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邦的布衣将相群中，有一位手无缚鸡之力，但却谋略出众、智慧超群并且带点神秘色彩的人物，他就是张良。据司马迁说，他原“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显然，张良没有当时武将魁梧的身材、奇伟的状貌，而是如同妇人女子般纤细单薄的文弱书生。他虽然家世相韩，出身于韩国的贵族世家，但是，在楚汉战争中，他却能顺应历史的潮流毅然追随布衣出身的刘邦，协助他打败了代表六国旧贵族利益的项羽，为创建又一个统一的封建皇朝贡献了自己的智谋和力量。事实上，尽管张良出身于韩国贵族，但在韩国被秦灭亡以后，他已经沦为布衣，而他自己也以“布衣”自居。因而他能与刘邦麾下那些布衣将相们相处融洽，不分泾渭，彼此团结合作，共同为刘邦所代表的事业而奋斗。除了性格、气质和才智的差异外，很难看出张良和其他人在根本政治立场上有什么不同，这大概就是他能够得到刘邦近乎绝对信任的主要原因吧。
张良（？～公元前186年），字子房，韩国人。其祖父张开地，在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时为相。其父张平，又在韩釐王、悼惠王时为相，史称张良祖上“五世相韩”，即本于此。张平死后二十年，即公元前230年（秦王政十七年），韩国被秦灭亡。在父辈显贵之时，张良因年纪太小，没有做官。韩国灭亡以后，他由一位受人敬重的贵族公子一落而为秦皇朝统治下的黔首。爵位官职、荣华富贵，一夜之间全部化为泡影，其失落感是不难想象的。从此，年少气盛的张良就对秦皇朝产生了不共戴天的仇恨。不过，秦朝统治下的张良虽然在政治上降为平民百姓，但经济上仍然比较富裕，仅家僮就有三百人之多。为了一心一意为被灭亡的韩国复仇，张良顾不得为死亡的胞弟举行葬礼，“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显然，此时张良的思想和行动表明他还是一个国破家亡的六国旧贵族利益的代表。由于秦皇朝对六国旧贵族警惕性很高，一面多次迁豪，使之远离故土；一面又对一些漏网分子通缉追捕，张良在家乡目标太大，不易开展活动，只得离家出走，云游四方。他曾辗转到淮阳（今属河南）学习礼仪，又东行去拜会一个号称仓海君的隐居之士，并从他那里物色到一个大力士。张良为这位大力士铸造了一个重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伺机刺杀秦始皇。功夫不负苦心人，机会终于等来了。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秦始皇东巡至阳武博浪沙（今河南郑州北）时，隐藏于路旁树丛中的张良与大力士以突袭的方式用铁椎狙击秦始皇，但误中副车，未能成功。幸免于难的秦始皇立即下令“大索天下”，到处搜捕刺客。阳武一带被搅得鸡飞狗跳，一片恐怖气氛。张良只得改名换姓，逃到下邳（今江苏邳县南）隐藏起来。刺杀秦始皇的壮举不啻是张良这位韩国旧贵族献给故国的一曲挽歌。他把灭亡韩国仅仅看成秦始皇个人的行为，把改变历史的进程寄托于一次暗杀的成功，说明此时他的思想还是比较狭隘和落后的。
在下邳滞留期间，《史记·留侯世家》和《汉书·张良传》都记载着黄石公遗赠张良兵书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有一次，张良到下邳附近的一座桥上散步，迎面走来一位拄着拐杖，须发皆白的老人。张良驻足而立，看着这位老人走上桥头。不料他走到张良跟前时，脚上的鞋子突然掉到了桥下。老人抬眼瞅着张良，同时以命令的口气说：“孺子，下取履！”张良又惊又气，真想上去把他痛打一顿。但看到他那老态龙钟的样子，就强忍怒气没有发作，而是顺从地到桥下拾来鞋子，跪下送给老人。老人毫不客气地伸出脚让张良给他穿上，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即含笑而去。张良目送老人远去的背影，怔在那里，感到十分惊异。正待准备转回，发现走出一里多路的老人又转了回来。张良意识到老人可能有话要说，就站在那里，作出洗耳恭听的样子。老人走到张良跟前，对他说：“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张良愈加惊异，忙跪下说：“诺。”五天后的早晨，当张良如约来到桥上时，老人已先期到达。他生气地对张良说：“与老人期，后，何也？”离去时，特别关照张良说：“后五日会。”可是，第五日，当张良在鸡鸣之时赶到桥上的时候，那位古怪的老人又先期到达。他怒气冲冲地对张良说：“后，何也？”临去时，再次叮嘱：“后五日复早来。”第五天，张良唯恐后至，夜半时分就来到桥上。过了一会儿，老人才慢慢来到。见张良已恭立桥头，高兴地说：“当如是。”