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应该掌握：
1.1950—2000年现代经济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各阶段发展线索。
2.1950—2000年各阶段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特征。
第一节 现代经济思想发展阶段和发展线索
经济思想发展阶段必然地要受到历史背景的影响，因此，发展阶段的划分应当比较准确地反映历史状况。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既由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所决定，又在相当程序上受到社会政治演变的制约。为了使经济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既能基本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线索，又具有鲜明的历史标记，本书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50—1978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初期发展阶段；1979—1991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繁荣发展阶段；1992—2000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深入发展阶段。
一、1950—1978年发展阶段及线索1950—1978年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初期发展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经济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国的经济思想在历史上曾经形成过几个大的发展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是1949年以后。
1950—1978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理论大发展时期的前期阶段，曾产生过一些相当重要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并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这一阶段的经济理论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线索。这条线索承袭了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并运用其原理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时还表现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系统介绍及其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论争以及在论争中所产生的一些卓越的思想观点，基本上都是由从这条发展线索的不同角度出发考察、研究问题而引起的。例如，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全局发展做出了战略规划。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既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出发分析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也充分吸收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并进而提出了许多创见性、发展性的理论观点，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如，这一时期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论争如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和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按劳分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等，基本上都是以上述两条发展线索而展开的。再如，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一些卓越的理论观点，如毛泽东关于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的论述，李平心关于生产力经济学的论述，王亚南运用《资本论》体系来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孙冶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等，也是循着上述两条发展线索在对有关问题的互相探讨、论争中产生的。
这一时期，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述、研究大抵限于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介绍和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这种介绍和批判在当时较难构成一条明晰的线索，对主流发展线索的影响也相当微弱。
在这一发展阶段，尤其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57年，中国经济理论界基本上还是相当活跃的。各种思想、理论、观点的争论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但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随着社会政治生活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经济理论研究也深受影响，活跃局面逐渐消失。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科学、客观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术思想受到压抑和打击；而片面、教条、形而上学地理解和运用社会主义理论的学术思想占主导地位，并日益向极端化发展。
1966年5月，中国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事实上已不存在经济学的研究，一些所谓的“经济理论”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歪曲和篡改。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思想理论界仍在“两个凡是”极左观念的禁锢下，经济理论研究领域未有实质性的松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二、1979—1991年发展阶段及线索1979—1991年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繁荣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又呈现了蓬勃发展的生机，经济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理论发展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在努力使经济理论研究成为真正的科学研究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这一阶段的经济理论大体上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条线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并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在基本理论的建设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以斯大林理论和苏联范式为核心的所谓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线索，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已开始湮灭，另一条线索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后一条发展线索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呈现，但与1949—1978年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介绍和批判有传承关系，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与第一条发展线索互相交汇、互相融合，初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交融会通的主流趋势。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突破与创新，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因素而提出和创立的。又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经济现象，如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劳动力转移、失业、非国有经济的成长、要素市场尤其是金融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育等。由于这些经济现象是发生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而这个转轨目标又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环境中，所以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还是纯粹的西方经济理论，都不可能单独适用，必然要将上述理论互相补充、互相交融，才能对特殊社会环境、特殊经济条件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做出准确合理的解释。再如，从经济学研究人员的构成看，当时大多数经济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兼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训练。他们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判断，认识到墨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成结论不足以解决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因此必须创新；又认识到仅靠西方经济学亦不能准确地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因此必须对其作科学的分析与借鉴。
另外，这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条发展线索的交融还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侧重于依靠逻辑推理构造抽象的理论和规律，而疏于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解释和分析。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新一代经济学者的成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逐渐推广采用。这种研究方法不掺入研究者的主观偏好和价值评价，旨在说明现实经济运行“到底是什么样”。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学者的思维习惯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变革特征，真正的实证分析尚不多见，大量的研究仍具有很强的规范分析色彩。实证分析方法日益被重视，与规范分析方法相互交叉、相互促进，逐渐融入主流。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发展经济学的结构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广泛采用。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由于其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论特征，以及符合中国经济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需要，因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经济理论的繁荣发展阶段，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经济改革和发展对经济理论的迫切需求以及经济学界的空前活跃，经济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学术观点层出不穷。根据《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及《全国经济科学总书目》中所收录的经济学著作目录，1949—1979年的30年间，中国（大陆地区）共出版经济学理论著作692部（其中著述469部，翻译223部）；而1980—1989年的10年间，中国共出版经济学理论著作4040部（其中著述3463部，翻译577部）。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期刊和所发表的经济学论文，更是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外经济学术交流也是空前活跃，与欧美、国际组织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学方面的学术交流全方位展开，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理论走向世界。
