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民族资本企业家的创业思想和经营管理思想
一、民族资本企业家的创办企业思想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20世纪前半期的发展催生了一批优秀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家，其中比较杰出的有朱志尧、荣宗敬、荣德生、陈蝶仙、陈光甫、简英甫、穆藕初、刘鸿生、吴蕴初等人，他们结合自身的生产和经营实践，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经济思想，尤其是企业的管理和经营思想丰富且充满时代特征。
我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家面临特殊的时代背景，因此他们除了具有一般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外，更有基于爱国角度而产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事业的成功是企业家奋斗不息和企业不断成长进步的原动力，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把那些敢冒风险，第一个将发明引入生产体系的企业家称为创新者，他认为这些人是动态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我国的陆费逵也提出了同样意思表达的企业家精神，他总结企业家的“进取之道有三：勇气、坚忍、准备是也”。他认为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创办企业必须具有足够的胆识才行，坚忍是要求企业家不畏惧失败，而有准备则是强调企业家应该凡事都应提前预习以把握住每次机会。
金融企业家陈光甫在总结自己的创业思想时认为：“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难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要达到成功创业的目的必须关键在于不断的改革，创办而改革，改革而成功，成功再改革，改革又成功，循环不断，周而复始，有了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才能一直向上进展。吴蕴初把自己的创业思想表达为：“办事必须走在别人的前面，要办别人没有办过的厂才有意思。”这句话在表现其勇于开拓创新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实行差别化经营的战略意图。他还告诫别人在面对创业的艰辛和开办初期可能会遭遇的失败时要坦然，要作好吃苦的心理准备。郭乐和郭泉兄弟是永安百货公司的创始人，他们旅居海外十余年，对于中国工商业的落后深有体会，因此他们的创业思想中多有意图将外国先进的经营技术介绍、传播到中国的内容。他们认为欧美货物新奇，种类繁多，而我国现代工业还没有萌芽，商业也只是采用小贩形式，因此必须将外国商业艺术介绍到中国以提高国人对于商业的认识。朱志尧是我国重工业发展的积极提倡者，他对比中外经济发展状况后，深切感受到必须创办民族重工业。他认为机器制造越多和越新的国家其经济必然发达，商业也十分繁盛，因此机器工业是国家的命脉。他在列举了发展机器工业的益处后给出了振兴我国民族机器业的方案，也就是必须有人才和资本，同时还要致力于科技创新。穆藕初则将关注重点放在棉纺织工业上。他认为自开放口岸以来，外国商品充斥着我国市场，其中以棉纱布所占的比例为最大，而衣着物品的需求量大、弹性小，因此进口棉货对于我国的经济和民生都十分不利，所以他提出了大力创办棉纺企业的提议。至于具体的做法，他认为应该采用结合大团体以步步为营的方法由口岸向内地渐次推进，在水陆交通方便的产棉区域和棉花集中地点开办纱厂。为了保证企业创设的合理效益，他还提出因地制宜的建厂原则，由政府部门给出全国棉纺织业投资的全盘意见，由投资者自行选择。
本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家大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勇于创新且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很多人开办企业也突破了追求利润的单一动机，他们把发展和振兴民族工商业、提高国人的现代商业意识、提升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和民生进步也作为了自己的追求目标。
二、民族资本企业家的企业经营思想本时期的民族资本企业家一般都具备了现代经营观念，他们提出的很多企业经营思想都非常具有创新意义，对于提升民族工商企业的整体素质也起到了指导作用。企业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微观单位，它的经营状况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资本、原料、市场、人才、产品、技术等。为了抢占市场机遇，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民族资本企业家们纷纷从上述要素入手改善自身企业的经营状况。他们的主张包括：
（1）不断地进行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根据市场的需要及时推出式样新、质量高的新产品或服务，甚至开拓新的行业是企业得以获利的重要途径之一。近代中国塑料工业的先驱者顾兆桢认为，创办前人没有经营过的企业固然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是正因为如此，才能得到抢先占领市场的机会，尤其是国货如果能够抢在洋货前面生产出来并投放市场的话，那将更加有利于提高国货的竞争力。他在1920年投资的生产胶木粉这一新型化工产品的企业就因为起步早且能够不断地推出新产品而获利极大。
（2）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加以创新。为了避免华商之间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民族资本企业家主张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加以创新，他们提出建立企业集团或同业企业联营组织的方法。刘鸿生曾就这一问题作过详细的论述，他提出华商之间要“一面共制外货，绝其销路；一面力避竞争，以免两败俱伤”。中国企业在组织形式上可以采取同业合并的方式以消弭同业竞争，增强对外力量。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发起成立了江苏省火柴同业联合会，该会以维持同业公共利益，谋国货发展为宗旨，规定共同议价、防止同业间的跌价竞争。而这一时期成立的企业集团如周学熙企业集团、刘鸿生企业集团、永字号企业集团、天字号企业集团等在内部资金融通、原材料配置、产品销售等方面显示了单个企业所无法相比的优势。
（3）注重市场调研，准确把握市场动向以提高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是提高企业利润的有效途径之一，近代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交通落后、民众贫穷而导致市场有效需求不高，因此开拓市场成为民族资本企业家们的重要任务，他们提出了不少相关的企业经营思想。穆藕初的市场战略是“来源出路，节节灵通”。首先，要重视市场调查，没有对市场的彻底把握就容易导致投资的失败；其次，要善于准确预测市场供求情况的变化，决策者应该能够准确把握市场方向并对此及时做出反应；最后，还要杜绝投机行为，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当时的很多民族企业家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从行动上塑造企业高尚的品格，提高人们对其产品的认同度。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企业家还把眼光投向了国外市场，穆藕初就曾经提出发展国外商业是中国国民不可放弃的应尽义务的主张。
（4）重视先进的经营手段和方式的运用。陈蝶仙就非常重视广告的作用。他认为产品的推广非有赖于广告不可，不管生意有无广告都不能中断。广告的形式可以多样，但是宣传的内容必须真实，不能过分夸张以至于失去信用。而郭氏兄弟的永安公司则在销售方式上实行了一系列策略，如以赠品促商品销售、送货上门、免费安装、发行礼券等。对于顾客采用不同的经营方式，针对各个层次的顾客推出不同的商品，既迎合顾客心理，又加速资金周转。对于现代商业经营手段的关注和强调表明民族资本家企业经营思想已经非常现代化。
