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一日晚,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读书时间》栏目,《读书沙龙》主持人李潘,就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丛书》在今年五月推出的长篇新书《情爱画廊》,对作者张抗抗进行了访谈。
由于电视节目时间的限制,《读书沙龙》播出的只是对话的其中一部分。后经录音整理,现将谈话全文发表如下:
李潘:提起张抗抗,大家一定会想起知青作家这个称谓。这位曾在北大荒农场生活过八年的知青女作家,以其一九七九年春发表的小说《爱的权利》,敲响了新时期文坛爱的晨钟。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以其四百多万字的丰厚业绩享誉文坛,十几年来,已出版了三十余种专集,并多次获全国和省市优秀小说奖。
今年五月,张抗抗的最新一部小说《情爱画廊》面世了。这部小说一上市,就在全国新华书店的销售排名榜上位居前列。读者的反应很热烈,但却不太一致,产生了或者赞赏或者批评的不同意见。那么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见见作家张抗抗。
李:张抗抗,您好。
张:您好。
李:您能不能谈谈写这部小说原初的想法?您的写作动机和目的?
张:我一直有个愿望,希望自己能写一部表现当代都市的爱情小说。它应该是有分量、高品位、非常美而且很有个性的。好多年来,我一直在酝酿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更重视的是爱情的审美价值,也就是说,想把被金钱物欲污染的爱情,回复到精神的层面,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爱与美的渴望和向往。
李:那您是不是认为这部小说是成功的呢?
张:我还是很喜欢这部小说的。因为这部小说是在我艺术感觉非常好的状态下写出来的。是我许多年来,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表达和发挥得最自由最充分的一部小说。写的时候很投入,自己有一种酣畅的享受感。结果写完以后大病一场,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但我觉得这种付出很值得。
李: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同您以往的小说相比,您最喜欢的是这部小说?
张:目前是。也许以后会改变,我不知道。大概作者每写出一部新作,总是最喜欢的,过一段时间就会喜新厌旧。
李:这部小说给人感觉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您的小说里也写了爱情,比如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但是不像这部书里边,这样纯粹的、完完全全的以爱情作为作品的主题,书中展现了婚外情、少女的早恋、执著的单恋、情人等种种情爱形式,对至情至爱的描写也是淋漓尽致。同时你的写作手法也变得比较简单流畅,通俗易懂,以致有些评论家认为你的创作出现了通俗化的倾向,您赞同这种说法吗?这是不是您有意所作的新的尝试?
张:这部小说,我想现在是很难定位的。因为长时间以来,我们好像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把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决然对立起来。结果就变成好像不好看、或不容易看懂的小说就叫做严肃文学,而那些比较好看一点的小说就是通俗文学。实际上,这种划分是不科学也不太准确的,有点简单化了,但这个话题比较大,另外再谈。那么作为我自己来说,《情爱画廊》我确实是作了一些尝试,但我尝试的并不是通俗化。我尝试的是怎样能把严肃小说写得好看耐读,也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也就是说,使严肃小说也能够畅销。
李:刚才谈到了,您想写一些比较好看的、吸引人的书。据我知道,这也是《布老虎丛书》的一个口号。在这个口号里,对市场需要的满足,占了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也就是说,您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是不是在相当程度上考虑到市场的需求?
答:当然要考虑。《布老虎丛书》的出版宗旨和整体策划,对许多作家都是有吸引力的,事实上两年前已有很多作家加盟了《布老虎》。大多数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更多的读者,也希望自己合法的收入能够更多。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并不会去迎合市场,我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去创造市场。一些有价值但市场狭小的作品,我仍然会去写的,例如我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首版发行只有一万册,因为它所描绘的我们父辈的历史和命运,有一定的读者局限性,但那是我多年来内心非常想表现的东西。那么,创造市场是什么概念呢?我认为它的含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发现读者的潜在需求,开发这种潜在需求,让读者在你的书中找到他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你总是去找读者需要的东西,因为读者外在的、明显的需求,已经有很多人去做了;二是扩大读者的队伍,唤起那些离开书籍的人重新产生读书的兴趣。我认为创造市场最终还是靠作品本身的魅力。
李:那您认为《情爱画廊》满足了读者哪方面的潜在需求呢?
张:当下社会中读者面临的精神困惑,他们需要更多的精神安慰。那种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享受。
李:您的创作和读者的需求能够不谋而合,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我感到艺术的追求和市场的需求,有时是相悖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您还是强调或坚持要去创作市场的话,会不会牺牲作家的艺术个性、影响到创作质量呢?
张: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市场和艺术能够统一的时候,当然很好,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我想我是不会为了市场去改变自己的写作初衷的,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基本要求。而且我也相信,那些有良知的作家,他们应该是不会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自己的立场。因为立场比市场更重要。
李:您的这一次尝试是不是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呢?读者和评论家的反应不太一致,您对那些批评意见有什么看法?
