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国末期的34年间（1194～1227），竟有五朝皇帝继立（桓宗纯佑、襄宗安全、神宗遵顼、献宗德旺、末主）。由于党项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加之蒙古军队的连续征伐，致使西夏政局动荡，国力大衰。昔日生机勃勃的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虞集感叹道：“西夏盛强之时，宋人莫之能御也。学校列于都邑，设进士科以取人，尊信仲尼以‘素王’之名号，为未极于褒崇，则文风亦赫然昭著矣哉！其后，兵火相寻于无穷，而所谓儒亦寥寥矣！”
不过，透过史料的零星记载，我们可以推知：西夏末期的文化，大体保持着早已形成的外“蕃”内“汉”的模式，其原有的一整套成熟化的儒学教育、科举、职官、法律制度及其他思想意识形态，照旧存在，并继续运行。
西夏末期考中进士的人依然不少。桓宗纯佑天庆十年（1203）三月，西夏策进士。“遵顼（夏宗室齐王彦宗子）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及，擢大都督府主。”时任吏部尚书的权鼎雄，也是天庆年间举进士的，并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遵顼成为西夏第八代皇帝（神宗），登基（1211年）后，即召权鼎雄为左枢密使。权鼎雄“（1208年）尝奉使谢金横赐，与接伴争相见仪，金人服其论正。及进吏部，气宇肃然。”西夏灭亡前二年，即献宗乾定三年（1226），科举考试仍在进行。“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第。”高氏一门，系“世仕夏国”，“曾大父（即曾祖高岳）西夏进士第一人。大父大都府尹。考讳惠德，中书右丞相。”高智耀本人“举进士第二人，抱道怀艺”。
从俄国柯兹洛夫于1908～1909年在原属西夏的黑城（蒙语称哈拉浩待，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遗址掘得的大批西夏文献中，发现有世俗文献60种，其中有译自汉文的儒家著作《孝经》《论语》《左传》《孟子》《类林》《贞观政要》等，有西夏文文学著作，如：佚名《西夏诗集》、诗文集《三世属明言集文》、五言诗《新集金碎掌置文》、故事集《新集慈孝记》等，还有西夏文字典、韵书等多部。在并非西夏文化重镇的地方，能有如此众多的文化典籍，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西夏末期儒学文化的发达情况。
1226年，成吉思汗攻下西夏东部重镇灵州时，“诸将争取子女金帛，（耶律）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耶律楚材所搜集的“遗书”，主要是儒家著作。他到西夏来搜集，可知这些“遗书”在别的地方（至少在蒙古统治区）不易得到，也说明西夏的儒学文化确实发达。
从《元史》等所载可知，入元的西夏人中，有许多都是精通儒学的人才。他们对元朝的多方面的贡献，更进一步发射出儒学的光辉，实乃西夏文化之遗响。在元代御史台的组建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尽“奏陈之力”的，是西夏名儒高智耀。他认为“儒者之有用，不在荷戈与殳”，“用儒则治，舍儒则乱”；他“力言儒术有补治道，反复辩论，辞累千百”。高智耀出任元朝翰林学士后，使几千户沦为“驱”（奴隶）的贫困儒者得以免役。虞集评曰：“抗正言于干戈抢攘之中，存儒术于涂炭颠沛之极，我朝儒业之不泯，实权于此。”高智耀专领汉、夏诸儒之事，“时鼙鼓之声未绝于城邑，而弦诵之习不辍于户庭，章甫缝掖于于然彬彬然，得以修其专门名家”。由此我们不难想象，西夏末期的儒学面貌，大概也是这样。在元代监察机构中任职的西夏人不少，其中有一批遵循儒家“人治”思想，而直言敢谏的风宪之臣，如廉访使朵儿赤（西夏国相斡道冲之曾孙）。他之所以能够认定“生杀之柄，系于天子”，敢于同贪暴而专擅诛杀的行省丞相作斗争，是由于他“年十五，通古注《论语》、《孟子》、《尚书》”，并受到中华儒学修养深厚、世代执掌西夏国史的家庭的影响。在蒙元统一战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西夏将领，也有不少人都是深受儒学文化教育和影响的。如对宋、金作战最有名的统帅察罕，其父曲也怯律，为夏臣；其叔曲也怯祖，曾举为西夏进士。察罕自幼敏慧通达，以习礼仪至诚而受到元太祖的宠爱。原为西夏皇族子的李桢，自幼苦读儒学经典，曾以“经童”入选；既长，入元为质子。后“以文学得近侍，太宗嘉之，赐名玉出干必赤。”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奏寻访天下儒士，令所在优赡之”，颇有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风节。
通过以上对西夏儒学的简要描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其一，中华儒学参与了以党项羌文化为中心的西夏文化的全部生命过程。西夏文化在它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与中华儒学发生着某种形态的联系。中华儒学对它的滋养由少到多，中华儒学对它的影响由小到大，中华儒学的文化思想已经全面地渗透到西夏文化之中，中华儒学的文化结构也大都被移植到西夏文化之中。中华儒学实际上已成为西夏文化的重要核心和主要成分。宋人富弼所言极是：西夏“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署，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在中华儒学长期的同化作用下，西夏文化早已与汉文化打成一片了。所以，它最终的归宿，便是汇入到汉文化之中，获得了持续自己生命的良机。
其二，西夏文化吸收中华儒学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西夏文化对中华儒学的吸收，并非呈一帆风顺式，其间充满了种种复杂矛盾和斗争。所谓“蕃”“汉”之争，反映了西夏统治者们主观选择态度的不同。“蕃”“汉”之争的结果，产生了外“蕃”内“汉”模式的西夏文化，这是一种既能保留党项羌民族文化形式又能大量吸收中华儒学内容的新文化。它的出现，说明了文化发展终究有其自身的规律——无论阻力来自何方，也无论阻力有多大，文化发展的动因，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应该说，是西夏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判明了“蕃”“汉”矛盾双方的是非优劣，裁决了“蕃”“汉”矛盾斗争的合理结局，从根本上决定了西夏文化对中华儒学的积极吸收。
其三，以中华儒学改造人，是西夏文化精神之所在。西夏文化的丰硕成果，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它以西夏民族所创造的大量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另一方面，它又以一种以生活为本位的创造方式，而在中国文化的发展长河中得以演化和生生不息。西夏人的精神世界，是伴随着中华儒学对西夏民族的改造过程而得以不断实现升华的。西夏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民族，要想顺应历史潮流而获得不断进步，就应该抛弃自我封闭的狭隘观念，善于向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最高水平的思想文化学习，向对中国历史进程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的中华儒学学习。只有依靠先进的思想文化，并不断造就出一代代新人，才能迎来各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