三、民族资本企业家的企业管理思想在企业管理方面，本时期的民族资本企业家都很重视西方先进管理方法的引进和实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一般不太注重管理方法的革新，这一现象在20世纪20年代后得以改变。在中国近代史上，穆藕初是引进和实践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第一人，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经和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勒反复讨论并深入美国农场体验现代管理方式。回国后，穆藕初通过翻译著作和发表文章向国内介绍了美国的先进管理理论和实践，同时在他自己的企业经营中率先采用了科学管理方法，不仅实现了从工头制向工程师专业管理的转变，而且实行了新式的复式记账法并强化质量管理。这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至于当时想开办纱厂的人都先去他的工厂参观。
（一）本时期民族资本家引进和运用的西方企业管理举措
（1）对新式财务会计制度的引进和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推行实业合理化运动取得巨大成功，对中国民族资本家很有启发，他们开始借鉴德国做法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是国内最早采用西方的科学管理方法对原有的落后管理体制进行彻底变革的企业。总经理康元采用成本会计制度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重新规定合理的工作标准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改革行政管理制度提高工作效率。1924年荣德生在上海申新三厂也推行了管理改革。他认为企业经营者必须研究如何使机器运转不损和免除材料浪费以及如何改进工作以使产品精良，同时在生产过程中还要注意和工人融洽相处以保证不发生意外。20世纪20年代后，民族资本企业引进的最重要的先进管理制度之一是新式的成本会计制度。我国过去采用的旧式簿记制度无法发挥会计的成本核算和财务监督职能，随着科学管理法的传播，财务会计制度的改革成为当时企业关注的重点。刘鸿生就十分重视成本会计制度的建立，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成本会计制度，这样才能针对企业的薄弱环节采取措施，而严格的会计制度有利于监督开支和降低成本，为此他曾重金聘请国内第一流的会计专家为他设计了中国最标准的成本会计制度。
（2）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和运用。近代民族资本家也十分重视技术创新在质量管理中的作用，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手段，即使是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他们也主张通过实施技术改造的手段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如荣氏企业的申新八厂的全部机器都是当时英国制造的最新式纱机，其技术先进程度不仅国内企业中少见，就是和日本在华纱厂中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相比也毫不逊色。
（3）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在企业管理方面，民族资本家还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们认为事业成功的基础是人才，而两种人才在企业中是适用的：一为科学人才，一为管理人才。这些人才除了必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素养外，还要有从事实业经营的专业素质。企业家在有了人才之后还必须学会用人，要把适当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一个善于管理的企业家应该在人才使用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二）民族资本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挖掘和运用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民族资本家不仅关注于现代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的运用，一些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家将我国传统的古代思想运用于当时企业管理，陈蝶仙的企业人事管理思想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他把中国古籍《大学》一书中古人的修身养性、治国理民的准则运用于企业的人事管理，把儒家学说中调节人际关系的思想精髓加以发挥，主张在近代企业的严格管理过程中发挥传统伦理的凝聚力作用。这种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企业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中的运用应该说是一种可贵的尝试。
第五节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学术思想界关于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的思想
一、经济建设的内容和意义
本时期的学者主要关注经济建设的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经济问题，其中包含有人口、社会制度、劳动、土地等内容；第二，政治经济或财政问题，其中包括关税、公债、政府财政公开、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划分、整顿旧税、增设新税等方面，第三，金融经济问题，包括币制改革和银行制度改革等方面；第四，交通经济问题；第五，工业经济问题；第六，商业经济问题；第七，农业经济问题；第八，消费经济问题；第九，国际经济问题。为避免重复，本节主要介绍当时国人对人口问题、金融问题、财政问题、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
（一）人口思想中国近代以来人口持续增长，一些经济学者开始高度重视人口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经济学者李权时认为：“人口问题是凡百经济问题的总根源”，而东部发达地区人口已经呈过剩趋势，因此必须实行向人口稀少地区移民的政策。同时他也强调要重视提高人口质量，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非研究和实行优生学或人种改良学不可了”。对于我国当时的社会制度，李权时也认为其不适合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一些传统制度如家族制度、遗产制度等有很多的弊病，因此主张加以废除。尽管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论述经济问题已经有所背离专业范畴，但是这种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的多学科考察的尝试，其意义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劳动问题是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主要指的是劳资矛盾的问题。在面对劳资双方冲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详细的解决办法，如实行分红、施行共产主义等。当时的很多学者在论述土地问题时在观点上形成了两派：一派基本赞同国民党实行的土地整理主张，认为国民党提出的以土地整理和经营为要务，以集合耕作为方法的土地政策，如果经过一定的改良后也不失为一种处理土地的办法；另一派则认为，极少数的地主和富农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土地，地主和富农采用半封建和资本制的剥削方式来掠夺农民，而土地是这种剥削制度的根源，因此他们赞同共产党所实行的土地革命。
