使工商业者摆脱土地私有带来的障碍，使工商业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
二、发展工商实业问题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要不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废除阻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各项制度因素，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扫清道路。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更多地对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采取妥协的策略。革命派由中下层资产阶级分子组成，主张以暴力推翻封建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因此，在如何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发展私人或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他们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改良派打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旗号，以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充分为理由，大力鼓吹自由发展私人大资本。他们说“以现在资本微微不振、星星不团，不能从事于大事业”，对外国资本又“将何以御之”。改良派主张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改良派发展资本不是从考虑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维护和发展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妄图依靠中国的私人大资本来对抗外国资本。革命派看到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担心中国如果不对私人资本进行一定的节制，那么未来垄断资本的横行必定会阻碍和压制中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因此，他们反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出现，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从而避免垄断资本带来的种种问题。由此，革命派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和发展国家资本等措施。改良派反对节制资本的主张，认为“自今以往，我中国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革命派明确指出，对于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行业，“其可竞争的事业，则任私人经营，既无他障碍之因，而一视其企业之才为得利之厚薄”。
三、发展经济与改革政治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革命派虽然不能从理论上完全掌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髓，但是他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和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的发展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同时，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革命派要把变革经济和改革政治同时进行，并称之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所谓政治革命就是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在这一点上，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改良派只是要求在上层建筑层面进行适度的改革，而反对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所谓社会革命，就是实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经济纲领。因此，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废除封建生产关系，建立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关系。革命派认为，以暴力为手段进行政治革命，可以为之后的社会革命奠定条件。同时，实行社会革命，又能有效地防止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避免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派的两种革命并行论从政治上否定了改良派的君主立宪的梦想，从经济上否定了改良派赖以生存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因此，改良派深感恐惧。改良派攻击说，这种做法是要“杀四万万之半，夺其田而有之”，并且认为革命派“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之悉为我用”。改良派还认为，以暴力推行民生主义，会导致社会的动乱，使民主政治无法实施。革命派对此进行了反驳，并声明：“社会革命者，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革命派还对改良派的虚假的民主共和进行了揭露，认为改良派所谓的民主共和就是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为资产阶级谋福利。革命派的两种革命并行论，不仅使劳动群众掌握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且在政治上让一般百姓享有民主权利。
第七节 本章小结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特点。一方面，近代经济思想继承和延续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继续批判传统经济思想的糟粕。另一方面，出于救国救民的追求，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家不断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经济思想，并试图把它同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在这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进程中，要从两个方面把握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第一，近代各思想流派在对传统经济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彼此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一定要深刻把握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第二，救国图强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旋律，这一点也决定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必然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角度出发，在与国外经济思想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
重要概念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济自由思想平均地权的思想节制资本。
思考题
1.相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学习，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2.重视商业发展的思想是近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内容，试分析重商思想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
3.谈谈孙中山民生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