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斋复晴景，延眺属清秋。”——摘自张九龄《高斋闲望言怀》诗。
延——泽——民，当然是您去延安以后自己重新起的名字，连姓都改成延安的延了，后头两个字嘛，没准是因为崇仰哪位领袖，同什么大人物有关？
差不多二十年以前，有一次我自作聪明地斗胆问过他。
那时的黑龙江人，在正式场合称他延部长；而省文联大院里同他熟识的人，私下都亲切地叫他老延头。
他慈祥地微笑着摇头：不，我本姓延。延河的延。无定河边上的一个小山村，大半个村子的人都姓延。传说还是呼延的后人呐。
他的夫人雪燕阿姨逗我说：这个江南的傻丫头，准是不知道陕北带延字的地儿有好几处呢。
后来我从他的一本自传体小说《寻找回来的脚印》中得到证实，他本名延泽良，幼时丧父，六岁开始在山坡上放羊，十三岁当小红军参加革命抗日。不过看来他确是命中与延安有缘，绥德的无定河流着流着，与延河一并汇入黄河，若干年以后，流出了一个放羊娃出身的老作家兼来自延安的革命老干部延泽民。
延老虽有这样令人敬重的双重身份，尤其对于我来说，他初为恩公、继为良师、是内行而宽容的上级领导；但在后来那二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人生之途上，他却更像是一个亲切温和善良正直的大朋友。我不知道他们夫妇是否承认我是他们的忘年之交，然而在我的心里，自己是一直这样“自我感觉”着的。
一九七五年十月，我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处女作《分界线》。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带着那本幼稚的小书，从上海回北大荒的农场去。途经哈尔滨换车，稍作停留。
那个时候我对哈尔滨一无所知。简直可以说，连一个人都不认识。拿着刚在上海认识的谢树老师写的一封信，见过了当时负责全省文艺创作的吕中山老师；另一位已调入省文化局创评办的杭州知青老乡何志云，又热心带我去拜望作家傅钟涛、陈毕方夫妇（他们那时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干重浪》）。毕方老师为人率真诚恳，她住在省文联后院的一幢旧楼里，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南方女子很有爱护之心，聊过了我的一些事情后，便说：我带你去见见延部长吧，他一向很关心文学青年，一定会愿意看到你，了解一些知青业余创作情况的。他就住在这个楼里，走廊顶头那家就是……
从到了哈尔滨的那天起，我已多次听人们谈起过这位延部长，知道他“文革”前就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文革”中文联被“砸烂”，他也受到很大冲击。如今刚刚复职不久，任省文化局的局长。人们谈到他时，那语气和口吻都是极敬重的，有时似乎随便说起一件往事，故事中就扯出另一个故事，桩桩件件的，都有老延头为黑龙江省文学事业所付出的心血。我在未见延老之前，有关他爱才惜才的传闻已如雷贯耳，面对这座陌生的省城，我看见那块正待开拓的黑土地文学，在建国不多年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凝重。
于是，一九七六年初夏那一日，我怀着敬畏之心，跟着毕方老师去见那位延部长。走廊很暗，使我越发忐忑不安。一个来自僻壤的小小女孩，实在搞不清楚那部长到底是多么大的一个官儿呐。
但那天他并不在家。在他家布置得十分典雅整洁的客厅里，我只见到了他年轻的夫人雪燕。她很亲热地同毕方说着一些家常话，显然不是那种比部长更像部长的夫人。我腼腆地回答着雪燕的问话，心想如果有这样一位温和贤淑的夫人，那部长本人定然是平易近人的。临走的时候我在他家留下了那本《分界线》。没有见到部长本人并不使我感到特别失望，因为我去那儿，毕竟只是出于礼貌还有一点儿好奇。
回到农场以后，那位没有见过的延部长，渐渐淹没在一九七六年接踵而至的一桩桩大事件后面了。
半年过去了，农场平淡的日子，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悄悄发生着大变化。
忽然有一天，从省文化局戏剧工作室来了一位朱老师，带着公函，问我是否愿意报考哈尔滨的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学制两年，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开学。