（二）金融思想关于金融制度，本时期学者们主要关注中国的货币改革。20世纪30年代中国货币危机加深，这是由我国货币流通紊乱和国内经济衰弱所造成的，美国实行的白银政策也导致我国白银外流和银本位制面临全面崩溃。有鉴于此，学者们纷纷提出主张，点评政府金融政策，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该时期学者普遍认为应建立货币本位制度，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表明中国受银价波动的影响颇深，就是由于货币本位制度的不健全。很多人认同甘末尔提出的建议，如马寅初就认为应该从建立银本位制度入手，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步过渡到金本位制。对于国民政府推出的法币改革，一些学者在认同法币制度优点的同时，也提出了他们的忧虑，认为法币改革除了有消除社会恐慌心理、健全整个金融机构、刺激国内产业发展的作用外，也会带来通货膨胀的不利后果。实践证明，这一担心最终演变成事实。
（三）财政思想财政问题是本时期国内学者论述较多的问题之一，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很多人对于战时财政提出了各自的建议。此外，对一般的财政整理问题他们也发表了很多的看法。前者主要包括借鉴西方国家发行战时国债、开征战时税等；后者则包括废除现存财政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如国地预算分开、规范附加税收、废除苛捐杂税、实行科学预算、公开政府财政等。
（四）引进外资思想针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引进外资的问题，学者们也多有涉及。他们认为我国资本缺乏，而要和先进国家竞争，如果仅仅依靠自己的积累则费时太久，如果要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利用外国的资本。尽管如此，他们也提出在利用外资时还要注意防止其弊端，在利用外资的时候不能侵犯国家权益，中国政府有监督之权等。
二、经济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一）统制经济思想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破产，中国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新的经济建设的思路。马寅初在1931年表示极端的资本主义和极端的共产主义都不适合中国，而是应该舍短取长，采取第三种途径，也就是一面作有计划的生产，一面保留私有制度。马寅初希望把苏联的计划手段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一种新制度，这个思路包含了以后统制经济政策的两个方面，即一面保留有计划之生产，一面保留私有制度。随后，很多学者都提出了类似观点，他们在列数西方自由经济破产的同时提到了德国、苏联和日本经济政策的成功，主张借鉴这些国家的做法，实行经济政策国家化、生产事业社会化。这些论述表明学界和工商界对于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呼吁和向往。
1932年，武育干在中国最早明确提出实施统制经济政策。他认为中国自救的方法在于先彻底改造政治，然后实施统制经济，而统制经济的内容包括国家指定各种经济法规，统制一切经济或某一方面的经济活动。在其他国家纷纷采取汇兑统制和贸易统制的情况下，如果我国散漫无备的话，最终必将被淘汰。1932年11月，周宪文发表《统制经济之研究》，从学理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自动作用的缺陷，主张应该用统制经济来弥补。1933年1月，周宪文又发表《晚近欧美各国之统制经济运动》。1933年3月，黄卓发表《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随后，1933年发表的有关统制经济的文章越来越多，统制主义思潮正式兴起。祝世康在其文中不仅认为中国经济建设的前提是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甚至认为中国部分地区在其实践中已经推行了这一政策。
1933年10月，宋子文访问欧美回国后，开始借鉴西方国家做法实施统制经济政策。这一举措立刻得到很多经济学者的积极响应，吴鼎昌、穆藕初、马寅初等人都发表文章或演说，极力鼓吹统制经济。根据统计，1933年10月和11月这两个月中以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为名的期刊文章分别达到50篇和41篇，统制经济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主流思想。
至于如何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经济学者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马寅初认为中国可以效仿西方国家，先从丝、米、棉三项比较容易的统制做起，统制的标准应该以抵抗外国经济侵略及促进本国企业家共同利益为依归，如果条件允许仍然应该考虑维持企业家的自由竞争制度，可见马寅初所主张的统制范围还是比较窄的。刘大钧则提出了具体的统制方式：一是国营，如交通、金融、公用事业、国防业等；二是局部统制，政府只对产品定价、运输和营业方法等加以统制；三是监督，政府只对妨害国家和国民利益的行为加以制裁，而不干涉私营事业。李权时主张的统制范围最广，包括生产经济统制、交易经济统制、分配经济统制、消费经济统制等，涉及领域之多可谓包罗万象。
在具体的经济建设方法上，采取混合经济制度是比较主流的一种观点。何廉主张采取混合经济中的有计划的发展方式，1947年马寅初在文章中认为应将苏联式、英美式、德国式三种经济建设方针中和，借鉴三者的长处来制定中国的经济建设政策。
通过这种制度，使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并进，这既符合时代的需要，也切合中国自身的能力。
（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时，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对统制经济政策的不同看法，仍然主张实行经济自由主义。顾翊群是经济自由主义派的代表，在国家干预经济论盛行的时候，他运用哈耶克理论批判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主张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在国际贸易问题上他则运用比较优势理论批判了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中国融入世界经济。顾翊群认为判断经济制度的优劣有三项标准：一是看能否合理、平衡地增加资本积聚；二是看对于景气的变动能否作适当的调节；三是对于全国人民的收益能否作合理公道的分配。通过分析，他认为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在这三方面都不如自由经济，而中国当时流行的统制经济政策只能是一种战时经济政策，不能用于中国的平时建设。顾翊群立足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辩护的做法尽管和当时主流不相符合，但其批判经济学界有关保护贸易论、自给自足论，并根据比较优势论提出落后的中国应该参加世界经济的这些观点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在当代我国的一些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论述中仍可以看到他的影响。
三、工业化思想
（一）工业化含义的阐释经济学家谷春帆在阐述工业化含义时认为，工业化不是单纯地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和造轮船，不是单纯地利用机器生产和大量为市场生产，也不是单纯地利用科学管理方法和单纯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重点在化上，“化”指的是王化、教化、风化、同化，工业化要以工业建设为中心，以工业生产组织之精神及方法为标准，创立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习惯，并使之成为社会人群生活活动的标准，一切的制度思想都依着这个中心标准精神而同化。可见，他所认为的工业化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内涵已经类似于现代化。
