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佛教的风貌
随着西夏文物被陆续、批量地发现并问世，随着西夏研究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对西夏佛教的风貌，也有了更为真切的具体的认识。今天，当我们说出“西夏是佛国圣地”的话语时，不仅不再会有心虚气短的感觉，反而是充满了毫不动摇的坚定。在我们的耳畔，似乎回荡着成千上万的西夏佛教僧徒们齐心咏诵的六字真言“嘛呢叭咪”的咒语声；在我们的眼前，似乎展现着飘扬于西夏王国山山水水之中的五彩缤纷的祈求心愿的旗幡。
在具体论及西夏佛教风貌之前，笔者强调以下几个前提性问题。
其一，关于佛教进入党项羌人的精神世界。
众所周知，印度佛教走出南亚次大陆，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送，始于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印度佛教的外传，有北传、南传两条路线：先是北传的北支，经中亚地区的大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大月氏（今新疆伊犁河流域）等地，沿河西走廊而进入中国，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公元5～6世纪），形成“汉地佛教”；后是北传的南支，经吐蕃（今西藏），大约在吐蕃王朝时期（公元7～9世纪）形成“藏传佛教”，沿青藏高原北下，过黄河上游及河套地区，北传至蒙古高原。而印度佛教的南传，经斯里兰卡，进入许多东南亚国家以及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南传佛教”。
需要注意的是，后来成为西夏王国主体民族的党项羌人，在其原先牧耕于青藏高原时，已同邻居吐蕃人一起接受了早期藏传佛教的初步洗礼。早期藏传佛教领先于汉地佛教，较早地进入了党项羌人的精神世界。
藏传佛教史告诉我们：印度金刚乘密教（并借助汉地密宗）传入藏地，并与藏地民间信仰经过长时期的互相碰撞和融合，逐步形成了“藏密”（西藏密宗）；而藏密与印度密教继续进一步互相融合，乃至形成了以密法贯穿其中的藏传佛教各派。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喇嘛，藏语音译词，意为“上师”，现也作僧人通称）。
藏传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所谓“前弘期”，是传入的印度密教与藏地的以本教为代表的民间信仰发生尖锐冲突的时期。学术界多以公元7世纪至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作为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其实，不妨将公元5世纪拉脱脱日年赞在位时作为前弘期的开端，因为其时印度密教已开始进入藏地。
在前弘期，作为吐蕃属部之羌系社会重要成员，与吐蕃有着打成一片的社会生活，并被吐蕃所征服而役属的广大党项羌人，亲身经历了印度密教同本教之间的尖锐冲突。史载，吐蕃首领松赞干布除迎娶文成公主外，为了生育王子，共迎娶了5位王妃。其中有来自党项羌人的“弭药王之女茹雍妃诘莫尊”，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弥药妃”。在大规模兴建佛寺的热潮中，为镇压魔女四肢而修建的4座寺庙中，有一座为压魔女右手掌而修建于康地的隆塘准玛寺，是由弭药人充作工头的。茹雍妃建造了米芒才神殿，弭药妃建造了拉萨卡查寺。茹雍妃在查拉路甫雕刻大梵天等佛像，当时盐价已涨80倍，每雕崖粉1升，其代价即给盐1升，由是在崖上雕刻成转经堂。在弭药人聚居地的热甫岗，也建起了雍佐热甫嘎神殿。据《玛尼宝训》记载，“咱米人”（即弭药人的别称）中出现了许多“高僧大德”人物，如桑杰查巴。可见，处于前弘期的党项羌人，与吐蕃人所接受的佛教影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些西夏人的先祖们，已经顺应生活的进展，在自己民族的血液中，自然地植入了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基因。
正是早期藏传佛教作为集体的思想信仰，诱导和支撑着党项羌人不辞艰难跋涉，坚持内徙再内徙，北移再北移，去寻找能够属于自己的如同“香巴拉”（地名，位于北部古印度）那样的平等、富足、安定、欢乐理想境界，和没有恐惧、没有压抑、没有歧视、没有剥削的发展道路。直到党项羌人割据西北黄土高原，以至在河西建立起西夏王国后，藏传佛教这一信仰传统仍然在持续发展和不断充实。不过，党项羌人又历史性地拥有了接受汉地佛教的良好机缘。由于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同属于大乘佛教（南传佛教是小乘佛教），所以西夏人将它们联系到一起，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困难；当解决好语言工具（主要是汉语文与藏语文的对译）之时，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便会自然地变得极为亲近。