渴望上学已经想了许多年。当工农兵学员的梦想早已破灭，而一九七六年底那时候，无论是大学公开恢复招考，还是知青大规模返城都还没有开始。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哈尔滨上学，当然是梦寐以求。我当即表示愿意一试。然而却偏偏没想到，农场一把手认为宣传科人手缺，我应该继续留在场部工作，任我软磨硬泡，就是不肯放人。朱老师两度奔波于哈尔滨与佳木斯之间，最后仍然没有能够说服农场书记，只得悻悻而归，再作努力。那个冬天过得很失望，寂寞的冬夜，我天天晚上躲在宣传科的办公室里涂涂抹抹，却什么也写不下去。过了两个月，听说从省里又来了一个赵老师，来同农场领导继续商榷让我去省里上学的事宜。可惜赵老师过于心切，言语间同农场领导有所摩擦，一时形成僵局。四月开学在即，编剧班的编制有限额，如若我去不了，这个名额总不能因我而废，理当尽早让与别人。
眼看学校的大门就要在我身后再次关闭，我个人却无能为力。
幸而农场主管文教的董书记，十分支持我去上学。他同赵老师商量，能不能请文化局把这个名额再尽可能留一留，给场党委一些时间，上下做些疏通的工作，也许再过一些时间，一把手消了气，最后能作出顾全大局、通情达理的决定。
赵老师犹豫着说：那得去请延部长批。他要同意保留，肯定就没问题。
“延部长”三个字，在本人历史上的某一个关键时刻，就这样突然很权威地出现了。我从未想到过他会同我的整个命运有所关联，甚至在我后来的文学道路上，发生了一连串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个月以后，场党委果然开恩放行。当我提着行李离开那个杨花飘飞的鹤立小站，坐了一夜火车来到哈尔滨省艺术学校报到的时候，已是一九七七年六月，我的新同学们已经在学校上了整整两个多月课了。
朱老师和赵老师告诉我说，延部长一直关心着我上学的问题，坚持让艺术学校保留了我的名额。延部长曾再三叮嘱他们说，这个编剧班的招生对象，就是我们省内已有一定创作实践的青年业余作者，有一个要一个，尽可能一个都不漏下。
进了省艺校以后才知道，这个编剧专业，就是在延部长的提议和直接领导下创办的。他设法说服省里给艺术学校单批了二十个名额编制，专门招收散落在全省各地已初露头角的青年作者，让文化局戏工室的老师们负责教授文艺理论、戏剧戏曲专业知识，集中观摩优秀影片，然后反复研讨“实习”写成的作品，如此两年“小灶”喂养下来，待这些年轻人学成毕业后，充实到全省的各个文艺团体中去搞创作；以后每年一届一届地培养——收获，坚持数年下来，黑龙江省的文艺事业，岂不是就后继有人了么！
时隔二十年以后，我想象着当年历经“文革”十年浩劫，面对满目疮痍、一片荒芜的边地文坛，这位老部长忧心如焚、为此绞尽脑汁的情形。一个小小编剧班的创办，对于后来的文艺繁荣，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老延头”早在新时期来临之初，便已高瞻远瞩地看到了文学后人之来势凶猛，“老谋深算”地作出了长远规划。那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开端，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并惊叹这个“希望”工程的提前量，实在打得精明又细致。若干年以后，当全国各省市形式各异的准“文学院”风起云涌之时，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毕业的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员，已经遍布全省各个文艺团体，成为省市电视台剧团杂志以及文化系统的骨干力量了。一九八〇年我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学习，但事实上，地处边陲的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在我心里却是新时期以来全国最早的文学院雏形。
一九七七年那个柳絮飞扬的暮春，我静静端坐于艺校红漆地板的课堂时，才忽然想起，我竟然还根本没有见过这位默默扶持着黑土地新苗的延部长呵。
从火车上跳下哈尔滨月台的那个时刻，我相信了已往人们流传的关于他“爱才如命”的那些故事，决不是言过其实的赞誉。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见到他的时候，发现他戴一副厚厚的深度眼镜，不像一个官员倒像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一个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只是说话时带着浓重的陕西口音，令人想起那个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延安。
