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应该掌握：
1.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
2.本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学者对该学说的发展和运用。
3.本时期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及对中国的影响。
4.本时期民族资本家的企业经营和管理思想。
5.20世纪20至30年代学术界的经济建设思想。
6.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来源及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内容。
第一节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进入20世纪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遵循传统路径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征。清政府的式微和内外交迫的困窘形势使得改良政治运作、改革经济运行、改变社会形态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诉求。晚清政府以实行新政为契机，以西方国家为模板，力图通过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达到稳固统治、富国强兵的目的。晚清十年新政尽管没有能够挽救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但是在此期间所制定和实行的种种政策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开端，并形成了一个较好的经济发展路径指向。
一、20世纪上半叶经济较快发展的主要表现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农业的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一时期除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持续扩大外，农产品贸易量也不断增长，其商品化率大大提高。此外，农业商业化还表现为货币在农民经济收支中所占的比重也在逐渐提高。
（2）工业生产得到大力发展。本时期民间投资兴办的工矿企业数量和质量都有所增长，不仅工矿企业的分布范围有所扩大，而且发展比较均衡全面，各门类基本都有涉及。
（3）商业发展呈现了新的特点。进入20世纪后，中国市场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商品流通速度加快，交易种类增多，流通的范围也得到拓展。城市的商业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大型的商业资本集团基本都设于城市。商业分工进一步细化，商业行业增多，工商业间形成了良好的互相促动的形势，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开始互相投资参股。
（4）金融业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20世纪前半叶的金融发展其主要成绩一是初步建立起近代金融市场体系，二是政府根据国际、国内金融环境的变化而适时地对中国币制作了富有成效的改革。这些在客观上对近代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十分巨大的作用。
二、20世纪上半叶经济出现较快发展的原因中华民国成立后，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了较快速的增长。中国经济在20世纪前半叶出现黄金增长期的原因是多样的：
（1）政府权威的逐渐恢复导致对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能力不断增强。民国政府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大量包含现代元素的经济政策和规章，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
（2）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忙于战争，中国民族企业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很多产品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甚至可以走出国门进军国际市场。
（3）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和运用也有力地促进了生产进步和经济发展，这在各个产业领域都有所体现。农业方面，大量的先进农业技术被引进到我国农业生产中；在工业领域则表现为我国机器制造业在这一时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有的民族企业甚至具备了为外国厂商生产机器设备的能力。
（4）初步建立并在本时期得以不断完善的市场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各类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要素市场不仅加快了商品和资金的流通，而且密切了地区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的联系，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5）进入20世纪后，中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国际贸易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贸易数量在本时期基本呈增长趋势。这既和国内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使国产商品增多有关，也与国民政府发起收回关税自主权运动不无联系，对外贸易形势的好转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
三、20世纪上半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缺陷当然，本时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和隐患。以农业生产为例，尽管农业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缓慢的发展，但是该产业受自然条件影响程度仍然较大，20世纪30年代时我国就曾出现较大范围的饥荒现象。此外，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传统农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特征依然没有得到改变，农村土地占有呈日益集中趋势，土地的集中使得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高额的地租制约了农民进一步扩大生产，绝大多数农民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这些因素都导致本时期农村经济呈现总体衰退的状态。1945年后，南京国民政府无视全国人民反战呼声，悍然发动内战，更是将全国经济推向了崩溃边缘。例如，1947年时上海企业的开工率仅为平时的20%，天津的工业产量只及平时的10%，这种现象在中小城市则更为严重。到1948年时，全国轻工业产量比战前减少了30%，重工业产量减少了70%。再以商业为例，国民政府统治晚期，整个社会产销和供求关系极度混乱，商业企业纷纷倒闭。1946年上海南京路上30%的商店倒闭，1947年南京倒闭的商店数达500家，1948年沈阳商店倒闭了2000多家，占商店总数的2/3以上。到国民政府统治崩溃前夕，全国商业已经陷于瘫痪。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在国家经济中把持垄断地位，不仅极大地制约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无法为继，最终导致其统治的垮台，中国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第二节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始出现零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著作，中国的改良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是早期的传播者。早在1895年时，严复在《原强》中就提到了“均贫富之党”，这也是第一次在我国提到共产党。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名称最早见诸1899年的《万国公报》，马克思的中译名就来源于该报。进入20世纪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的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多有涉及，他在1902年发表的《进化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是中国人写的最早提到马克思的文章。在后来的文章中他又陆续对马克思的经济观点作了一些零星但不甚准确的介绍。1903年，马君武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该文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阶级论，同时还附列了马克思的部分著作。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朱执信则是我国第一个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他在1906年《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不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作了简要介绍，而且还具体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和《资本论》中的某些论点。