接着拿出一部书，指着对张良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说完，不顾而去，很快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天亮之后，张良展读老人所赐书，竟是《太公兵法》，这是一部相传为姜尚所著的兵书。张良如获至宝，时时诵习，从此其智谋韬略大有增进。大概因为后来张良的足智多谋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人们就怀疑其智慧来自天授，因而编造了上面那一段故事吧？由于流传很广，司马迁与班固就将其写进自己的历史书里。而且还记载十三年后，当张良从刘邦过济北时，“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张良死后，并葬黄石，让后人一同祭祀。以后，在谷城山东麓，建了一座黄石公庙，以纪念那位神秘老人。拂去这个故事的神秘色彩，应该说张良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在参加刘邦的起义队伍之前，他已经熟读兵书，有着丰富的阅历，具备了过人的文韬武略，为其日后在刘邦手下赞襄帷幄，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大概从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的近十年间，张良一直隐居于下邳一带。在此期间，他四处游历，熟悉了这一带的山山水水，风俗民情，深深爱上了这片富庶的土地。与此同时，他又广事交游，有意识地与不少豪杰、游侠、失意的士人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酝酿着进行反对秦皇朝的斗争。原楚国贵族项伯犯了杀人罪，被张良藏匿起来，逃避了官府的追捕。张良与项伯结下的这一段生死情谊，后来曾对张良为刘邦谋划在鸿门宴脱险起了重大的作用。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反秦的消息传来以后，张良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聚会百余人响应。不久，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屯驻于留（今江苏沛县南）。张良率众前去投奔，行至下邳西遇到刘邦的起义军，遂转投刘邦。刘邦任命张良当厩将，留在帐下服务。张良多次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为刘邦讲解《太公兵法》，刘邦不仅认真专注地听讲，并且能够很快地在实践中灵活地加以运用。张良想到他为别人讲解此书时，他们都难于领悟。两相对比，使张良认识到刘邦的智慧远远高出其他反秦的将领，用他自己的话说：“沛公殆天授。”因而决定放弃归附景驹的念头，永远追随刘邦建立功业。张良此一决策，显示了他的知人之明。当时，景驹有着高贵的出身，在楚地有着远较刘邦更大的号召力。张良改变归附于他的念头而转投刘邦，说明他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气质和能力。他明白，在未来争夺天下的斗争中，高贵的血统并不是无往而不胜的因素。在当时，以张良的出身而有如此的认识和抉择，是很了不起的。
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与刘邦等起义军的将领共立楚怀王的孙子为义军的共同领袖，仍号楚怀王。在当时六国后裔和贵族纷纷恢复故国、建号称王的情况下，张良对故国的情感又强烈起来。他乘机对项梁说：“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于是令张良找到韩成，将其立为韩王，并任命张良为韩国司徒。此后，张良就暂时离开刘邦，与韩王成一起率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向西游动，目标是恢复韩国故地。但因为当时秦军在中原腹地还有相当强的力量，这支队伍虽然攻下几座城池，却不易守住。因而他们只能在颍川（今河南禹县）一带往来游击，相机打击秦军。不久，项羽率军攻击河北秦军，刘邦率部向关中地区进击。当刘邦的军队从洛阳南出辍辕时，张良率军前来配合，接连攻克韩国故地十余城，基本上肃清了秦军在这一带的军事力量。之后，刘邦令韩王成带一支部队留守阳翟，巩固占领区。同时要求张良随大军南下，参议军务。刘邦一军南下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因秦郡守奋力抵抗，难以奏效。