两年以后，艺术学校编剧班的学员即将面临毕业分配。
其时，北大荒知青正如同潮水一般，返回他们的故乡城市。
我将何去何从？我在哈尔滨举目无亲，杭州的父母正在落实政策，我是否也应该考虑回到山清水秀的江南去了？
那是一九七九年，省文联各个协会的建制重新恢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延泽民重新兼任省文联主席。听说，“文革”前，省作家协会曾经拥有的三十个专业作家编制，延部长向省里据理力争，又“发还”给了作协。
有消息说，两年前让我来艺校上学时，省文化局戏工室和艺术处就有协定，学习编剧只是一个过渡，待我毕业后，仍然让我去从事文学创作；又有消息说，延部长提议调我到作协去搞专业创作，那是一个专门写小说的地方。
真的能让我去当专业作家？我才刚刚开始写作，年轻幼稚，一无资历二无背景。在我心目中，作家协会是一个神圣的文学殿堂，怎么能轮得到我呢？
记得延部长为此曾经是亲自找我谈过一次话的。他问我是想回杭州还是愿意留在哈尔滨。他很感慨地说，东北这地方啥都有，就是缺少人才，一九五八年赴北大荒的转业官兵中出了不少作家，再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从关内陆续“送”来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如今也都是五十岁上下了。经“文革”这么一折腾，如今更是青黄不接。知青中虽有许多人才，可惜也已走了许多。你若是愿意留下来搞创作，组织上一定会尽量给你创造条件，北大荒这地方，可够你写的，一辈子也写不完……
我当时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我当然梦想去搞专业。新时期的钟声已经敲响，文学的真实正在回归，人性的呼唤已步步逼近；经过艺术学校两年的打磨，我只觉得心里每时每刻都在涌动着令人激奋的想法，无数的故事和人物在不停地冲撞着我——我需要的只是时间，能安静地坐下来写作的完整时间。我相信并感觉到自己是可以写出一点好东西来了。
那个下午，延部长花白的头发和闪亮的眼镜片，在办公室的墙上虚化成一幅模糊的画像，耐心地等待着我的回答。那个时刻我忽而被深深感动——即使我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作家，但我已懂得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我虽然离开了北大荒，但我却永远走不出它广袤的地界，这个寒冷而边远的北方，已是我重新拥有而别无选择的第二故乡。
毕业后，我正式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那年我二十九岁。
一九七九年那个时候，在全国各省的作家协会中，吸收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去搞专业创作，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不拘一格的大胆提议，也曾经在省文联党组会议上引起过争论。在讨论决定我工作安排的会议上，延部长手中就拿着我一九七五年出版的那本长篇小说，他把书放在桌上让各位领导传阅，用他后来的话说，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从一九七九年调入作协拥有了安心写作的时间以后，我很快发表了《夏》、《白罂粟》、《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等一系列作品，并获得了全国优秀短、中篇小说奖。
那是我文学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期，辛勤的耕耘开始有了小小的收获，那些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也对延老的那句话作了应答。