（二）对工业化实现路径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这次争论本着眼于探讨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但工业化思想通过这次争论也更加系统和明确。
大多学者认为，我国实行工业化的路径应是采取急进式的工业建设，尽量缩短工业化的进程，用革命的方式确立工业化的基础，通过工业建设提升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以确保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在工业化的具体目标中，学者们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注意农、轻、重的均衡发展。学者们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近代中国对重工业的投资偏少；二是出于支持抗战的需要；三是强国思想的影响，认为重工业不仅是国家强大的前提，也是彻底改善民生的经济基础。同时，学者们立足于长期发展的考虑，强调了重工业的发展要和轻工业和农业相互配合。尽管如此，他们所主张的平衡发展其着重点仍然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围绕工业化这个前提，农业的发展依赖于工业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本时期以乡村建设派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提出了工业化的思想，但是他们所主张的工业化其要旨在于由农业引发工业，工业化的目的是为消费而生产，他们倡导的是一条侧重社会主义的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工业化道路。梁漱溟认为乡村的进步需要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社会化的经济组织，而关键就在能不能工业化。他认为，从商业发展工业的道路不仅无法满足多数人吃饭的问题，而且会妨害中国社会关系的增进和调整，造成贫者益贫，富者益富，乡村衰蔽。梁漱溟还认为，他所提倡的由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是从农民生活需求出发改造中国经济，这既不同于当时日本提倡的工业到乡村去，也不同于马寅初等提倡的以小工业和手工业补足农业，因为前者骨子里是维持工业资本的立场，后者则只是局限于对乡村的考虑，没有考虑整个中国社会的根本大计。
至于实行工业化的方法也有不同意见。部分学者把重工业看作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主张由国家直接投资经营；而轻工业可以允许私人直接投资，由政府加以管理。因为重工业的经营必须资本雄厚，而且必须采用机器和科学方法才能减轻成本和增加产量，这对私人资本来说很有难度；而轻工业由于种类繁多所以不宜由政府经营。如马寅初就认为：“重工业如钢铁、造船等业，皆可由政府办理……棉纱、水泥、面粉、缫丝等轻工业，在政府统制之下，可委之私人经营。”还有部分学者则立足于农村工业化的角度提出工业化的建设途径，认为在资源短缺、人口过密化、农业人工成本过高、生产效率过低的情况下，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必须走劳动力转移的工业化道路的各种思路。乡村建设派则主张要重塑伦理社会的乡村基础，并在合作的基础上走由农业引发工业的为了消费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杜绝走商业资本为了营利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和苏联强制集团化的工业化道路。受当时苏联的革命理论影响的学者则从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出发，主张要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来观察农业从工业的分离、都市与乡村的联系，以及工人与农村无产者的天然结合，通过推翻外国资本的支配争取民族经济的自由发展。
第六节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发展国家资本思想
一、发展国家资本的思想渊源
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国家资本的思想渊源有两方面：一是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主张；二是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西方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成为了中国发展国家资本的另一个理论来源。
（一）孙中山发展国家资本的思想确立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运用国家的力量发展国家资本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必然会导致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兼并，从而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最终将引起革命的爆发，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他要在中国推行工业革命的同时实行限制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里的另一种社会革命，以防患于未然。孙中山后来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地发展成为民生主义纲领，即平均地权和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和节制私人资本的目的在于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但要进行工业化又需要大量资本的集中使用，孙中山认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让国家作为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总资本家，由国家来筹划规划建设和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利润也由国家统一分配和使用。至于具体的做法，他认为，对于适宜于私人经营的企业，国家不但要鼓励其发展，而且还要提供良好的法律保护，在税制、金融、政府管理等方面为其提供便利。对于具有独占性质或私人力量不能办的事业，如铁路、银行、航运等则必须由国家经营管理。其目的有两点：一是避免私人投资情况下的价格垄断；二是出于挽回中国日益丧失的利权的需要，必须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此外，他还从避免收入不公的角度出发，主张民用产品领域内的大资本也应该由国家经营。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在国民党早期的理论和政策中得到了体现，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就明确地把孙中山对国家在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作了原则上的规定。