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及学说作过介绍，如1907年12月在东京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第13、14号上刊登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就以附录的形式把《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家庭和婚姻问题的论述编译在后。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做的序言中译本则全文刊载在1908年1月《天义报》第15号上。此外，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出版的一些外国著作和文章中也有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如1898年胡颐谷以英国人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为蓝本所译的《泰西民法志》一书中有专门的一章以马克思为主题，详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学说，这也是目前查到的最早在我国出版的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著作。此后，陆续出版的还有1902年日本人幸德秋水的《广长舌》、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1903年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等。
五四运动前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传播贡献较大的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施存统、周恩来、瞿秋白等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第一次用科学的论述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第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而学说的基石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第三，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危机，阐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明确提出推翻资本主义和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第四，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状况，批判了某些歪曲和非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错误观点。第五，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经济状况以及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和取得的成效，论述了苏联共产党人在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的经验和教训。第六，开始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指导，科学地阐明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传播虽然有欠缺之处，但它也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介绍学说时多不成系统，但他们大多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理论学习层面上，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当成行动的指南，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理论工具去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并为此作了初步尝试。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同时，能够关注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经济状况和采取的措施，为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我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20到4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译著至少出版了220部，到1949年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济学著作已经都有了准确的中译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最主要的著作，这部巨著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即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1938年前所出的都是节译本。
《资本论》的全译本是郭大力和王亚南历经十年完成的，1938年8月和9月，180多万字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中译本终于问世，它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传播过程中的里程碑。其他经典著作的译本包括1924年李季所译的《价值、价格及利润》，1930年李达所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32年许德珩和1943年何思敬译的《哲学之贫困》，1948年郭大力所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等，这些均为马克思的著作。翻译的恩格斯著作包括：1929年杨贤江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30年吴黎平译的《反杜林论》，1928年和1930年分别由陆一远和朱应琪、朱应会翻译的《法德农民问题》，1931年何思敬摘译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本时期，列宁的部分著作也得以在中国翻译出版，如1937年吴清友翻译的《帝国主义论》，1946年高希圣所译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948年曹葆华翻译的《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等。
这一时期，日本和苏联的很多经济学家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著作也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如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大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山川均的《资本主义制度解说》、《资本主义批判》、《辩证法与资本制度》、《实用经济学》，苏联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转型期经济学》，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概论》、《经济科学大纲》、《新经济学问题》，拉皮多士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学习、把握和阐述介绍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到了20世纪30年代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一大批经济学家已经不仅能够系统深刻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而且他们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也大大提高。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者出版的一大批自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书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薛暮桥的《经济学》、千家驹的《帝国主义是什么》、王亚南的《经济科学论丛》（和《政治经济学史大纲》、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等都是质量较高的著作。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传播为其日后在中国进一步的运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准备，为中国经济思想领域增添了新的元素，开辟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新纪元。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介绍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介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介绍。到1938年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生前发表的所有的重要经济著作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而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中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情况又有了新的进展，部分以前未曾介绍的作品得到补译，同时还重新翻译了部分著作以提高其质量。另外，斯大林的一些著作此时也被翻译引进。这样，到1949年时马恩列斯的几乎全部经典著作都有了中译本，有的著作还有几种译本。