刘邦因入关心切，不想在宛城纠缠，决定弃城西走，进击关中东南部的门户武关。张良认为刘邦的决策不可取，就劝戒他说：“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刘邦立即采纳，星夜回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临城下，逼降了据守宛城的秦南阳郡守，免除了后顾之忧。然后，大军西进，智取武关；转军北上，很快进至蛲关之前。刘邦决定以两万军队正面攻关，迅速扫除进军咸阳的最后一道障碍。张良又劝阻说：“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这显然是一个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成果的好办法。因为蛲关地形险峻，秦军凭险固守，刘邦军纵使正面强攻得手，也要付出重大代价，强攻不如智取。郦食其不愧为机敏多智的说客，秦蛲关守将果然在重利诱惑下同意与刘邦军联合进攻咸阳。当刘邦准备答应秦将提出的条件与之联合行动的时候，张良认为答应叛将的要求可能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而且秦军士卒的态度如何还不清楚，其中任何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全局。不如趁其思想麻痹，守备松懈之时，给他以出其不意的攻击，可以取得全胜。刘邦完全依张良的计策行事，果然一举攻下蛲关，全歼秦军，咸阳的最后一道门户已经打开，迫使秦王子婴只能老老实实地在起义军的战马前投降。
刘邦率大军进入咸阳之后，立即被阿房宫那富丽的宫苑、豪华的帷帐、灿烂的珍宝、迷人的娇姬美妾所迷醉。他再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打算尽情地享受一番。樊哙上前苦劝，刘邦根本听不进去。张良语重心长地对刘邦说：
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
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清醒的张良对一时糊涂的刘邦发出了中肯的劝告。他要刘邦明白，当时的形势还不容许他享乐，以暴易暴必然导致失败，只有与民更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张良与萧何等人的规谏下，刘邦醒悟过来。立即命令大军撤出咸阳，移驻霸上。同时封闭府库，采取一系列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的政策，给关中百姓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公元前206年（汉元年）十二月，在惊心动魄的鸿门宴上，张良以自己的机敏善断，帮助刘邦化险为夷。项羽分封时，刘邦被封为汉王，划定巴蜀作为封地。张良利用他与项伯的友情，通过项伯为刘邦向项羽求情，又得到了汉中一块封地，从而使刘邦日后向关中进军得到了一块有利的前进基地。刘邦率众去汉中时，张良送行至褒中（今陕西汉中北），然后回韩地。分手时，张良劝刘邦烧掉汉中通往关中的栈道，向人们尤其是项羽表明自己没有东向与楚军争天下的野心，以此麻痹项羽，使之疏于防范。这时候，张良不是留在汉中辅佐刘邦，而是东归韩地辅佐韩王成，显然是出于一种远见卓识的战略思考。刘邦与张良的意图是：在韩国故地树立一个坚定的同盟者，也就等于在中原地区建立一块前进基地，为即将揭幕的楚汉战争准备一些有利条件。张良的身份是韩国贵族，曾做过韩王成的臣子，回到韩国协助韩王，看起来顺理成章，或许不致于引起项羽的怀疑。谁知此事并没有蒙住项羽的眼睛，他竭力阻止韩王成与张良结合，使之难以形成一支与自己相抗衡的势力。张良赶到韩地以后，项羽先以张良追随刘邦为理由，拒绝让韩王成回到自己的封地。接着，他又把韩王成挟持至彭城加以杀害。项羽的做法打破了刘邦与张良原来的设想。张良只得暂留韩地，寻找为刘邦出力的机会。公元前206年（汉元年）八月，刘邦、韩信指挥汉军还定三秦，楚汉战争正式开始。正当远在彭城的项羽考虑是否进兵阻击刘邦而犹豫不决时，张良立即以超然的姿态致书项羽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以为刘邦的军事行动辩护，目的是麻痹项羽，掩盖刘邦决策东进的战略意图。同时。又告以齐、赵联合反楚的消息，将项羽的注意力引向东方，从而为刘邦巩固关中占领区，做好东出函谷关的准备赢得了时间。项羽果然上当，率楚军主力北击齐国。但项羽为了阻止刘邦东进中原，又立故秦朝的吴令郑昌为韩王，在原韩国故地树起一个封国。张良因郑昌与自己的故国毫无联系，自然不会为他出谋划策。他感到自己继续留在韩地已无所作为，就于公元前205年（汉二年）十月悄悄地回到刘邦那里，全力协助刘邦谋划对项羽的斗争。七月，刘邦利用楚军主力被拖在齐国的机会，率军数十万东向攻楚，一路势如破竹，直下彭城。不久，项羽全力反攻，在彭城大败汉军。刘邦败退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后，稍稍立定脚跟。为了反击项羽，刘邦决定以关东的广大土地作筹码，封赏可以击败项羽的将领。当他向群臣征询谁可担当此重任时，张良建议说：
