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我诞生在四川东部这个西南最大的工业城市。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出生的这个地方在那些时候是多么的热闹，坦克在大街上趾高气扬地行驶，军舰与货轮抢道，弹道划亮了山城的夜空。就是在我的记忆里也还清清楚楚地保存着“向阳院”批斗“五类”分子（一说“九类”）时的热烈。当然，童年还有过小伙伴的游戏，有过小河边的捕鱼，有过防空洞里的“历险”，有过小饭铺里二角一碗的大汤元，家庭命运的苦涩混杂着一颗无知童心的默默的欢乐。但是没有书，没有唐诗宋词，没有《红楼梦》和《鲁迅全集》，尽管我那时是多么珍惜到手的每一本连环画，我苍白的童年只有二舅夏夜里的“西游记”故事还闪耀着“文化”奇异的光芒。
这就是我的巴蜀，我的爱与怨相交织的乡土。此时此刻，我还蜷缩在它的山峦怀抱之中，呼吸着它经过严重工业污染的空气，我窗外一个并不太远的公园里，还有一片全国知名的武斗“烈士”墓（15年前，诗人顾城在这里写到：“歌乐山的云，很凉。”）我知道我向往北方！那荒远而淳厚、从容而坚强的北方，就像这块土地上的许多先辈那样，但是一旦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它，又当如何呢？难道就不会有郭沫若、何其芳那样的乡情？
从故乡逃亡，又因为逃亡成了无根的游子，这就是地域文化和个人的关系，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只是，我并不懂得巴蜀，甚至在接手写作这本小书之前也从未认真思考过它（没有与生存环境拉开距离，好像也总难做到超然的审视），书中的思想肯定有不少的粗糙和简陋，尽管如此，我依然十分珍惜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解读我故乡先辈们的精神成果，因为，这其实就是在解读我自己的生存，我是带着我自己的生存感受进入到四川文学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我读得最多的是诗歌，现代中国的诗歌大多让我离开生存、陷入幻境，是这些饱含巴蜀文化意蕴的四川文学（特别是小说）重新唤醒了我对生存的关注。在阅读四川文学的时候，我无比真切地感到，生存问题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对20世纪的中国人是多么的重要！
感谢作家出版社的朱珩青先生，是她这位出蜀的川人在前年秋天的故乡之行中，首先鼓励我接受这一陌生的课题。湖南师大的罗成琰先生在全书的整体构思上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侯建先生始终关心和督促着书稿的写作，西南师大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重庆市图书馆、北碚图书馆的同志及我的朋友们都给予了大力惠助，没有他们，这本书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李怡1995年春节于重庆石碾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
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