（2）对其他外国经济学者所著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大量翻译和引进。根据胡寄窗先生的统计，本时期内政治经济学译著出版共有29部，其中20年代9部，30年代15部，40年代5部，译自河上肇的有6部，译自波格达诺夫和米哈勒夫斯基的各3部，译自傲斯特洛维强诺夫、里昂捷也夫、山川均和昂特尔曼的各2部。
（3）本时期国人开始自撰政治经济学著作，尽管数量不多，但其意义却值得肯定，典型的如陈启修的《经济学讲话》、胡绳的《经济学初级读本》、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等。
其中，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分上下篇，上篇论述资本主义经济，下篇论述社会主义经济，该书是公认的中国学者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发行量和社会影响都很大。
（4）出版了20多部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研究个别经济理论的专著。典型译作有施存统译自山川均的《资本主义制度解说》（1928），汪伯玉译自河上肇的《劳资对立的必要性》、章汉夫译自瓦尔加的《现阶段资本主义之研究》；国人自撰的则有：陈启修的《经济现象的体系》、沈志远的《世界经济危机》、吴清友的《资本主义发展之不平衡规律》等。
（5）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共有5本，如彭桂秋译自苏联的《新经济学方法论》、吴清友译自拉皮多士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等。
（6）出版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经济史学。如李季译自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胡汉民译自比尔的《社会主义史》、《产业革命时代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时代社会主义史》等。国人自撰的则有贺良的《各派社会主义浅说》、陶大镛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等。
（7）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很多学者除了翻译和出版著作外，还编写了很多辅导材料。如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出版后，沈志远编写了《研习〈资本论〉入门》并于1939年出版；许涤新则在同年出版了《理解〈资本论〉所必需的预备知识》；何思敬发表了《〈资本论〉自修》的文章。在1940年5月至7月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第7、8期上，连载了由张闻天等人集体创作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大纲共分十一章：第一章是“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及其特征”，第二章讲前资本主义各经济形态，第三至第十章讲《资本论》三卷的内容，最后一章讲帝国主义论。该大纲内容翔实，结构清晰，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系统介绍，也有结合中国当时实际对各种错误思潮和学说所作的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8）随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识的加深，一些学者开始用其理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实际的经济问题，研究领域明显扩大，论述水平也有所提高，如李达的《货币学大纲》、杨培新的《通货膨胀新论》、千家驹的《新财政学大纲》等。
三、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经济压迫的揭露和批判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反帝学说的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给东方受压迫民族送来了先进的理论，而其中最先得到运用的就是反帝学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了先进的理论武装后，对于帝国主义以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压迫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具备了对其加以系统批判的能力。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为了宣传社会主义、发动工农群众，都曾经撰文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压迫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李大钊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由其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帝国主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们对落后国家的经济侵略是为了避免国内的革命危机，而开发和争夺殖民地则是帝国主义的根源之一。马克思主义者还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中国的现实进行了分析。他们不仅揭示了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过程、步骤和方式，而且指出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中国在当时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共管的殖民地，也就是半殖民地。恽代英认为：“中国今日，既不完具独立国的资格，已不啻一个半亡的国家。”而“中国有今日的地位，完全是外国人来造成的”。李大钊则指出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尽管其标榜的口号动听，但却掩盖不了它们的实际侵略行为。他认为“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因此要彻底反对帝国主义，而新时代的中国反帝运动将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瞿秋白根据列宁的“链条理论”在揭示帝国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科学地预言中国革命将首先突破帝国主义东方战线。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正确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人民之间的区别。他们把一切压迫别人的人看作帝国主义者，认为所有国家中受压迫的工人和广大民众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这样的划分突破了一国的界限，科学界定了斗争对象和联合力量，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可以团结的力量。根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李大钊等人深刻论述了其必然灭亡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从而催生出它自己的掘墓人。1939年，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的这篇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共六大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最新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在深刻揭露帝国主义本质的基础上，科学系统地揭示了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教育和唤起了群众，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的决心。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性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当时社会上认为中国农村的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错误论断，提出了中国农村社会是半封建性质，封建剥削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科学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虽然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是它并没有摧毁封建势力，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掌握中国经济政治的特权；在国内则是封建地主占据主要地位，帝国主义及其扶持的买办阶级和中国的封建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对中国农村进行残酷的剥削。