三、1992—2000年发展阶段及线索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线索仍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阐发和某些方面的创新，以及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而且这两条发展线索进一步交汇、融合，分野虽可辨析，但绝不是泾渭分明。
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理论逐渐深化。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对经典著作的解决，以及运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和概念对“苏联范式”进行批判。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理论要素上、概念范畴上，乃至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又如，对西方经济学的转述和应用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对理论的引进不再是零散的，而是对整个理论体系、整个学派的引进介绍；对基本理论把握得更准确，对基本分析工具也运用得比较娴熟，而且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学科及新学科也有更多的介绍和了解；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应用也更理性、更求实效。西方经济学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力、预测力等应用价值将愈益明显。再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也有一番新气象。20世纪90年代这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就不仅仅是若干范畴、概念上的交叉和吸纳（如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加进均衡价格、机会成本、效用函数、消费函数、乘数原理、市场均衡等范畴），更是在基本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基本范畴体系方面的相互借鉴、交叉和融合。
总之，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者以更扎实的专业训练、更冷静的思考、更深入的研究，把中国的经济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79—2000年这20余年中，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是与改革开放的历程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不仅作为一种环境和氛围影响经济理论的发展，而且还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直接提出问题并提供研究素材，以决定经济理论的时代性、致用性特征。
第二节 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特征
（一）1950—1965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的全面、系统的翻译介绍，还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广泛深入的学习研究，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新的经济问题，在理论上做出了若干创新，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二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引入和研究。在理论特色上，前者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把握和阐释；后者着重于概念的演绎和推理，特别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定义、观点上的争论。当然，这两个基本方面并不截然分立，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在理论特色上也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兼而有之，只是在某一方面更为突出而已。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规范性分析和极强的思辨色彩。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课题比较集中，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的作用、按劳分配问题、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政治同经济的关系问题、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问题，以及经济核算、经济结构、价格形成、经济效果、人口理论及生产力经济学等。
1950—1965年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讨论虽然受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政治运动的限制和影响，但基本上还是能够以学术研究、学术探讨的态度，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及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二）1966—197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特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正常发展线索被打断。
当时谈不上有什么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借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和概念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
1976—1978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主要是拨乱反正、澄清混乱，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极端思想和理论进行批判。当时所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三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四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五是按劳分配原则等。这些理论问题都不是新产生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有的理论认识被搞混乱了，因而不得不在批判的基础上重新确立比较科学的认识。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也还是有发展的。例如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物质利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等问题上，研究和讨论就进一步深化，并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所以，这个时期的批判和讨论成为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大发展的准备阶段。
（三）1950—1978年西方经济学研究特征1950—1978年这一阶段的经济理论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线索，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基本上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评价为指导，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进行介绍以及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20世纪50至60年代，一些学者还从政治经济学说史的角度对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流派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由于受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理论掌握的程度所限，未能从分析方法（如实证分析）、基本假设条件（如“理性人”假设）、基本概念（如马歇尔的“需求定律”）等方面去理解西方经济理论，因此对其批判存在牵强附会之嫌。
二、1979—1991年经济理论研究特征
（一）1979—1991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特征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苏联范式基本上已不构成一条发展线索，而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研究，并将其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进行新的探索和创新。这一时期对原理、概念、定义的讨论仍比较多，而对现实经济的研究日益扩展。从研究方法看，规范分析仍是主要的方法。但由于现实经济研究的需要，实证分析和数量分析的方法逐渐被采用并日益受到重视。从学术风气上看，空泛、形而上学的作风有所克服，科学的、实际的、客观的态度逐渐得到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也因此而更具有真正经济科学的性质。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大体上可以分为几类：对传统理论问题的继续和延伸研究，包括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劳动价值论等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层次的探讨；对传统理论和概念作新的表述和研究，包括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等；对新的经济理论问题，如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经济周期波动、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和宏观经济学、所有制结构理论、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数量经济学研究、城市经济理论等进行了重点研究。这一时期新研究的还有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区域经济学、经济改革道路的选择、消费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基本经济理论问题。
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不仅在内容上拓展、在理论上深化、实践性较强，而且自由度也较大。对同一个问题，往往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自由研究、畅所欲言，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学术禁区。正是由于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活跃的学术空气，才促进了理论研究的繁荣和科学性。这一时期，不仅老一代的经济学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学术智慧、而且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学者迅速崛起、崭露头角。两代人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一起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当然，由于思维习惯和学术传统的影响，在一些问题的研究讨论中仍存在口径不一、论题不清、方法不同、语言不通等现象.因而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结论。同时在理论研究中热衷于在一些定义和概念上纠缠不清，如关于“市场经济”的定义就不下十几种。由于对同一段论述有不同的解读，衍生出截然相反的观点。