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
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一面令说客随何潜入淮南，成功地策动了黥布背楚向汉；一面给予韩信、彭越以重赏，使他们倾全力对项羽及其依附的势力作战。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个人对刘邦最后战胜项羽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张良的建议再一次说明，张良的知人之明是其他人无可比拟的。
楚汉战争进行到第三个年头，公元前204年（汉三年）十二月，刘邦被项羽指挥的楚军团团包围在荥阳，形势十分危急。此时，张良因事外出，刘邦就向郦食其请教解除危机的办法。郦食其建议刘邦遍封六国的后裔为王，以为项羽广泛树敌，形成对楚军四面夹击的形势。刘邦对此未加深入考虑就答应下来，并且命人速刻王印，准备让郦食其以使者的身份去各地宣布刘邦分封的命令。在郦食其即将成行的时候，张良返回荥阳。他晋见刘邦时，刘邦正在吃饭。刘邦见到张良十分高兴，立即对他讲述了分封六国后裔的决定。张良吃惊地问：“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刘邦一下子怔住了，忙问为什么。张良拿起刘邦面前的筷子，一边比划，一边讲说，指出分封六国后裔有“八不可”，根本不能实行：
昔汤武伐桀纣封其后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闾，式箕子门，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财，以赐贫穷，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毕，偃革为轩，倒载于戈，示不复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马华山之阳，示无所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野，天下不复输积，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国后，唯无复立者，游士各归事其主，从亲戚，反故旧，陛下谁与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强，六国复挠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诚用此谋，陛下事去矣。
张良虽然出身于韩国贵族，但此时却站出来力主不能封六国之后为王，实在是难能可贵。他列举的“八不可”理由，尽管有些囿于历史传统的“迂阔”之词和对汤、武的过分美化，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主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张良已经清醒地看到，封六国后人为王，非但不能壮大刘邦的力量，而且适得其反，还会使现有的力量受到削弱。这是因为，六国后人从刘邦那里获得王位后，不见得一定成为刘邦的同盟力量，而他们中的相当一批人也不见得能够形成足以影响战局的力量。特别是，一旦六国后裔有了王位与地盘之后，将会吸收一大批攀龙附凤的文武之士，刘邦麾下的能臣和骁将就可能改换门庭。一个中心就会变成多中心，势必削弱自己的力量。张良的见解显然比郦食其高出一筹。此时的张良对于秦之灭韩可能还余恨未消，但理智却告诉他，七国并立的局面已成历史陈迹，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日夜望咫尺之地”的分土封侯意识还顽强地影。向着一部分人，但再想恢复五霸七雄的局面已经不可能了。大概从这时候起，张良已经放弃了恢复韩国的理想。尽管西汉初年韩王信奉刘邦之命建立了一个以晋阳为中心的韩国，但自始至终看不出张良与这个韩国有什么关系。张良的意见使刘邦恍然大悟。他“辍食吐哺”，怒形于色，大骂郦食其“竖儒，几败乃公事！”下令立即销毁已经刻好的印信，打消了封六国后裔为王的念头。