在农村经济性质方面，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仍然是封建经济性质。他们指出，由于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而地主不参加生产，这样的剥削关系仍是农奴制的残余，因此它完全是一种封建关系。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尽管对中国经济组织产生了影响，但是其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困难。在农村的封建势力是否仍存在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们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处于解体过程，农民似乎享有某种自由，但另一方面，大小封建地主、军阀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封建关系买办化，买办资本活动也体现着封建剥削的性质。中国农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农民承受着多重的剥削和压迫。
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深刻地指出，尽管近代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然保持，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封建专制政权虽然被推翻，但是换来的却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日益贫困破产，他们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世所罕见。
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论断马克思主义者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作了正确的判断。他们认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这一认识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实际情况了解的深入而逐渐完善。在早期的表达中，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论述较多，但对中国已经瓦解的封建经济还没有明确和清晰的界定。中共六大第一次使用了“半封建”这个词语，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国家尚未真正统一，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被推翻，很多半封建残余还存在，而政权的性质依然是地主、军阀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种论述已经初步开始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个方面来概括中国社会的性质，尽管如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还没有被明确提出。
20世纪20年代末期，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化。由于资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封建残余被肃清，地主也都被资本家化，因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存在，而帝国主义则成为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因素，由此，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都已不再存在，结论是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者随即对这种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他们根据中国近百年来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作了全面详细的分析。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尽管增加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入，但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社会性质，把帝国主义的入侵所造成的我国经济结构的某些变化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端错误的。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使中国成为其殖民地和附庸，而不是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主张取消反帝运动的人其实是完全站在了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辩护人。对那种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而封建经济已经成为残余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从客观上造成了我国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封建势力走向对自身的否定，少数封建地主仍然掌握着绝大部分土地，他们和帝国主义、买办势力勾结起来，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在不对土地制度作变革的情况下，中国农村中存在的剥削关系就只能是封建的剥削关系。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探索中逐步深入领会和阐述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到20世纪30年代时，很多人改变了以前利用阶级关系和政治视角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做法，而是更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结合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状况作了全面科学的分析，从而正确地界定了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
五、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
（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而创立的科学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学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40年后，毛泽东在其一系列文章和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了系统完整的阐述。他认为，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应该建立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在内的过渡性经济体系，这一任务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国的经济主体依然是农业和手工业，现代工业和金融业所占比重很小，而且大多掌握在帝国主义和大官僚手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富农共同构成了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济上的任务就是要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改革旧的封建生产关系，取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民众的剥削，从而彻底改变社会经济条件。
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开创性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大基本经济纲领，其要旨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三个纲领指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经济领域的变革方向，在说明中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的同时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除此以外，毛泽东还反复强调应该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作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和总目标，这一方针即使在革命胜利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中也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阐述和补充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后，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纷纷以其为指导思想分析、阐述中国的现实经济情况。有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只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因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和欧美旧民主主义经济所没有的优点，而且只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符合当时中国的情况，因此唯有走新民主主义经济之路才能改变中国经济的面貌。