其二，关于佛教宗派向西夏王国的传播。
中国佛教是对印度佛教的变革性接受与发展，中国佛教的思想体系，是历经近千年的漫长过程，才逐步建立起来的。而传入中国以前的印度佛教，已拥有一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发展演变史，其间的争论从未止息。
释迦牟尼于印度创立佛教之时（约公元前6～前5世纪），便以“痛苦说”（人生的本质）、“解脱说”（涅的境界）、“中道说”（适度的修行）等主要教法，与主张梵神造世、提倡杀牲祭祀、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僧侣）教相对抗。释迦牟尼逝后100年间，佛教经典得以确定、汇集和流传，人称之为“原始佛教”（或“早期佛教”“初期佛教”）。此后，佛教又依次经历了部派佛教（约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兴起）、密教（公元7～13世纪初）等阶段。
部派佛教有18部（“说”），互相之间对原始佛教的戒律可否放宽，宗教理想可否修改，哲学理论如何扩充等，多有歧见。
大乘佛教宣扬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以修行成佛为目标，以建立佛国净土为理想。它为了标榜其正统地位，自称“摩诃衍那”，意为“大乘”（“摩诃”——大，“衍那”——乘、载、道），可以解救无数众生；而把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贬称为“希那衍那”，意为“小乘”。大乘之中，还有演化，主要有：龙树、提婆的“中观学派”（“大乘空宗”），主张一切事物都无“实体”，是无“自性”，是“毕竟空”，观察问题要不偏于“边”（极端），合乎中道；无著、世亲的“瑜迦行派”（“大乘有宗”），主张万物唯识所变，识是实有的，是轮回转生的主体，因而应着眼于意识，转化成佛。
密教主张身、语、意三密互相应行，通过手印（手指结成的特定式样）、咒语（具有特异功能的口诀）、观想（心中观想佛尊）三者应行，即身成佛。还认为，宇宙本体与森罗万象合而为一，都是“六大”（地、水、火、风、空、识）构成的，而“六大”之“法身”，就是佛的真身。密教认为，释迦牟尼公开宣说佛法，是为“显教”，而他们以大日如来（又叫毗卢遮那佛）秘密传授佛法，故称“密教”。
印度佛教的重要派别，都程度不同地传入汉地和藏地。而在佛教流传的过程中，始终充满了不同社会思想文化的激烈冲突和相互融合。季羡林先生曾经强调指出“佛教的中国化”的问题，并认为：将新的成分，中国的成分，加入进佛教教义，从而成立了许多宗派，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层意思。从实际情况看，无论汉地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它们都是以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新的流派形式，不断地向西夏王朝加以传播。
位居西北腹地的西夏王国，其特定的地理位置，恰好居于印度佛教北传北支同北传南支的交汇带上。首先，是北传北支的印度佛教，通过借助这片土地得以传入到中原地区，才逐渐形成为“汉地佛教”；而后，“汉地佛教”又回传至西夏王国。其次，是北传南支的印度佛教，在吐蕃形成为“藏传佛教”后，传入西夏王国，并借助西夏为其重要通道，再北传至蒙古高原。如是，可以肯定地说，在西夏佛教中，不仅有直接地历史性地来自印度佛教的灌输和滋养的许多成分，还有对“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大量移植和广泛吸纳。
从西夏王国建立和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先后来到了西夏这片土地上，二者在西夏得以相遇并相荣，共同参与了西夏佛教的生命历程，为造就西夏佛教的独特风貌，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从西夏的党项羌人对佛教的普遍态度上看，他们重在“拿来”，妙在“兼得”，他们似乎并不格外地在意什么“汉地”或者“藏传”，他们真的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随心所欲。西夏前期对汉地佛教的渴求，西夏后期对藏传佛教的热衷，都是出自党项羌人极其自然、真切的选择。因此，汉地佛教的重要宗派与藏传佛教的重要宗派，纷纷在西夏人的佛教信仰中寻找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廓大空间与恒久时间。这种中国佛教史上的奇迹，连西夏人自己也不禁感慨：“异哉！佛之去世，岁月浸远，其教散漫，宗尚各异。然奉之者，无不尊重赞叹。”