公元前203年（汉四年）十一月，韩信打垮齐楚联军，基本平定齐国以后，权势欲极度膨胀。他派人致书刘邦，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即暂时代理齐王。此时的刘邦正被楚军包围在荥阳，处境异常艰难，日夜望韩信前来救援。接到韩信的书信后，刘邦十分恼怒，当着使者的面大骂韩信要挟自己。张良与陈平知道此时还必须笼络住韩信，使之不变成异己的力量。就悄悄地从后面踩刘邦的脚，同时附耳告诫他：“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在这里，张良处事冷静、虑事周密、敏思善断的特点再一次表现出来。韩信在楚汉战争中屡建奇功，但在平定齐国后，那种臣与君市的潜意识左右了他的行动，希望以功劳换得爵位和封土。而此时，项羽的说客武涉和韩信的谋士蒯通等人正在幕后频繁活动，千方百计策动韩信背汉自立，与楚、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时候如果不设法稳住韩信，必将对刘邦平定天下的大事带来难以预料的波折。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并派他为使者，到齐地宣布封韩信为齐王。这一着果然灵验，韩信得到齐王的封号以后，权势欲暂时得到满足，立即起兵南下，造成对楚军北翼的威胁，缓解了楚军在荥阳一线对汉军的压力，楚汉战争的形势大大改观。
公元前202年（汉五年）冬，当刘邦率汉军追击楚军至固陵（今河南阳夏南）时，韩信和彭越的军队却都停止了对楚军的进攻。项羽抓住机会，对刘邦指挥的汉军猛烈反击，使汉军一时又陷于困境。这时，又是张良想出了让韩信、彭越迅速率兵奔赴前线、四面夹击楚军的计策。他对刘邦说：
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
这里张良提供给刘邦的依然是以土地封爵换取韩信、彭越效命的策略。显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舍此无法调动手握重兵的韩、彭二人的积极性。刘邦依其计而行，结果是韩、彭两军南进，诸路汉军会师垓下，很快致项羽于死地，使刘邦取得了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进军关中到最后消灭项羽为首的强大军事集团，六七年间，张良作为刘邦身边最重要的谋士，参与了大量的政治和军事的决策。在许多关键时刻，他或帮助刘邦排忧解难，度过困厄；或提出建议，纠正刘邦错误的决策；或运筹奇谋，轻而易举地取得重大胜利。显示了张良远见卓识的政治眼光、料事如神的足智多谋和娴熟周到、详审细密的思考，以及对刘邦的矢志忠贞，直言敢谏。他之被后人誉为汉初三杰之一，与韩信、萧何相伯仲，主要原因就在于此。而在这三杰之中，萧何的主要作用是镇抚后方，治政理民，保证后勤供应。韩信则是自统一军，大部分时间离开刘邦在另一个战场上独立指挥作战。只有张良，一直跟随刘邦南北驰骋，患难与共，艰危与共，一起度过了楚汉战争的日日夜夜。他的忠诚经受了刘邦处境最困难时期的考验，他的谋略智慧也恰恰在促成这种困境变成胜利坦途时得以充分地表现。“知臣莫如君”，刘邦对张良在建立汉皇朝的伟业中所建立的功绩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在洛阳南宫总结自己战胜项羽的原因时说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的话，完全是一种中肯的肺腑之言。后人对张良的才干和功绩也十分推崇，明朝刘基就曾对朱元璋说：“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张良一借间。”认为张良借箸规劝刘邦放弃封六国后人的宏论显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刘邦做皇帝之后，于公元前201年（汉六年）十二月大封功臣，推尊萧何功劳第一。对于张良，刘邦也准备给予丰厚的褒奖，他要张良在齐地“自择三万户”作为封地。在当时，这是侯爵中最高的封赏了。面对刘邦慷慨的封赐，张良并没有表现出一般臣子兴高采烈的失态。他平静地对刘邦说：“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留当时是一个小县，而且处于四战之地，人口不会超过五千户。结果刘邦答应了张良的请求，封他为留侯。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张良在时人梦寐以求的名利面前是很达观的。在这一点上，他无疑超过了刘邦麾下的任何一个人。