（二）西方国家统制经济思想和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危机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全面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德国和意大利以及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使得国内掀起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热潮，很多人鼓吹经济发展必须接受国家集中统一计划的指导，服从国家的调整。西方国家的统制经济思想和计划经济思想成为国民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思想渊源，而这一渊源和孙中山的思想渊源不同，它来源于西方各国的诸多经济政策和理论。有学者认为中国应该以德国斯班所主张的全体主义作为我国发展的基础，英美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必须从全体主义观察重商主义的干涉政策和统制贸易。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最早在美国学者克拉克的书中就已出现，而德国历史学派的领袖经济学家里斯特的名著《国民经济论》更是将国家干预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西方国家的统制经济政策在学理上并无确定明了的意思，只是由于克服世界经济危机的需要才应运产生。无论国内对统制经济的理论来源其观点差异如何，在认为政府应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的人们中，他们都积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甚至有人提出政府管制领域应该包括生产、交易、分配、消费等所有环节，而经营范围则包括农业、商业、工业、贸易、金融等。可见，西方国家这一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和观点对我国影响之深。
二、国民党发展国家资本的思想实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所要建立和发展的经济主要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把重点放在了建立国营企业、强调国家对重要部门的控制上。而国民党当权者实行这一政策的思想实质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家资本主义是建立强势中央政府的需要。近代以来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中，历届中央政府的式微使得其政策法令的执行效力大打折扣。国民政府成立后，要想在短期内解决诸多问题并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就必须建立强大的集权政府，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只有实行强政府政策才能使中国的社会迅速稳定，经济步入正轨。南京国民政府的强权政治是建立在全面干预和控制经济基础之上的，通过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以增强中央政府的实力，使中国经济能够在短时期内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国民党当权者在利用经济上的集权增强自己的实力后实行独裁统治、镇压革命是应该特别加以认识和批判的。
（2）国家资本主义是规范经济运行的需要。国民党在其前十年统治期间，尽管有诸多不稳定因素，但总的来说国内经济有了一个较好的发展。公债政策作为筹集资金的有效渠道和调节经济的杠杆在本时期发挥了持续和明显的作用，1933年后制造国家资本的既定计划和政策得以全面付诸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国家资本初具规模并发展迅速，初步形成了以银行金融业为龙头、以重工业为主干并逐渐向轻工业领域扩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国家资本向交通、通讯和工矿业的渗透不仅迅速建立起庞大的国营经济体系，而且通过国营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其他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加强了控制。国家资本向银行业的拓展则有利于国家发行货币和募集资本以突破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不足的制约瓶颈。总的看来，由国家资本建立的国营企业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有利于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对于稳定市场和百姓的生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国民党当权者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基于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良好预期。根据这一良好预期，南京政府根据国情对产业发展进行了规划和引导，对国家资本企业的地理分布、行业布局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计划安排，对交通和水利电力作优先投资考虑。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单位一般都采用先进的公司或工厂的组织形式以促进企业的发展。应当指出的是，国民党当权者在具体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过程中更多地采用了非常规的手段，甚至诉诸暴力，对私人资本企业的渗透、掠夺甚至直接接管，成为制造和壮大国家资本以实现垄断的捷径，这些都是国民政府经济行为腐败和非法的表现。
（4）国民党当权者发展国家资本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在实践中采用了现代企业的形式以图实现这一目标，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官僚家族（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借经济发展之名而谋取私利的现象，这样就形成了近代中国特有的大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相共存的局面。大官僚资本生存的基础是国民政府以及他们在政府所拥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所以他们和国家资本之间也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诉求，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符合国民党当权者的利益需要。
三、其他阶层要求发展国家资本的思想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纲领对中国其他阶层也影响颇大，本时期大多数学者都接受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必须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折中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必须通盘放到完整的国家计划下去实行，无论国营的大企业还是私营的中小企业，在生产、分配、消费、交通等方面都必须受政府的统制。
国民政府早期很多学者都认为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地位重要且对投资资金需求大，因此主张对重工业实行国家投资、国家经营；而对于轻工业则可以由私人投资经营，政府对其加以管理即可。抗日战争后，有关发展国家资本的讨论重点转向了对国营和民营各自经营领域的进一步细分方面。另外，对企业的经营组织形式问题也多有讨论。