笔者以为，西夏不存在对汉地佛教任何宗派的直接搬用，也不存在对藏传佛教任何宗派的直接搬用。西夏人总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将有关汉地佛教的宗派（一种或多种），与有关藏传佛教的宗派（一种或多种），自由地结合起来。想在西夏佛教中寻找汉地佛教或藏传佛教的任何宗派的原有形态，都是十分困难的。西夏人以自己的廓大气度，努力承受着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整体精神成果；同时他们又打破了教派之间的门户之见，切切实实地进行着两地教派的多方面融合。
其三，关于藏传佛教与西夏的关系。
公元10世纪至11世纪初，是内徙的党项羌族不断扩展实力并建立割据政权的关键时期；而此后，一直至13世纪初，是西夏王国统治西北地区的全盛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从公元10世纪至公元14世纪，正是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即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并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扩张，河西陇右为大批吐蕃人占据，吐蕃人所信仰的藏传佛教也随之流行，这成为以后西夏盛行藏传佛教的先导。藏传佛教中最为重要的教派，如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都曾先后传至西北，并进入西夏人的精神世界中。
古印度大乘佛教的密教，宣扬“语密”（口诵真言）、“身密”（手结契印）、“意密”（心作观想）等“三密相应”和“即身成佛”。因“相应”一词，梵文音译词为“瑜伽”，故又作“瑜伽密教”。因所宣扬的是“真言奥秘”，又作“真言乘”。
密教认为其真言（咒语）能够包含众多的经义，故称之为“陀罗尼”（“总持”“总摄”的意思）。自三国时代，就有印度密教的“真言”（“咒语”）传入内地，许多被汉译为“神咒（经）”“陀罗尼（经）”。唐时，经“开元三大士”的传密、译密，密宗得以创立。善无畏（637～735），中天竺人，携梵经来长安、洛阳，译出《大日经》（全名《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又称《毗卢遮那成佛经》，宣讲密教的基本教义和供养仪式方法），《苏悉地羯罗经》（简称《苏悉地经》，又称《妙成就业经》，宣讲包括精进、明王、除障，成就诸勇猛事，成就一切的真言），《苏婆呼童子请问经》等。金刚智（669～741），南天竺人，携弟子不空来广州、洛阳、长安，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等。不空（705～774），北天竺人，在长安等地译出《金刚顶经》（即《金刚顶瑜伽真实大教王经》，又称“大教王经”）等，晚年于五台山所建金阁寺，成为密宗的专修场所。
密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宗经，含有高度程序化的咒术、仪式、民俗信仰，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都有规定，极富神秘色彩。
密宗因受唐武宗灭佛造成“会昌（841～846）法难”的影响，在中原汉地渐近绝响。但在吐蕃地区，印度密教的输入与传播，仍在正常进行。早在公元5世纪，拉脱脱日年赞在位时，印度密教已开始传入雅隆地区，但当时传入的陀罗尼经文无人识晓，便作为“玄秘圣物”加以供养。公元7世纪，统一高原各部而建立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正式确定观世音菩萨为“本尊”而加以供养，并念诵六字大明陀罗尼咒语，还以新创文字翻译印度佛经。8世纪的赤松德赞，迎请密咒大师寂护、莲花生、无垢友等人，求吐蕃显扬佛法，并翻译密教经典为吐蕃文本。到9世纪赤热巴金赞普时，译经已具相当规模，吐蕃佛教前弘期告结，而后是吐蕃佛教后弘期。
据《西藏王统记》载记，在“罪王”（即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灭佛以后，西藏失去佛法，成为黑暗之国。将近百年间，卫藏僧俗外逃，或西至阿里，或北至回鹘，或东至康区。阿里地区的古格王朝首领，邀印度高僧阿底峡（982～1054）前来传法，为藏传佛教指出了发展方向。回鹘的高僧们联系各族僧俗共同致力于译经、讲经。而康区则发挥自身潜力，成为藏传佛教信仰和传播的中心。康区有众多党项人聚居，有着良好的藏传佛教基础，曾产生过多位弭药上师，据说著名的“拉钦”（大师）贡巴饶赛，就曾跟从弭药上师学法。贡巴饶赛的受戒弟子鲁梅，也是在康区学法，后来返回卫藏，广收门徒，大建寺庙，成为西藏佛教复兴中影响最大者。正是由于鲁梅等大批僧人将康区党项人之佛教又传回卫藏，才使得卫藏中断近百年的藏传佛教得以恢复。就此而论，是党项羌人的藏传佛教，起到了弥补西藏佛教的历史性缺失的特别作用。