汉皇朝建立以后，张良一方面由于体弱多病，不胜繁剧，一方面也因为淡于权势，所以没有担任行政方面的具体职务。但作为刘邦的忠贞臣子和得力谋士，他立即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巩固和加强汉皇朝的统一与安全问题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一系列的建议，供刘邦采择。公元前201年（汉六年），刘邦将功臣二十多人封为侯爵以后，其余那些未得封爵的功臣“日夜争功不决”，气氛十分紧张。刘邦在洛阳南宫，远远看见诸将三三两两窃窃私语，就问张良：他们在一起说些什么？张良告诉刘邦，这些人说不定有谋反意图。刘邦大为惊异，认为当时天下已经安定，他们没有理由谋反。张良说：
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
刘邦听后，顿时感到事态严重，就向张良请教一个万全之策。张良问刘邦：“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刘邦脱口而出：“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张良说：“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刘邦高兴地接受了张良的建议，摆下酒宴，宣布将与他个人有宿怨的雍齿封为什方侯，并令丞相、御史立即“定功行封”。这位雍齿虽是刘邦的故人，较早加入刘邦的起义军，但在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据丰邑背叛刘邦，投靠魏国。尽管后来又重新归顺刘邦并且立下不少功劳，可是刘邦总难忘却他的背叛之举。二人不睦是尽人皆知的。
所以雍齿受封的消息一经传出，群臣皆喜，异口同声地说：“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他们的疑惧情绪自然也就平息下去了。平心而论，刘邦分封时，群臣虽然争功，但决不致谋反，特别不会出现群起反叛的局面。因为当时国家与社会总的趋势是走向稳定，不存在动乱的因素。同时，刘邦的部下绝大部分都是丰沛起义的故旧，中途陆续加入者也都经历过与刘邦共度患难的考验，对刘邦是忠诚的，都把自己的富贵利禄与刘邦联系在一起，他们怎么会谋反呢！对此，明智如张良者当然不会不清楚。显然，张良之所以用群臣谋反警示刘邦，恐怕主要是催促刘邦加快分封群臣的步伐，并尽量做到公正，使之得到与本人功劳相应的封赏，以安定他们的情绪，保持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对这件事，司马光的看法是比较深入的。他说：
张良为高帝谋臣，委以心腹，宜其知无不言；安有闻诸将谋反，必待高帝目见偶语，然后乃言之邪！盖以高帝初得天下，数用爱憎行诛赏，或时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纳忠以变移帝意，使上无阿私之失，下无猜惧之谋，国家无虞，利及后世，若良者，可谓善谏矣。
封赏引起的波澜过去不久，又发生了迁都之议。其时，齐人娄敬以布衣见刘邦，劝说他将都城由洛阳迁至关中。刘邦一时犹豫来决。因为刘邦左右的大臣大都为山东人，希望都城距家乡近一些，所以纷纷劝说刘邦留都洛阳。理由是“雒阳东有成皋，西有骰渑，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这时，只有张良站出来全力支持娄敬迁都关中的建议。他说：
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彀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
一方面由于张良对洛阳和关中的对比分析说理透辟，一方面更由于张良跟定刘邦后每谋必中，因而张良的一番话最后坚定了刘邦迁都关中的决心。于是，在关中平原上出现了长安这样一座举世闻名的古都。迁都问题上的争论再次显示了张良超过其他人的远见卓识。
刘邦晚年的时候，一度打算废掉刘盈的太子地位，而改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从而引发了一场震动宫廷内外的风波。张良从汉皇朝的稳定出发，在关键时刻出奇计，保住了刘盈的太子地位。公元前196年（汉十一年），英布在淮南反叛，刘邦最后一次御驾亲征。张良为刘邦送行至曲邮（今陕西临潼东）。分手之前，对刘邦说：“臣宜从，疾甚。楚人剽疾，愿上慎毋与楚争锋。”同时请求刘邦“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刘邦再一次要求他辅佐太子，并任命他为太子少傅，这是张良在西汉皇朝担任过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官职。