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还自觉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深刻分析当时经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四大家族》一书揭示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工业、商业、金融业、农业以及地产业等方面的垄断和掠夺，揭露了其反动本质和必然失败的结局；《近代中国地租概说》则认为只有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彻底破除中国农村的封建经济形态，中国农村经济也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我国特殊国情，揭示了由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差异性。他们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系统阐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中有关社会经济形态更替和演变的部分，其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政策措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三节 20世纪上半期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一、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一）本时期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主体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进程，强烈的民族危机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让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突破天朝上国的局限，开眼看世界。和西方商品输入同来的还有其先进的知识和观念，经济学说亦包括在其中。西方经济学说在我国的传播大致从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早期的传播主体一般有三类人：一是中国士绅官僚内部思想较开明者。中国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为其接触和了解西学提供了条件，晚清更有部分官员得以以使节身份出国，这无疑大大开阔了中国传统士人的眼界。二是留学现象从洋务运动后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民国，留学生们在外国对经济理论的系统学习使得其在回国后传播经济思想时更加深刻、具体和专业。三是来华的外国人，包括传教士，中国政府的外国雇员、商人等。
进入20世纪后，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速度加快，在传播的主体、途径、内容和特点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大致可以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1919年以前的40年中大约出版了40部左右的经济科学的专著，其中1900年前出版了3部，1900至1911年出版约为16或17部，1911年到五四运动前夕出版了20余部。总的来看，在1919年前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过程中，中国人自撰的著作呈逐步增多的趋势，论及范围也从经济学一般原理扩展到财政、货币等应用经济学内容；出版著作的语言也逐渐规范，后期作品大多以时务文体取代了原先使用的我国的传统经济术语和概念，更加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
五四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热潮推动了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1919至1949年这30年中，据不完全估计，我国至少出版了2000部经济著作，发行100多种经济杂志，这还不包括高校的校刊和综合性杂志在内，本时期论述经济问题的著作和论文数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从著作的分布情况来看，1919至1925年时著作数量虽有所增多，但仍然处于对西方理论的吸收消化阶段；从1925年开始，著作刊行数量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直到30年代达到最高峰；1937至1945年抗战时期，著作出版受到影响进入衰退期，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开始一个新的出版高潮，并一直延续到1949年。
考察1919年后出版的译作可以发现，原著来源经历了从日本到欧美的转变过程。
这是由于五四运动以后我国由西方留学回国的经济学家增多，留学欧美的经济学者相较留日学者而言所受的现代经济学训练更为系统和完整。随着这部分学者逐渐支配高等学校经济学科的讲坛，中国经济学界不再需要贩卖日本学者所著的二手经济学著作，经济学译著的内容方面也大大拓宽，涵盖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国人自撰的经济学著作在20世纪30年代及以前，基本以介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流行的经济学说为主，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经济思想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才在少数国内著作中有所提及。本时期国内自撰西方经济学著作共有1700多部，涉及经济原理、财政学、货币学、会计学、工业、农业等方面。经济学杂志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其发行高峰，1919年后的30年中大概共有111种经济杂志，其中质量较高的有《经济学季刊》、《新经济》、《财政评论》、《中央银行月报》等。
（二）本时期西方经济学说传播的特征本时期西方经济学说传播的过程也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
（1）传播的主体也就是研究和传播西方经济学说的人和组织范围进一步扩大。
其中不仅包括专门的学者、大学的老师、政府的经济官员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一些金融机构、工商行会团体、出版商和书商等也都加入到研究和传播队伍中。
（2）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为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现代科技的传入使我国报刊图书印刷出版工作呈现了新的局面，铅活字排印普遍流行，胶印印刷也已应用。随着工业的发达，现代书刊采用了多种样式的开本、装帧形式，印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美程度，经济学著作的出版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
（3）20世纪以来教育领域经历的重要变化促进了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教育传播这一门新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让人们认识到教育和学习与传播的过程是类似的，就基本方面而言，它们并不是两种不同的过程。以此观点，学校对传播西方经济理论起到了桥梁作用。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从1912年开始起步，该年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类系科——商学社，继而复旦大学、燕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厦门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商科或经济学系，许多大学开设的经济类课程已不仅仅着眼于基础课程，其内容涉及到财政、会计、银行、保险等各方面。
（4）本时期经济研究机构和团体的出现也有助于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1917年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研究所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经济学研究机构。1923年在上海成立的经济学社则是20世纪我国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团体。该学社基本由留美学者组成，在他们的努力下，学社从成立初期的一个小团体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甚至国际性的较大规模的经济学术组织，而该学社的很多成员也成为向中国国内引进和介绍西方经济学说的主要力量。
二、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途径和特点
（一）本时期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途径
（1）本时期出版和发行的经济学著作以及经济学杂志。著作从作者国别分，可以分为经济学译著和国人自撰著作；从内容划分看，则包含理论经济学著作和应用经济学著作。涉及西方经济学说传播的杂志则有两类：一种是专门的经济学杂志，如财政评论社的《财政评论》；另一种则是经常刊登财经内容的综合性杂志，如《东方杂志》。在杂志中还有特殊的一类是各高校的学报，如清华大学的《清华学报》。