我就这样长久地留在了哈尔滨。初到作协时，文联没有住房，我曾天天到图书馆去工作。延部长夫妇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在他们外出看病期间，还曾让我住在他家里，与他的女儿丹妮作伴，好让我静心写作。《北极光》就是在一九八〇年底到一九八一年初，写成于延部长家书房里的写字台上。那个静谧而严寒的冬季，窗外厚厚的积雪映衬着窗台上一盆艳红的扶桑花，给了我永久难忘的温暖。
一九八三年我结了婚，丈夫在北京工作，婚后我仍然还留在黑龙江省作协当我的专业作家。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六年，已经过去整整十七年了。如今孩子远在杭州，一家人户口分在天南地北，父母年迈，老家杭州遥遥无望。有时奔波于三地之间，劳累中不免心生怨气，想起延老当年为黑龙江文学事业作出的“英明决定”，颇有些怪他多事。他挽留这个，提携那个，费心费力地组建了黑龙江省文学创作队伍，可明明把我害苦了不是？
这样没良心的话，只是一念闪过而已。当着他的面，我是绝说不出口的。
一九七九年丁香花开的季节，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与黑龙江团省委，联合召开了全省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举办如此隆重的青年文学创作活动，当时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会议邀请了几位北京和外省的著名作家，其中有刚刚被平反改正不久的“右派”。他们在会议期间，对中国的改革和文学的发展，发表了真诚坦率而又敏锐的意见，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和支持，然而，来自上层的反对意见也十分强烈。
于是，会议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直到会议结束以后很久，还有一些人对此事耿耿于怀，揪住不放，要追究那位作家以及会议组织者的责任。
那次会议当然是在延部长的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在我同延部长偶然而短暂的一些接触闲谈中，我知道他对于极左势力一贯深恶痛绝，他说他在十七年中也犯过极左的错误，痛定思痛，如今他以历史的教训为鉴，真心地拥护党的三中全会路线。
我作为那次会议省作协的参加者，虽然对于会议过程中的一系列麻烦略知一二，但无法得知延部长在会前会后所承担的巨大压力，还有高层领导对他的具体批评和责难。我只能感觉到他那段时间心情很不愉快。间或有消息灵通人士说，省里有领导公然认为三中全会的路线“右”了，而延泽民是省里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但延部长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青年创作会议的精神是正确的，体现和贯彻了党的思想解放路线。他拒绝检讨，因此他在省里的处境十分不妙，给宣传文化工作的改革实施带来了重重困难。时隔多年，如今那场风波已在历史的进程中烟消云散，只留下了许多疑问，供人深思；也在我脑中留下了一个刚直不阿的老共产党员形象，如同北国荒原上挺立的老树，满身瘢疤和创伤，风风雨雨中依然伸展着枝叶，护佑着冰雪下的小草。
十年后，他在长篇小说《她在凌晨消失》中，对新时期开端改革与因循守旧之争的现实障碍与历史渊源，作了颇具胆识的披露和剖析。
那次会议以后，延部长就病了。是肺部的老病，结核性囊肿，发烧待查。
他在京郊的一所肺结核专门医院住了大半年。那时我正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曾用星期天的时间，好几次去看望过他的。有一次我买了一只西瓜，走了很远的路背去送给他，切开来一看却是生的。当时我难为情得满脸通红，他笑笑说看这个傻丫头，下乡这么多年，连个西瓜都不会挑，真该把你送回农场去再教育了。似乎为了让我不再沮丧，他说我给你唱个西北花儿吧，是我小时候放羊的时候唱的。他就自顾自地小声唱了起来，有腔有调的，真的还蛮有味儿，奇怪的是那些歌词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几十年过去了，他居然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那时我便惊讶他的好记性。又过了十几年后，他果然还把那些歌子都写进他的小说里去了。
