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仁孝（乾顺子）是崇宗娶汉人曹氏女所生。他16岁即位，决心继承父志，全面推进汉化。他在位55年（1139～1193），抓住了金人“侵宋、和夏”带来的相对稳定的良好机遇，大力改革和完善西夏的各项政治制度。由于他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诸方面向中华儒学文化全方位开放，因此使西夏文化全面成熟，并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仁宗仁孝在兴办儒学教育方面颇有建树。据《宋史·夏国传下》等史籍载记：
夏人庆元年（1144），“始建学校于国中”，令各州县均立学校，全国增子弟员至三千人。同年又下令“立小学于禁中”，在皇宫内建立小学（宫学），凡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均可入学，由专职的教授上课。仁孝及其聪慧知书、爱行汉礼的皇后罔氏，常去宫学“亲为训导”。
夏人庆二年（1145），他下令在京城建立最高学府——“大汉太学”，并且“亲释奠（祭奠先圣先师），弟子员赐予有差”。
夏人庆三年（1246），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破天荒地给予“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孔子，以“天子”般无比崇高的地位——“尊孔子为文宣帝”；下令各地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视孔子为圣人的中国历代的万千名士，谁也不曾想到过，党项羌族的西夏皇帝，竟能够实现他们心中“推孔子为天子”的共同愿望。亚圣孟子所谓孔子之所以没有能够做天子，是因为没有人向上天推荐的遗憾，竟然被一位西夏皇帝的决策，加以消解了。
夏人庆四年（1147），“策举人，始立唱名法”，即沿用中原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中的做法，殿试后由皇帝宣布录取的进士的名次，以示极度重视。另外，同年中，西夏又复设童子科。
夏人庆五年（1148），“复建内学（招收党项贵族子弟的学校），选名儒（多为汉族高级学人）主之”。同年，由乐官李元儒采用汉族乐书，参考西夏旧制，增修成书，赐名“鼎新律”。
夏天盛六年（1154），仁孝针对南宋的封锁，遣人去金朝购买儒家经典著作。
夏天盛十三年（1161），“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俾修实录（编写史书）”。这进一步确立了中华儒学在西夏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从以上列出的兴办儒学教育的大事年表里，我们可以看出，仁宗仁孝的确是在紧锣密鼓之中，建立起了完整的西夏儒学教育体制，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西夏科举制度。他那尊孔崇儒的热忱态度，不仅毫不逊色于中原汉族人，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政权中，堪称是最为突出的。清人吴广成所论极是：“仁孝生长西蕃，先立学校以教于国，复设小学以化于宫，又慕大汉休风，特起太学，亲临释奠，虽古贤主何以加兹？”仁宗仁孝将西夏儒学文化推进到兴盛期，这无异公开表明了对孔子的文化人格的衷心拥戴，以及对中华儒学的思想、理论和制度的全盘接受。
正是中华儒学的思想文化，哺育和造就了西夏众多的优秀人才。仁孝的名相斡道冲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据元人虞集《《西夏相斡公画象赞》序》载：“其先灵武人，从夏主迁兴州（银川），世掌夏国史……八岁以《尚书》中童子举，长通《五经》，为蕃汉教授。译《论语注》，别作《解义》二十卷，曰《论语小义》，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其国字书之，行于国中。”斡道冲去世后，仁宗仁孝令西夏太学及各地以其画像从祀庙学之中，从而成为深受民众敬仰的西夏儒学大师。虞集有赞曰：“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受中华儒学思想文化影响，西夏编纂、印刷了大量的书籍，其中有多种重要书籍，是出自仁孝朝的。
西夏文《圣立义海》是一部小型类书，全书采用诗注形式，由精炼的格言构成。其中颇多儒家说教。如“父对子慈”条，解曰：“父对子常慈，活心育身，供衣食，教安意，令学智慧，当如他人，使达善人道谓。”“母爱惜子”条，解曰：“母切记子在腹常善，行坐具安，产子忘命，产后心好，洗服哺乳，昼夜常管。”
西夏文《类林》，译自汉文典籍。全书极力宣扬儒家的功名利禄、忠孝节义等思想，如许由、子思的廉俭；伯夷、叔齐的孝行，吴起、孟子的敦信，秋胡妻、息夫人的贞节等。译者极推儒家圣贤之信条，意在对西夏民族进行中华儒学的教育和灌输，借以校正和完善西夏民族的道德情操。
西夏文《新集锦合辞》（又作《新对偶谚语集锦》），由西夏学者梁德养、王仁持等先后汇编而成。所集三百多条谚谣，涉及西夏社会的各个领域，具体生动地说明了儒家思想早已在西夏王国落地生根，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地改变着草原民族的精神生活风貌。如“圣贤相近，日月相随”；“为臣不惜性命”；“禄少忠于王事”；“衣紫衣者皆受拜，坐下座者依序排。”——这是宣扬中华儒家的君臣之道。“善于点火的人，不会烧着手；善学礼仪的人，不会去犯罪”；“君子立志鹰扑食”；“男有无志听说话”——这是宣扬中华儒家的修身之道。“亲父亲母、至亲至善”；“不孝父母增灾祸，不敬师长减智慧。”——这是宣扬中华儒家的孝道。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又称《西夏法典》），共20章，计1460条。这部法典如同汉唐法律一样，是以中华儒学思想为基本原则，以法律的强制形式推行封建礼教，借以指导和规范西夏王朝的全部行政活动。律令中把“谋反”和“谋大逆”作为“十恶”之中的首两恶，排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律令根据“刑不上大夫”的中华儒学之礼，严格保护王朝官员的特权。对犯罪的皇亲官宦，有如同中原律令一样的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及相应的请、减、免、罚等制度。西夏律令遵循中华儒学思想，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关系，极力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更值得品味的是，这部西夏法典中所具有的以儒治国的倾向，并不是中原王朝强加的；因为这部西夏法典，是在西夏王国皇帝的亲自主持下，由西夏中书省的中书令、中书、中书副、同中书副、中书承旨，以及枢密院的枢密、副枢密、枢密承旨等一大批高级官员们共同编纂的。这足以说明，中华儒学思想已深入到西夏社会的核心部分，并成为西夏统治者极为重要的治国之柄。
适应西夏统治者的尊孔崇儒的大政方针，以及西夏王国内外民族文化交流的广泛需要，党项羌学者骨勒茂才编写的夏汉文字对音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简称《掌中珠》），于西夏乾佑二十一年（1190）刊行。《掌中珠》在讲解文字语词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政治、思想、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具体资料，深入浅出地宣扬了中华儒学思想。如说“阴阳和合，得成人身；学习文业，仁义忠信。五常六艺，尽皆全备；孝顺父母，六亲和合。”——这是在宣扬中华儒学的三纲五常的道德观。说“尽皆了毕，搜寻文字；纸笔墨砚，学习圣典。立身行道，世间扬名；行行禀德，国人敬爱。万人取则，堪为叹誉；因此加官，坐司主法。”——这是在宣扬中华儒学的读书做官的人生理想。说“圣人”“贤人”“智人”“愚人”如何如何。——这是在宣扬中华儒学上智下愚的观点。书中还讲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依靠儒家说教判案的故事：小人失道，朝夕趋向，与人争斗，不敬尊长，恶言伤人，恃强凌弱，伤害他人，枷在狱里，罪证俱在，不肯招承。后来，经官吏宣讲《孝经》，他懂得了“父母发身，不敢毁伤”的道理，才自认是“不晓世事”“罪在我身”的“愚人”，并表示“此后不为，伏罪入状”。中华儒学对西夏民族精神世界的改造和构筑作用，从中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