对于政府在发展国家资本过程中的作用，很多学者突破了以前的局限，开始认识到国家资本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可以退却。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经营途径宜分为国营和民营两种，两种经济形态应该同时发展。基本工业和基本交通事业原则上归为国营，但是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也可以允许私人入股，私人资本对重工业的参股必须以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里为前提，轻工业以及普通和局部的运输业务原则上则应该由民营企业经办。这种观点在强调国家资本在重要行业中占绝对地位的同时，已经主张可以根据国家的具体财力和实际需要而作变通，这一思想较以前已经开始有一定的突破。还有的观点认为，我国重工业在起步时因所需资金的短缺而不得不借助政府，但是在人民具备投资工业的资本实力后，国家资本就应该退出经营，所有已经兴办的工业企业可以让渡给私人经营。这种思路更是突破了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思想界限，重新界定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国家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此外，还有人对适宜政府经营的行业领域进行了说明，他们认为除了国防事业、统制性的事业和无利可图的事业应该完全采用国营形式外，其他的都可以按照规定的比例吸收民间资本以组织混合公司经营，这种主张大大限制了国有资本的投资领域。有学者还对政府对于重要经济事业所采取的经营方式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在实践中不一定都要采取国营形式，还可以采取官专卖和统制的方式：前者是指事业由民营，而产品全部由国家收购销售，私人不得自由买卖；后者指的是由行政机关对产品的生产、销售、消费以及进出口和其他方面进行限制和规定。
本时期对国有资本的经营形式也讨论颇多。大多数学者主张，无论国营还是民营资本，都应采取公司的组织形式，如果国营企业也采用政府的管理模式，则容易造成权责不分明的后果，降低国营事业的效率，因此要改良国营事业的组织，使其严格按照经济规律经营和管理。至于具体的改良方法，谷春帆认为可以采用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由政府或有关方面委任，体现国家资本意志，总经理则在其职责范围内有全权，公司财政独立，会计独立，是独立的法人。通过政企分开来提高国营企业的经营效率，发展国家资本。
第七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与新中国建设方针的确立
一、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阐述
（一）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识1942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不仅在全党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而且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整风运动之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内，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和论述，深刻地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结构、性质和特点，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作了初步的理论准备。
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时曾经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其过渡性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的表现就是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这其中既会有旧的社会经济因素，又会产生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具体来说，包括起领导作用的国营经济、由个体向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以及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后来，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认为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分别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加上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构成。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从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情况出发，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其特点进行了分析：
（1）新民主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经济都有所不同，它是特殊过渡时期的产物，主要表现在其经济成分中既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因素，如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又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因素，如国家经济。
（2）它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在于以下几点：领导经济的阶级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经济；服务对象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经济建设的主体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以劳动大众为主附加自由资产阶级；经济性质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向计划经济过渡过程中的一种经济形态；处理不同人群经济利益分歧的原则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下如果少数人与多数人利益不冲突，则多数加少数，如果有冲突，则采取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方法。
（3）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有主次之分。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其总的原则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有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因此发展公有经济是未来经济建设的重点，五种经济成分不是主次不分、同等轻重的，国营经济必须成为其中的主体，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许涤新也在其著作中认为国家经济必须占主导地位，它将在全部国民经济中发挥指挥导引的作用。
（4）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独立的生产者也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将得到大力发展，直接生产者和生产手段相结合，农民从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房屋、资金、牲畜和生活资料，从而保证农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有较快的发展，这和以往各种经济形态的区别在于承认了独立生产者的存在，并且赋予独立生产者以生产手段和生产资料。