病中的延部长，一如我认识他以后所见那样，总是乐乐呵呵、平静淡泊；踏踏实实地读书、安安心心地养病；那些官场的升迁与得失、文坛的荣辱与纷争，那些曾经辉煌的往事，那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在他心里都已被岁月和时间化解，成为人生旅途中留在身后渐渐远去的驿站，而他，还想要抓紧时间赶路，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记得他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过：等将来我离休了，无官一身轻的时候，我也要写小说，我有好多好多故事可写哩，虽然比不过你们年轻人，可也差不到哪里去的。
那时我第一次明白，他藏于心底最深处的一个愿望，依然是文学。
那次病愈后，他便携夫人调来北京，在中国文联党组任职。
据说他离开哈尔滨的那一天，车站月台上挤满了自发来送行的人。都是他在黑龙江任职多年中交下的朋友，老老少少、作家演员干部工人，几百人的送行队伍，使得那一天的哈尔滨车站蔚为壮观。人们泪流满面，紧拉着他和雪燕的手依依惜别，舍不得他们走。我知道他心里也一定是不愿意离开这块洒着他心血的黑土地，他在黑龙江省整整工作了二十多年，一出出推陈出新的剧目、一部部反映边疆生活的中长篇小说、一个个在各次运动煞费苦心保护下来的老艺人老作家、一茬茬来自基层脱颖而出的文学新人……作为一个党的文化官员，我想他应该可以无愧地说，他已为挚爱的民众和艺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生命中最宝贵最旺盛的岁月，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片黑土地了。
有人曾说延泽民是黑土文学的奠基人，并非溢美之词。
但前行的路上，终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当他发现自己在这里的处境已日益艰难，客观环境甚至不允许他继继按着党性和良心去做事的时候，他只能绕道而行了。他不愿谄媚不愿逐波，他宁愿退让但退让并非屈服，所以他从未后悔。
当冰城终于消失在茫茫雪原上一个个寂寞的小站后面时，他也许想起了那些关于他故乡黄河的诗句和歌曲。九十九道弯的黄河，在河套平原那个角落迂回曲折地走出了一个U字形，才得以突破重围，奔流入海。
那条故乡遥远的无定河，在干旱的季节里依然源远流长。
来北京以后的延部长，老枝新叶，重又精神焕发。
在中国文联工作的十几年中，他经历了改革进程中一次次起起伏伏、波波折折的险风恶浪，仍然以他一向的正直与宽容，默默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和作用。
但年龄已步步紧逼，离休的日子终于到来。如果说离休对于有的人来说是一种失落和痛苦，对于他却是一个新的开始。他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更有越发强烈的紧迫感，催他在生命的黄昏，将自己一生的故事从头细细整理。自从他在一九三五年当了“红小鬼”参加工农红军，在延安鲁迅师范学校摘掉文盲帽子，开始拿起笔写通讯、写秧歌剧、写时事通俗读物，然后历任各级宣传部门、报纸的领导，直到一九五四年进京担任北京中央财贸部研究室副主任，一九五六年调任黑龙江省以来，几十年中他一直是个“业余作者”，他写过小说《红格丹丹的桃花岭》、《小红军》等，写过电影剧本《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他的《流水欢歌》曾在“文革”前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然而那些作品都是在工作的缝隙中挤时间写成，连一天专业作家也没有“享受”过。他已经为别人做得太多，现在既已解脱下那个长这几十年各种带“长”字的领导职务，犹如卸下了一块重负，司以轻身而行，终于是到了他来涂抹、绘织晚霞的时候了——用笔，用心，为文学为时代也为永远纠缠着人类的那个未来理想，吐出他最后的缕缕蚕丝。
离休后的老延头，几乎闭门不出，铺开稿纸，从此日日辛勤笔耕不辍。唯一的娱乐是与夫人去陶然亭公园散步，隔几日餐桌上若有一大碗正宗陕西风味的羊肉萝卜汤，足矣足矣。
短短几年中，他一口气连续写出了近二百万字的作品。厚厚的四部长篇小说：《无定河》、《雷声千里》、《她在凌晨消失》、《爱的心跳》（无定河续篇）……让读者喘不过气。小说内容大多取材于他青少年时代在陕北抗日的亲身经历，是历史的真实再现也是对历史的沉痛反思。那几年他一本接一本地抛出沉甸甸的书砖，已是欲罢不能，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一九八六年访问德国瑞士后，出版了散文集《阿尔卑斯山的沉思》；一九九二年与夫人从美国探亲回来以后，又写了大量访美散记，生动的日常琐记中，闪烁着他对东西方历史和文化评判的思想火花。
