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海瑞罢官》。当时我在杭州读初三，正面临高中考试前夕，却无心复习，课余时间常躲在阅览室里看小说。
看小说当然属于不关心政治，非议种种，不招自来。
到处都在大批判，你若是不批判别人，怎么能证明自己正确呢？
我的眼睛惶惶然地从书上掠过，我想自己是否也该批判点什么了。
那几天，刚刚读完上海的作家艾明之先生写的长篇小说《火种》。说实话，那书写得挺吸引人，一个个人物都挺生动的，背景是四十年代波澜壮阔的上海工人运动，风云变幻，让人回肠荡气。但若是把眼睛睁得更大些，再戴上阶级斗争的放大镜和显微镜呢，问题就一个个都暴露出来了。很明显，那是一部严重歪曲工人阶级形象的作品——虽然我根本不了解工人阶级，但我凭直觉和思想感情，可以断定小说中的主人公，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个重大的发现使我头脑涨热，茶饭不思。第二天，我带着《火种》原书和一摞参考资料，一头钻进了阅览室，整整一个星期以后，写成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大批判文章，题为《“火种”必须批判》。经过反复推敲，对自己的觉悟和水平都感到十分满意。
既然批判对象已经确定，批判的武器也已经掌握，剩下的事情，就是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读到我的批判文章了。
脑中电光火石一般，闪过了《文汇报》。
那时文化界最知名最优秀的报纸，就是《文汇报》。在我看来，简直没有比《文汇报》更重要的报纸了。那么，像我阐述了如此重要观点的文章，不发表在《文汇报》上，还能发表在哪里呢？
于是，迅速把厚厚的一叠稿纸卷成筒，郑重其事地寄往了上海《文汇报》。
以后的日子，便是天天一字不拉地阅读《文汇报》，渴望奇迹般地从上面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然而，夏天来了，夏天又去了，高考取消了，“文革”开始了。世界上正在天翻地覆，而我的文章，却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心里忿忿然，想你《文汇报》不管怎样，总该给革命小将一个答复嘛。
终于有了一次机会，去大上海串联。心情陡然激动得不行，顿时暗暗决定，要亲自去拜访一次《文汇报》。心里猜想着，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十有八九是编辑们根本没有收到我的稿子。
至今还记得六十年代末期的上海《文汇报》，是圆明园路上一栋旧式的洋房，楼不算高，正对大门的前厅很狭窄，光线昏暗，令人觉着几分压抑。传达室的老伯盘问我好久，我说是来查询一篇稿件，并坚持要面见一位编辑，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老伯被缠不过，便打电话到楼上去问，之后便很客气地用上海话对我说：侬等一歇噢。过了一会，真的有一位中年编辑，手里拿着一沓稿纸，慢吞吞从楼梯上走下来。楼梯倒是蛮宽的，有赭红色的木扶手。他走下来的样子，在我看来显得十分庄严。我的心狂跳起来，然后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把我带到旁边的会客室让我坐下，甚至都没有对面前这个十六岁的小女孩表示出丝毫诧异和轻视。我觉得他始终很严肃，就像同一位真正的大人谈话，也许他是强忍了心里的笑意，这使我隐隐地觉得滑稽和不安起来。他婉转地告诉我说，稿子是收到的，但不能发表，因为在报纸上点名批判一个人，是需要经过中央批准的。不过，以后如果情况有了变化，他会再同我联系。最后，他在退还给我的稿纸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萧宜。那意思是他可以对今天的谈话负责的。
我连那文章到底写得如何，也没有勇气再问一声，夹起稿子便落荒而逃，悻悻而归。回到杭州后，再没好意思对任何人提起过那篇文章。我后来终于在《文汇报》发表散文，已是一九七三年当了知青以后。当然，流逝的岁月中，我自己也淡忘了关于《火种》的那次“革命行动”。
一九七八年，有一个全国作家访问团到了哈尔滨，我去看望诗人芦芒伯伯。在他下榻的宾馆房间门上的名卡中，我忽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艾明之。
我像被人重重击了一下，愣在那里。手心冒汗、满脸通红。十二年前的往事猛然涌到眼前，令人羞愧难当。我在门口站了好久，进退两难，最后鼓足勇气敲门，开门的是一位面目清癯、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芦芒伯伯亲切地介绍说，您读过艾明之先生的小说么，这位就是。我惶惶不知所措，讷讷无言，几乎忍不住就要掉下泪来。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我想说；您能原谅我么？但却说不出口。以后的许多年中，我一直为自己失去了那个当面道歉的机会，在心里留下了永久的懊悔和自责。
如今，距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上海往事，已过去整整三十年了。在那个年龄，我们曾经愚昧无知，幼稚轻狂；我们曾经贪婪地吮吸着狼奶，不识善恶和真假；我们曾激烈地参与了那次史无前例的黑风暴，然后狠狠跌落在丧失了文化的革命深渊里，最后九死一生、遍体鳞伤地醒悟和再生。
但文明和人性的光辉，却依然不灭，历经劫难而破云重生。
所以三十年以后，借着与《文汇报》的那段旧缘，我仍然必须说出这件不可遗忘的往事，聊以自鉴自省和自律。来日歧路茫茫，世人可会再次迷途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