（5）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不容许存在封建式剥削关系，这和旧民主主义经济是不同的，后者容纳封建式生产关系，而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行平等互助的生产方式。
（6）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存在的自由竞争和旧民主主义经济中的有本质区别，它不仅不会发展成为垄断独占，而且会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条件，并最终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创造前提。
（7）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尽管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但是对于在以前经济形态中就曾存在的剥削行为进行了限制，新民主主义国家对于工人的工时和工资都会有合理的规定。
（8）新民主主义经济不仅和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大的区别，和社会主义经济也有一定的不同。这表现在新民主主义经济除了有国家经济之外，还允许私人资本和生产手段私有制的存在，另外对于剥削剩余价值的经营也没有禁止，只是对其加以一定的限制。因此，虽然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因素，但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
二、思想界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批判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导致社会失序、经济混乱，官僚资本操纵市场，利用垄断地位聚敛钱财，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使得普通百姓的生活日益窘迫。面对这种情况，经济学者们纷纷发表观点，抨击官僚资本主义，其中比较杰出的有马寅初、许涤新、王亚南、陈翰笙等人。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批判许涤新根据毛泽东对官僚资本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资本的定义，对官僚资本作了详细的阐述。他深入分析了中国官僚资本产生的社会根源，揭露了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及其附庸的罪恶发展史。许涤新重点从以下几方面批判了官僚资本：第一，揭示了现代官僚资本的七种结合形式，第一种是固有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官僚资本，第二种是被他们所把持的国家银行或国营工矿企业，第三种是与国家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第四种是与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第五种是与国家资本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第六种是直接与外国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第七种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依附四大家族的地方官僚资本。四大家族通过这七种类型的官僚资本垄断了全国的经济。第二，许涤新分析了官僚资本的活动方式。他认为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控制了整个国家的财政经济，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包含一切，他从财政金融、贸易、工业矿山和农村经济等四个方面介绍了四大家族吸吮人民血汗、聚敛巨额财富的主要做法和手段。通过分析，许涤新将官僚资本活动的本质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封建性、买办性和军事政治力量的支持。第三，许涤新分析了官僚资本向独占或垄断资本发展的过程，认为大官僚资本就是中国式的独占资本，四大家族就是中国独占资本的代表，其突出表现在于经济和政治特权的高度结合。官僚资本把重心放在银行上，而银行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结合体现了官僚资本的买办性。中国独占资本和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从政治走到经济，利用政治权利攫取经济利益。第四，许涤新分析了官僚资本在经济上的破坏性以及它给社会各阶级所造成的危害，指出官僚资本在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和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因此它不仅是民族独立的障碍，也是民主和平的障碍。不打倒官僚资本就无法谈到中国的独立民主，不根绝官僚资本，就没法谈到中国的经济建设。许涤新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为理论指导，对中国官僚资本作了系统、全面和深入的剖析，对中国官僚资本的黑暗和罪恶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他也成为新中国建立前夕经济理论界对中国官僚资本研究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二）其他经济学者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批判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外，国统区的很多学者也在不同场合发表主张，阐述自己对经济时局的看法，抨击官僚资本集团的经济政策，马寅初是其中突出的一位。马寅初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是由于政治原因所造成的，他指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企图扼杀民营企业，当权者以所谓国营的名义作掩护来发展官僚资本，造成了害国害民的后果。1946年，马寅初针对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的关于黄金储蓄自由献金百分之四十和关于成立中纺公司的两个提案，提出中国经济政策的趋势是官僚、买办和美资合流独占，从而明确喊出打倒独裁经济的口号。对于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相互结合的情况，马寅初也发表文章加以批判，他认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的《新公司法》中关于外国人在中国成立分公司的规定的实质是中国的官僚资本为自己大开方便之门。在1947年发表的《今日我国经济的总检讨》一文中，马寅初着重分析了通货膨胀、美货倾销等问题的危害性。他认为通货膨胀不仅造成了美国货物的大量倾销，而且导致贪官污吏变本加厉地搜刮财富。官僚资本集团以通货膨胀为借口，实行了外汇管制政策、黄金政策、工贷政策等，通过这些政策贪官污吏可以大发横财。马寅初不仅在文中喊出了快快打倒官僚资本的口号，而且呼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以阻止官僚资本对民众的经济盘剥。
这一时期对官僚资本研究和论述比较透彻的著作还有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陈翰笙的《独占资本与中国内战》、王亚南的《中国官僚资本：理论的分析》等。这些著作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进步的经济学者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揭露了国民党当权者的反动面目，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传播和推行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三、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确立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的诸多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谈话，阐述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和途径的构想。