（二）1979—1991年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和修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相继出版了一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论著，但在体系和内容上仍未能摆脱苏联教科书的理论影响和框架束缚。198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召开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讨论会”，探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问题。会议认为，从已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看，在体系、结构、内容上突破了一些传统范式，但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认识以及研究方法的变革上仍未有大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不断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命题要求经济学界论证、解释，因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将这些重大的新问题纳入自己的体系，以全面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综观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论著，一个共同的理论主线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主线构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在理论范畴、内容结构、分析方法等方面进行科学的探索、研究和创新。如果最终真能形成这样一种理论体系，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点上提出若干具有公理性质的人性基本假设和人类行为基本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和人们的经济行为展开实证分析、发展出一整套相应的概念、范畴以及由此构筑的理论框架，那么，这将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三）1979—1991年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特征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传播、研究、应用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为了大规模地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学，1979年9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北京成立。1980年，在北京大学开办了“国外经济学讲座”，课题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论、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投入产出分析、经济预测理论和方法等。学员有各大专院校教师、研究机构人员和国家各部委高层干部。讲座结束后，将教程集辑出版，同时出版了一批普及性读物。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和研究主要是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主。其中最多的是对后凯恩斯主流学派一些重要著作的介绍和研究。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大多数大专院校将其作为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这一时期，其他一些非主流理论如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的著作也被翻译过来，对它们也展开研究。但这些学派作为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其理论和政策主张对于当时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改革目标的中国是不甚适宜的，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学派的理论较贫乏，政策较单一，根本无力取代凯恩斯学派。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些理论弥补了凯恩斯理论的不足，有可能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和研究转变为以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为主，同时对国民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亦成为一个重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以其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现状的理论特点，以及在分析方法上极强的实证性和比较分析的特色，对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另外，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基本上是由政府启动的，加之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低，现代性因素积累缓慢，所以要使经济快速发展，必须经历一个国家干预强化阶段。这一政策主张也符合了当时我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偏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引入和研究的特征表现为以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为重点。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国家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六七十年代才渐趋成熟，属于经济学前沿学科。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不仅在理论和分析方法上有重要的价值，而且也缩短了我国经济学研究与世界经济学发展的距离，表明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研究、运用在原来的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
三、1992—2000年经济理论研究特征
（一）1992—2000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特征
1.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突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时期，经济学界讨论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国有制改革、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和道路等。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激发了中国经济学界再度活跃。从经济理论看，邓小平南方谈话所释放的思想能量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二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学界主要围绕这两大问题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其他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大讨论，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发表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成果。
这一时期讨论和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生产力标准，所有制及公有制主体地位，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乃至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私有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经济改革的道路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论题，但由于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受较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气候的制约，因此在不同的思想政治环境下，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就会反复被提出来讨论。多次的讨论虽然难以使不同或对立的观点趋于一致，甚至会发生意气用事的攻扦，但总能有助于消除一些观念上、思想上的障碍，推动经济理论研究向前发展。
2.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新审视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也更趋成熟，更趋理性。在这一时期，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凭借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西方经济学的素养，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作了冷静的思考，从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关经济理论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如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中国经济学寻根、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等。有学者将构成中国经济理论主流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成是“传统经济学”，认为传统经济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缺陷使其丧失了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传统理论的危机为经济学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需要对传统理论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批判，借以开拓新的发展道路，创造和发展新的理论。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综合了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经济学应当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价值，有为中国经济服务的“经世致用”价值。在中国市场化改革深化之际，有些经济学者提出了“过渡经济学”的思考。一些中国学者将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轨迹及特征。由于中国的改革道路与苏联、东欧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改革以来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又引起了国外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因此中国的“过渡经济学”被认为是极有前途的。不少人甚至断言，如能用标准的经济学语言和方法绘出一个理论框架，对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作深入研究，其成果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界的另一重要景观是对经济学说史研究的重视，以及对中国经济思想的文化特质及人文意蕴的回溯。这一现象是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史研究蓬勃兴起这一学术思潮相联系的。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不单单是因为“世纪末”的文化反省，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向成熟的趋势，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价值、学术本质的严肃思考和对学术的人文底蕴、文化传统的理性探索。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些学者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这一背景下考察中国经济理论的思维特质，探究其历史文化传统脉络。有些学者从世界经济学说史这一视角审视中西学术文化的历史交融，力图证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中应有的地位；也有的学者致力于纠正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偏颇，使其归复于古典的“人文学科”学术规范，旨在将经济学从经验主义和工具理性形态提升到“意识形态”——科学理性逻辑形态，或至少能够涵摄人文学科。学术史研究的张扬也说明中国的学术研究在学术规范、学科分类、知识体系、学术语言、分析方法等学术本质和学术表现方式方面正在逐渐与世界学术接轨，表达了进一步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及世界学术一体化的时代要求。