可能因为体弱多病，在刘邦反击匈奴和平定异姓诸侯王的斗争中，张良没有像往常那样跟随刘邦亲临前线。但是，他仍一如既往地为刘邦出谋划策，为争取这些战争的胜利起了应有的作用。张良亲自参加的战役只有公元前197年（汉十年）九月至第二年冬天对陈豨的征伐。此役中，汉军攻克雁北重镇马邑（今山西朔县），就是靠了他的“奇计”。不过，自汉皇朝建立之后，张良的主要活动还是备顾问。史载萧何做相国时，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张良所讲天下事的具体内容虽然已难以稽考，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内容应该是如何巩固汉皇朝，安定社会的长治久安之策。张良在西汉建国以后之所以没有担任显要官职，身体有病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恐怕还是他信奉道家，淡于名利，对于同君主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只求颐养天年，优游岁月，得以寿终，而不愿卷入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以免招来杀身之祸。他将自己功成身退的思想用“学辟谷，道引轻身”加以掩饰。张良自述自己的人生态度说：“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实际上，张良明白，在刘邦创业时期，他与功臣们为一个共同目标奋斗，是比较容易团结一致的。一旦敌人消灭，刘邦与其功臣之间就有一个财产权力再分配的问题，这时内部矛盾最容易暴露和激化。作为一个臣子，如果太热衷功名利禄，就有可能引起君主的疑忌而使自己成为可悲的牺牲者。一个功臣要想在和平时期平安无事，最要紧的就是对权位功名、富贵利禄采取一种恬淡的态度。司马光就看出了张良“学辟谷”的行动所蕴含的深意，他评论说：
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应该说，这番出自具有丰富的官场阅历的大史学家之口的评论是很有见地的。公元前195年（汉十二年）四月，刘邦死去。太子刘盈即帝位，实际上吕后当权。吕后对张良设计保住太子地位之功感激不尽，同时对张良学道之举很不以为然，她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以张良的聪明洞达，他当然能够看出由于吕后专权所引起的汉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微妙变化，所以不愿意卷进去。因而，不管吕后怎样苦口相劝，张良再也没有担任什么重要官职。此后，张良又优游岁月六年之久，于公元前189年（汉惠帝七年）溘然而逝。
在西汉初年的布衣将相之群中，张良尽管与其他人有着明显的出身差异，但他基本上应该算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以“布衣”自居亦并非谦词。作为汉初三杰之一，张良不仅以自己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为汉皇朝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自己赢得了令时人倾慕不已的爵位封土、富贵利禄。同时，更以洞若观火的明哲，深思熟虑的举措，在权势面前恬淡自守，在统治集团的矛盾中激流勇退，终于在世人的崇敬与哀惋中得以寿终。大概由于张良淡于名利的缘故，汉初三杰之中，他的遗迹是最少的。他的封地留城，在沛县城东南十五里处，如今已淹没在烟波浩淼的微山湖中。其余几处张良祠庙也大都倾圮，只有地处陕西城固县城东北三十里的白云山上的“留侯辟谷处”，仍然以其特有的静谧和清幽，供后人凭吊。李一本《过留侯辟谷处》诗，对张良的一生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
一介尘埃士，兴刘仗秘猷。
殊中超百代，蚤见异群侯。
借箸开基远，封留雅志酬。
泛湖同比迹，远害去遐州。
总起来看，张良以自己带点神秘色彩的一生树立了封建社会中帝王之师的一种典型，将超人的智慧与参透生死的明哲结合在一起，既能施展才智，建功立业，又能进退自如，防患避祸，因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在东汉邓禹、三国诸葛亮、北宋赵普、明朝刘基等人身上，似乎都可以看到张良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