（2）出国人员学习和掌握西方经济学说后回国对其加以宣传和讲解。在对西学的吸收和引进上，留学生是承受和集成者；在对中学的改造和构建上，他们又是前驱和开路人，他们是中西学融会的主要载体。他们接受了西方教育后，一方面掌握了先进的科技和技能，另一方面又把在西方国家的亲身体验编著成书或是翻译西方的经典名作，传播前沿知识。该时期一些著名的经济学者都有较好的国外学术背景，比如何廉是耶鲁大学的博士，尹文敬是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而陈岱孙和马寅初则分别是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3）课堂传授。教育过程的构成与传播过程的构成近乎一致地相同，两者的构成要素、过程、结构、效果等具有相当多的一致性。从教育活动本身来讲，教育的实质就是传播的重要形式，教育正是通过传播来完成其教授的。本时期中国对国外经济类教育的移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模式，也促进了中国现代经济类教育的发展。当时从欧美回来的很多留学生都在国内的大学任教，他们在课堂上所使用的讲义都是从西方教科书上学来的或者根本就是他们的听课笔记，因此他们讲授的知识甚至案例基本都是外国的情形。
（4）召开学术会议，探讨经济问题。通过这种形式也能够有效地促进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如著名的经济学团体——中国经济学社一年一度的集体学术活动就是举行年会。在1927至1936年间，学社共举办了10次年会，每次年会都受到经济学界、政府、工商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和支持，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中国经济学社章程规定，年会中除大会外，还有单独举办的讲学会、学术讨论会等。这种会议除了学社成员参加外，还邀请社外人旁听或演讲。
（5）报纸。一些比较闻名的报纸当时也介绍经济理论，点评政府经济政策，如1933年沈志远的《计划经济学大纲》就刊载在《申报》上。
（6）多样化的传播渠道。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这一时期传播的渠道更加趋于多样，比如广播、电影等，收音机和报纸甚至深入偏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这种具有革命性的传播媒介的发展保证了经济学说传播的受众最大化。
（二）本时期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特点
（1）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具有主动开放性的特点。在面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时，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随着认识的加深，学习的内容也从器转变为制。晚清留学思潮兴起后，更多青年开始走出国门，积极主动地向西方寻求真理以谋治国之道。应该说，经济思想的传播始终是中国学人积极主动探求的结果，向欧美包括日本在内的先进国家学习成为当时国人的共识。
（2）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具有一定先进性的特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已经无法解释和指导经济实践，西方经济学说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符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潮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正面作用。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引进、吸收和运用促进了中国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3）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具有单向性的特点。西方经济思想在这一时期的传播方向基本是单向的，中国学人几乎是全盘接受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内容。由于学识和实践的局限，中国学者尚未能对西方经济理论作重要的修改或补充，而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和西方相比既零散，又不符合时代要求，因此，由中国向西方反馈的路径便无从谈起了。
（4）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具有一定局限性的特点。西方经济学说更多的是西方国家经济实践的反映，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发展阶段、文化背景、经济状况、政治条件、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嫁接可能会不适用，甚至产生排异反应。这一时期介绍、讨论西方经济学说积极意义的较多，真正关注西方经济学说和中国国情具体差异的较少。另外，由于传播者本身的主观局限性，他们在介绍引进西方经济学说时可能会搀杂进个人的主观臆测或判断，从而歪曲了学说的原意。
（5）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具有阶段性的特点。根据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特征和面临的主要任务的转换，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在不同时期所蕴含的主要内容也各不一样。如抗战时期，为了应付战时支出的需要，以开征新税、改革旧税以及发行公债和介绍西方国家战时财政政策为主题的著作就大量涌现，体现了在不同阶段面临不同任务的前提下西方经济学说传播关注重点的阶段性特征。
三、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影响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建设和社会经济实践都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它不仅促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化的转型，而且促使中国学者开始以国际通用的范式建立和规范具有现代气息和科学成分的经济学。在实践方面，大量出版的应用经济学书籍不仅从宏观方面指导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且在微观方面也给予诸多经济主体以具体的经营管理和财务运作方面的指导。这些影响的具体表现为：
（1）促进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系统的学科。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尽管数量众多，但大多不成系统且散见于各类书籍中，其论述也是各自表达，没有统一规范的范式。
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切合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很多学者开始引进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和方法论述经济问题，20世纪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经济学书籍和文章基本有了一套固定表达用语，这不仅便利了学术交流，也促进了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建立。
（2）促使中国主流经济思想摆脱了传统的桎梏，逐渐和世界经济科学相融合。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论述的问题是由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下特定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不具有通识性。进入20世纪后，这些思想已经无法和现实的经济情况相适应，更无法与西方经济学界进行理论沟通。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使得其分类体系、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迅速被中国学者接受和采用，西方经济思想成为当时社会中的主流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学日益融入世界经济科学系统之中。
（3）经济学开始成为指导社会经济实践的实用理论工具。西方经济学说中应用经济学部分，如财政、银行、货币、统计、保险、会计、贸易等内容对中国经济学现代体系的建立和经济制度的制定以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组织和运行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从而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中叶时，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的认识更是突破了仅仅关注经济政策的层面，开始对各种经济现象做出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纯理论研究和现实经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操作性的策划和数据分析的应用经济学研究。
（4）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得到运用。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一直从属于其他学科，它重文字论述，轻数字描述；重文体优美，轻数学推导；重形象思维，轻逻辑思维，也没有科学的分析方法。随着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西方经济理论注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研究方法也开始为国人所接受，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研究方法简单、侧重于经验性描述的不足得以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