因不堪忍受吐蕃侵扰而内徙的党项羌人，实际上仍与吐蕃保持着多方面的联系。史载，唐长庆二年（822）六月，盐州有奏：“擒得与党项送书信吐蕃一百五十人。”西夏立国后，与吐蕃之间的宗教联系，也从未停止过。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载：“蕃方惟（西夏）僧人所过，不被拘留，资给饮食。”《谈苑》谓，熙河（今甘肃临洮西）羌人最重佛法，故西夏以蕃僧为寄书邮也。从西夏法令中“读西番（吐蕃文）、番（西夏文）、汉（文）藏经”可知，吐蕃佛经居于首位。
西夏佛经中，属“羌本翻译”“羌译”的，即译自吐蕃文的不少。由吐蕃文译成西夏文的，如《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圣摩利天母总持》《五部经》《圣胜慧到彼岸八千颂经》《守护大千国土经》《圣大明王随求皆得经》《无量寿宗要经》，以及《大寒林经》《大密咒受持经》《圣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出有坏母胜慧到彼岸心经》《不动总持》《大印究竟要集》《吉有金刚王空行文》《圣金刚王能断胜慧到彼岸大乘经》《圣柔吉祥之名真实诵》《呼金刚王本续之记》《秘密供养典》《呼王九佛中绕随五佛亥母随略供养典》《不动佛随广大供养典》《六幼母供养典》《吉有令净恶趣本续干》《十五天母加赞》等。
由吐蕃文译成汉文的西夏佛经，如《密咒圆因往生集》《六字大明王陀罗尼》《仪轨后记》《金刚剂门》《念一切如来百字忏悔剂门仪轨》《佛眼母仪轨》《梦幻身要门》《甘露中流中有身要门》《舍寿要门》《金刚亥母禅定》《圆融忏悔法门》《密教念诵集》《黑色天母求修次第仪》等。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番（党项）、汉、羌（吐蕃）人都可担任僧官，但条件是“能晓颂经”。黄振华先生说，必须会念经诵咒，而且必须会念十四种经咒，其中吐蕃文经咒即占半数：《大方广佛华严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竭陀般若》）、《金刚般若密多经》（《金刚般若与颂全》）、《佛顶尊胜陀罗尼》（《佛顶尊胜总持》）、《佛说决定毗尼经》《文殊师利名号诵》（《文殊真实名经》）、《时轮经清净无垢光注疏》（《无垢净光》）。应选人还必须精通吐蕃语。
据史料载记，西夏的中后期，有日渐增多的吐蕃僧人来到西夏，有的还成为地位崇高的大师。如：贤觉帝师，以“功德司正”的职务，掌西夏佛教事务，在西夏期间著传了多部经典，其著有《等持品集》等，其传有《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忏罪千种供养奉顺中己集当许文》等。慧宣帝师，著有多部经典，其《风身上入顺》有5种要论，并被译为西夏文。还有，大乘玄密帝师、宗律国师、净戒国师、觉明国师法狮子等，也都是进入西夏的吐蕃僧人。
由于党项羌人与吐蕃人之间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以及相当长久的毗邻地域关系，造就了他们大致相同的生活习俗和难以割断的精神联系。正是由于这种精神联系，才孕育了西夏与吐蕃的密切交流。最初，他们共奉苯教；后来，一起接受了藏传佛教的洗礼；紧接着，先后轮番以自己的实力，推动了藏传佛教的成熟；而当他们统领不同的山川土地时，各自的宗教虔诚，又向对方发出了邀请，使他们互相理解，开始并持续着弘扬藏传佛教的神圣的合作。
鉴于有关史料的匮乏，要想描述西夏佛教的实况，至今仍是难题。为此，笔者曾长期犹豫，不胜踌躇。但想到，情况不同的信仰者，只要是忠诚的，他们对所信奉的佛教宗派，无论本尊神，还是宗教教义、修行方法等，理应是有共同点的；于是，便觉得相关的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史料，对描绘西夏佛教也并非毫无意义。因此，就有了以下对西夏佛教风貌的描述。可以肯定地说，西夏人对于他们所信奉的各种佛教宗派，不仅是了解并熟习的，而且视为是自己取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各种佛教宗派自身学统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都已顺理成章地进入并融汇到西夏人的精神世界中了。西夏人是立足于自身的生存，并以真诚的态度，为承续和弘扬各种佛教宗派的历史和内涵，而顽强地奋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