《无定河》一书出版后不久便销售一空，很得读者好评。我读《无定河》系列，书中的生活虽然离我们已远，但作者的心却紧贴今人。小说的手法虽是“传统”而朴素的，故事和人物却引人入胜。那是本世纪黄土高坡上一幅英雄而悲壮的历史长卷，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黑色底版上，流动着为争取解放和自由付出代价的献血，处处留下了作者试图探求历史谬误，鲜明而深入的笔触。半个世纪以前的陕北风情、抗日的激情与悲壮、革命风暴中的愚昧与残酷，在作者笔下一一重现。文中的细节、方言、神态、动作都是极地道、真实而生动的，具有一种自然、朴实的美感和魅力。于是那书中栩栩如生的女主人公金兰子，还有那些可爱可亲、可憎可恼的陕北人物群像，便长久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之中，向九十年代的读者作出令人警醒的发问。我惊讶作者的观察力和记忆力，他莫非当年还在山坡上放羊的时候，就开始了积累和幻想么？莫非还在当红小鬼的时候，就准备好了将来要用笔写出这风云跌宕的一生么？我没有问过他，这是我心里的谜团，留待以后的日子从容解答。
延老从书桌和稿纸上，迎来了他从事文艺创作五十周年纪念日。
他依旧戴着那副厚厚的眼镜，看书看报总得将那字凑到眼前，几乎碰到了鼻尖，才能看清。我几乎很难想象，他那近二百万字的作品，就是将稿纸顶在鼻尖下，用他仅存的0.1的视力，一个字一个字千辛万苦地写出来的么？
更多的时候，他静静地端坐于书房，凝视着墙上青年时代的照片，或是远远眺望着窗外，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那些叱咤风云的岁月已经成为往事，他要在昨日的废墟和今天这片百废待兴的建筑工地上，寻找明天的支撑和希望。
那几部长篇小说出版后，他曾感慨地说自己老了，不想也不能再写东西了。可是一九九五年下半年，他忍不住又开始动手写自己一生的回忆录了。他说为的是给后人留下一点有参考和借鉴价值的真实历史史料。
我们期待并祝愿这本厚重的大书早日诞生。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延老即将度过他的七十五周岁生日。
延老不老。一个心里充满了活力和爱心的人，永远不会老。
我最近一次见到延老的时候，只见他鹤发童颜，面色红润，比前些年更显得精神饱满了，由于视力不好，很多年前他走路的样子就小心翼翼，唯恐撞上别人。他风趣地自嘲说这叫做摸着石头过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说话时总是慢条斯理的，在不经意间，与人开上几句玩笑，令人觉得亲切。延老其实是个很幽默的人，除去原则问题，生活中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在他的眼镜片后面都如清风般徐徐飘散而去，折射成轻松的喜剧台词，与人与己共赏了。
那么多年中，我甚至从未见过他发脾气。他即便愤怒即便不满，也常常在自己的调侃和戏谑中，自我化解了。我个人生活中曾遇到的许多坎坷、文坛和创作的种种苦恼、人生的无奈和烦乱，只要走进他的书房，向他和夫人一一诉说，即使他沉默不语或是故意王顾左右而言他，当我走出那里时，烦恼和怨气便都莫名其妙地烟消云散了。
在一个宁静而淡泊的心灵面前，你会觉得自己为那些俗事忧烦，实在不值得。
心情和心境是一种人生境界。延老没说过，却让你自己去感觉了。
所以想起了张九龄的那句诗：“高斋复晴景，延眺属清秋。”
一个神清气朗的金秋，是属于延老的。在那个天高云淡的秋天里，他能从窗口望见前面很远的地方，望见奔腾的延河在不倦地延伸、延长、延续……
在他书桌的玻璃板下，我发现了他夫人雪燕赠他的“信奉格言”，用她娟秀工整的字体，亲笔写在一张小纸片上：
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延老一笑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我说延老，其实你的那么些书稿，都是雪燕帮你整理的，这些年你若是没有她的眼睛她的手还有她的心，你肯定做不了那么多事的。
延老便很幸福地笑起来，说你别看我眼神不好，我的眼力还是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