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初夏那个傍晚突至的暴雨，让人触目惊心。我至今仍能听见那棵大树的枝干，在狂风中被猛烈折断的声音。它其实并不老，以往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它甚至很少生病。但它坚韧挺拔的树干，就那样生生地被撕裂了，轰然一声倒塌下来。从此它的魂灵，便安息在这座几乎伴它度过了大半生岁月的小院子里。
那是延安西路1538号。
得知任大霖老师不幸逝世那个噩耗的时刻，一种音乐般壮烈的破碎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那天的上海也许根本没有下雨，但我却感觉着那个遥远的城市黑云环绕，恶雨如注。马路边上，少儿出版社的大门在风雨中摇曳，它被风重重关上，又被雨急急撞开。但那位曾在这扇门里从容进出了几十年的人，却不会再从这里走进去，也不会再从里面走出来了。
只有门牌依旧。
还有院子里正在蓬勃生长着的小树和青草。
恍惚地，就有大霖老师温文尔雅的身影，穿过院里的树丛和花径，从那幢红砖小楼走来，厚厚的眼镜片在阳光下一闪一闪，蕴含着许多智慧和慈爱。门口有一个从杭州来的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本《少年文艺》。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其实，当我第一次走进延安西路1538号，兴冲冲去拜见我初学写作的恩师任大霖，并没有能够见到他。“文革”之初，作为《少年文艺》的编辑部主任。他当时正在接受审查。我被门口的传达室好一阵严厉盘问，失望而返。半年后我又重去上海，固执地再访延安西路1538号，记得他出现在大门口，镜片后的眼睛诧异地眯起来，笑着说：呵，通了几年信，一直以为你是个小男孩呢。
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着，说自己曾经读过他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感想。《蟋蟀》、《芦鸡》、《白石榴花》、《风筝》……许多年以后，当他的音容笑貌在这世上消失以后，那文字赋予生命的小生灵们，却依然生动鲜活。
至今还珍藏着许多封发自延安西路1538号的信。信封上有工整而秀丽的字迹，一笔一画都可见大霖老师为文为人的一丝不苟。那些已有三十多年“信龄”的“文物”，或是批改习作，或是退稿，或是百忙中匆匆的复信，都记载着他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少年诚挚的爱心。隽秀纤细的钢笔字，在信上生长着，像一株粗壮的大树蓬勃伸展的枝干，支撑了我的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
延安西路1538号，是我心目中从此成为一个近于神圣的地方。
后来的十年时间里，他从延安西路少儿社调到了绍兴路文艺出版社。我也从杭州下乡去了遥远的北大荒农场。那个自我童年就背熟了的地址，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但对于文学的念想却在我心里一日日萌发。延安西路1538号就像一只小船，摇着摇着，驶出了儿童文学的港湾，把我送上了文学宽阔的大海。每当我从苍茫的洋面上回首望去，总可看见驻守岸边的那棵老树，在风里雨里为我祝福。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文学讲习所，我曾收到过任大霖老师的复信，延安西路1538号那个熟悉的地址，重新从信封上醒目地跳出来。他在信中为我的新作由衷感到高兴，就像他亲手种下的一株小树，终于结下了丰硕的果实。收获是播种人的节日，扶犁者的喜悦比收获本身更让人欣慰。
那时他已重归延安西路1538号，任少儿社的编审。长期的编辑工作和领导职务，消耗了他一生的大部分岁月，他像对待自己的作品一样，兢兢业业、毫无怨言地为他人作嫁。但我知道他的心底，没有一天不在惦念着写作。《心中的百花》、《喀戎在挣扎》等作品，是新时期以来他忙中偷闲留下来的不算太多的文字，但他已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一九九四年夏天，为上海少儿社的一个活动，他曾来过北京，那次我和先生总算把他请到我家里，亲手为他做了几个家常小菜。他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一向很少表扬我，所以那天表扬我的手艺，几乎使我飘飘然。他还说自己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等再忙过一段，他从少儿社退下来，就可以专心从事写作和摄影了……
回上海后不久，他寄来了那天为我拍的照片。背景是书桌和宽大碧绿的龟背竹，我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就像第一次走向延安西路1538号的那个女学生。
但我没有想到，这竟是一个永久的纪念。
当他穿过熙攘拥挤的上海城市，重新回到宁静的延安西路小院时，他似乎已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圈。圆圈的中央，是许许多多经他之手策划审阅的精美书籍，他自己的书却被挤在边缘的位置。那圆心，则是一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尽管突然地失去了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师，我心悲恸、人心悲切，但如若人生的起点和终点首尾相接，谁能说那不是另一种圆满呢？
一年时间就那么悄悄过去了，但怀念是永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