张: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有不同的看法和读后感,说明大家都很关心这部作品。赞赏的、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差别很大。我想有些是属于观念上的问题、观念上的差异,这是很正常的。有人说现在是一个相对主义时代,也就是说我们的评论标准已经很多元了,而且各自有自己不同的价值标准,这是一种进步。
李:那我们试着来解答一些读者的问题。有些持批评意见的读者,认为您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有些过于完美,而太完美就不真实了。比如说,女主人公非常的美,出门的时候,她都要化丑妆,要不然就会引起社会治安问题。在一些特定的时候,她的身体会有体雾,种种描写,都把人物的美丽和才气推到了极致。这样一种写法,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张: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分几方面来谈。首先,真实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把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完全等同起来,否则人类就不需要艺术了。文学作品的真实,除了社会环境和氛围、人物心理、以及故事的细节真实以外,更重要的是,那种内在精神的真实。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完美的过程,人的天性就是追求完美的,比如大家正在看的奥运会,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力图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当然有一些客观的历史原因,比如说“文革”时期,当时那种文艺理论指导下的创作,出现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为政治服务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把追求美的愿望完全引向了歧途,结果必然遭到读者的厌恶和唾弃,我本人也是非常反感的。新时期文学,正是对那种所谓文学的反动。我差不多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来探讨人性中恶的因素,也写了很多这样的小说。(李潘插话:比如说《隐形伴侣》)我是去作了一些这样的努力。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表现恶、甚至颂扬恶、不丑不恶似乎就不成为文学了,包括缺陷美什么的,又成为一种新的模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像倒脏水而把小孩一起倒掉了,这是非常遗憾的。所以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对丑恶的超越和对美的重新认识。在《情爱画廊》这部小说中,我试图表现在东方文化下生成的东方美,它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不是任何一种外力强加于我的小说人物,而是从她们心底自然流淌出来,成为她们自觉的生命体验。摈弃极左的完美,而保留人类追求完美的天性。就像把脏水倒掉,而把孩子留下。我认为在中国作家笔下,那些值得我们骄傲的完美的艺术形象,也应该有她的一席之地。
李:所以你就在描写的时候,把它们都推到了极致。
张:我想我是在超越丑恶的基础上,在一个新的前提下来写美的。
李:除了完美以外,小说的情节也过于理想化,在人物的安排上也是这样的。比如是情节结构,爱情、金钱,美色、艺术样样都有。这样完美的爱情梦想,您相信会有吗?
张:有。但是很少。关于梦想的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中国人很实际,平时人们谈话,有一句口头语说:你别做梦了!或者说:你在做梦吧!都是用一种贬低的口吻来谈论梦想的。而西方发达国家,是把梦想和光荣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叫光荣与梦想。我还是要举奥运会的例子,比如说,他们把最优秀的运动队,褒之为“梦之队”,梦之队是最高的荣誉。梦想是激发人类行为的动力。一个没有梦想的民族,是很可悲也是没有前途的。我担心今天讲求实际的中国人,除了黄金梦,别的梦都不会做了。基于这种现实对我的触动,我特别希望能用文学激起读者对于梦想的渴望。文学为人们描绘出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当然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情爱画廊》中的人物,如果说他们能够顺利地解决一个个困难和障碍,一步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靠的正是他们对感情的真诚、自身的才华和智慧,还有敢于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勇气和力量。文化是最具征服力的。他们所得到的是以给予作为前提的。况且,小说的主人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李:那么您认为这符合大众的欣赏口味吗?也就是说,这些是大众最想得到的东西?
张:我认为自己至少找到了某一方面的潜需求。有很多人并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而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情感自由、人格独立,同时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李:那您认为这种要求和向往,是不是我们所提倡的理想主义的东西?
张:我不想对理想主义下什么定义,因为不同的阶层有自己不同的理想。至少我的小说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一部分白领阶层和那些向往文化的人,他们心中的理想。
李:有人说《情爱画廊》是中国的《廊桥遗梦》,小说是否有《廊桥》的影子?这部小说对您有什么影响?
张:我是在写作这部小说中间读到《廊桥》的,那时我的小说构思已经完成了。我觉得《画廊》跟《廊桥》虽然都是爱情小说,但传递的精神内涵是很不相同的。我的着眼点在于当下的社会转型期中,一种新人群象的形成。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出现了一批既有文化教养,又拥有财富的白领阶层和中产阶层,他们在把智慧转化为金钱的同时,更希望追求一种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寻求人性中的真情至爱,并试图能用一种高尚的情操,来处理好生活中复杂的感情纠葛。这是非常宝贵、像光斑一样零散但正在逐渐聚合的新的生长点。这种新的人与人关系和新的生活方式,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将为过渡时期人与人的感情关系,提供一种参照摹本。
李:这本书中涉及到大量的绘画艺术,您是怎样完成这种创作的?
张: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爱是永恒的主题,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爱情小说。但我也感到,爱情小说面临着新的危机,就是小说爱情语言的贫乏和雷同;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希望找到一种新的情感语言。如果找不到,我宁可不写。那么是否可以借鉴其它姐妹艺术的语言呢?如果把绘画语言移植到小说中来,用文字来把这种可视可感、可触可摸的画面凸现出来,将是一种新鲜的情感语言方式。我一直很喜欢绘画艺术,阅读过许多美术家的传记和画册,在国内国外都参观过各种优秀的画展,也有许多美术界的朋友,多年来有许多美术知识的积累,成为综合的艺术素养。这几年,现代艺术形式中有一种“方案艺术”,就是把作者的艺术构思、构图和所用的材料、所处的环境,用文字表达出来。我受到它的启发,觉得这种艺术手段完全可以运用到文学作品中来,不是画画而是写画,使文学和美术融为一体,给读者一个更为丰富的艺术想象空间。也可使作品获得单纯用文字无法达到的情感浓度和力度。当然,这种新的表现手法,以前可能还没有人用过,因此构思这几十幅画面组成的画廊,真让我费尽心思,写完以后,还专门请了几位画家朋友来帮我鉴定,评价还是不错的。
李:《情爱画廊》之后,您还会继续尝试这种类型的小说创作吗?您是继续纯文学的创作,还是像有些作家所说的那样,希望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
答:畅销书实际是大众文化关心焦点在市场的体现,我可不敢说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畅销书作家,成为一个优秀的畅销书作家其实很难。很多有价值的书恰恰是不会畅销的。所以畅销不能成为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也不能成为作家追求的唯一目标。我更看重作品的文学质量和文学价值,但也要尽量把小说写得好看些,我会尽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