（二）1992—2000年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特征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研究和应用也有一番新的景象。
第一，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引进和研究中长盛不衰的热点。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在中国引起大的重视，从方法论角度看是有其特定原因的。西方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将经济增长看作是资本投入及技术进步的函数。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创新对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现代社会依靠产权机制或产权制度，能够提供某种有效的激励或减少浪费的约束，使稀缺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这一学说认为制度变迁（而不是技术变迁）是收入增长的更本质的源泉，并将制度变迁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种理论对于处在制度变革过程中的中国是具有相当的启迪意义和应用价值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非常注重引入西方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信息经济学及激励理论、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资源经济学、企业资本结构理论、期权定价理论、资本市场效率理论、拍卖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其他一些前沿理论。
第二，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钟情于凯恩斯学派的情况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起了中国经济学者的很大兴趣，尤其是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更是得到一些中青年经济学者的推崇。这种情况既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经济学或称保守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国家的“复兴”这一背景有联系，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一些经济学者主张加速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在理论研究中的反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走红，暗示着一种观念倾向开始产生，即人们怀疑依靠政府的管理和干预能否实现经济现代化、集中决策与民主化进程是否相违背。从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这倒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变化。
第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经济学的应用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许多经济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研究中国经济，在大部分研究中国经济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中，都体现了这种“西学化”倾向。在一些研究文献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同时使用、“相安无事”的情况。
当然，在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学术界还是有不同看法的。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大论争。针对不少中青年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全盘肯定”、“全盘照搬”的态度和“西方化”情结，一些中老年经济学者，尤其是一些专业从事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教学研究的经济学家，从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和立场出发，运用阶级分析的工具，批判了西方经济学的阶级辩护性以及一些假设、范畴、理论上的缺陷，指出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不能走西方经济学化的道路，还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则认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解释现实经济运行上苍白无力，所揭示的“规律”与社会经济活动无甚相关性。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从对该体系的修正转向批判与重建。他们主张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甚至干脆反对“西方经济学”的提法，认为经济学没有东方、西方之分。
在这里，姑且不论论争双方的观点和结论正确与否，学术界有争论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学术自由繁荣的一种表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两派理论从不同的价值判断乃至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偏好出发，使用不同的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也许永远也争论不出一个结果。
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其主要症结之一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欧洲中心论”观念。由于近代以来欧洲对全世界的征服，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遂形成了“欧洲中心论”观念。这种观念在经济学中尤甚。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和文化理解的深入，西方世界也已开始改变那种褊狭和狂妄的“欧洲中心论”观念，以公正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其他文明。
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取方式不同以及社会结构不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每个民族或每种文明所关心的基本问题都是有差异的，或者说他们的思维形态是有差异的。只要有文明的独立形态，也就有思维的独立形态和学术的独立形态。当然，不同的文明形态之间会普遍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元素——思维中的同异律和相关律，哲学中的本体论，经济学中的资源稀缺和选择等。科学的研究就是要揭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于这些元素的刺激或影响，由此引致不同的思维形态和学术体裁。这些最基本的元素构成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基础，也为追求科学普适性提供了路径。要开展交流对话、必须要有一种可通约的思维框架和规范的话语系统，这是一种技术手段，一种文化学术交流的工具。在掌握这种手段或工具方面，中国的学者可能比较落后，但这不应导致对中国文化学术的自卑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在对等的位置上与别人开展交流，是因为中国学人对交流的技术手段掌握上的落后，并不是中国文化学术的落后。总之，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实质上是一种学术交流。西方经济学也许提供了一种通约的分析框架和规范的话语系统，但它不可能淹没中国的学术传统，也不可能全面改变中国的思维形态和学术体裁。在美国和英国，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传统、思维习惯和学术体裁也许没有大的差异，因为它们同属西方文明。但中国和欧美分属不同的文明形态，上述差异就难以消除。只要经济学还没有变成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经济学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表现出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学术体裁方面的差异性就是正常的。有差异并不妨碍交流，只要能掌握交流的技术手段。科学的普适性是一种包容，天然排斥地理上、种族上、文化形态上的褊狭，这才是睿智的科学精神。
第三节 本章小结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50—1978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初期发展阶段；1979—1991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繁荣发展阶段；1992—2000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深入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经济理论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线索，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引入和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理论大体上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条线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并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另一条线索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同时，两条线索呈现出互相交汇、互相融合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理论逐渐深化、不断创新，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应用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学科及新学科也有更多的介绍和了解，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应用也更理性、更求实效，中国的经济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重要概念
现代经济思想发展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线索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特征。
思考题
1.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历史分期的划分依据是什么？
2.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的关系？
3.如何正确对待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和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