（一）中共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组成成分的阐述在论述如何对待国民经济中的不同成分时，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是因为新中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这决定了其经济性质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尽管在量上占优势，但是不起决定作用。而公营经济和国营经济虽然在量上较少，但它们起决定作用。刘少奇也认为在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这几种经济成分中，除了投机操纵的经营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之外，都应该加以鼓励以促进其发展。但是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经济，并使合作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步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计划范围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的手段加以禁止。也就是说，在可能的情况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从而保证能够逐步平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二）中共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性的阐述鉴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中共领导人提出了要着眼于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过渡的必要前提条件，刘少奇认为，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都有所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次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现农业集体化。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前提准备，则采取超出可能性的经济措施会导致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同盟，从而导致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失败。
至于过渡的具体时间，任弼时在对比苏联和我国经济情况的基础上认为，在全国胜利后必须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则认为当时的中国要发展到一般民族资本化还需要很多的步骤，因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至于具体的时间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估计应该是10年到15年。
关于实现过渡所必须采取的经济方针，张闻天提出了和平竞赛的设想。他认为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的活动作斗争将是今后战线的经常任务，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应该是经济上的和平竞争，而不应当不适当地采取行政上的办法去进行斗争，在具体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核算方面甚至还必须向资本家学习。
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将在多种经济形态中起决定作用，因此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并且明确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新中国的建设方针也由此得到初步确定。
第八节 本章小结
20世纪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传统的经济思想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引进、传播与应用成为我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主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不仅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建设途径等内容进行了科学的阐述，而且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经济压迫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纲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从振兴中国经济的需求出发，把西方经济学说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思想主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指导了中国的经济实践。本时期民族企业的发展催生了大批的民族企业家，他们在结合自身企业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和运用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提出了很多具有东方特色的企业经营和管理思想。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为了建立强势政府、规范经济运行和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提出了发展国家资本的思想，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官僚家族借经济发展之名而谋取私利的现象，形成了近代中国特有的大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相共存的局面。对于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重要概念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西方经济学说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思想。近代工业化和经。
济建设思想发展国家资本思想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思考题
1.试论述我国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作的分析和批判。
2.分析西方经济学说在我国近代传播的特点和影响。
3.选取我国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家的企业经营或管理思想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述。
4.分析发展国家资本思想产生的思想渊源及其与工业化思想之间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