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1—19世纪的俄罗斯诗学
一、19世纪之前的俄罗斯诗学
尽管诗学一词在俄语中亦属于外来词，但作为俄国社会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其他许多国家或地区一样，俄罗斯诗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其历史初期，即11世纪的基辅罗斯时期。通常认为，在俄国最早涉及诗学问题的著作是12世纪的《伊戈尔远征记》。在这部俄罗斯最早的史诗中，无名的作者提到了“按照当代的实事”和“按照鲍扬的构思”鲍扬为俄国诗歌史上最早提到的诗人之一，这里所说的“鲍扬的构思”即指虚拟的现实。这两种艺术手法，可以被视为俄国诗学在创作方面的最早体现。然而，13—15世纪蒙古和鞑靼的入侵导致了中世纪俄罗斯艺术发展的迟缓，消极地影响了古俄罗斯诗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留下的文学作品多为记录著名战役的历史故事，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行传》等，很少有理论上的建构。
1480年鞑靼侵略者败退后，俄罗斯开始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逐渐形成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但200年外族的统治已大大削弱了诗学的民族传统。因此，16—17世纪时期诗学的重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和布瓦洛等人的影响，为数不多的几本诗学著作基本上言必称希腊。正如俄罗斯研究者指出的：“16世纪末在作诗法和艺术语言（散文艺术）方面刚刚形成的文学理论思想在俄国的复兴，已经不是建立在民族艺术实践的基础上，而是来自拉丁系的诗学和修辞学——中世纪欧洲诗歌理论和散文（富有表现力的、艺术的）语言的最有权威性的教程。”这一时期的诗学在概念上也相对狭隘，主要指有关诗歌创作的理论，如格律、韵律等；在规模上，大多只是作为文法的一个部分，没有独立出来。拉夫连吉·济扎尼·屠斯塔诺夫斯基（约1560—1634）以后关于诗的学说被誉为俄国诗学的“第一部试作”，究其实不过是其所著《文法》（1596）中的一部分，名为《论格律》，主要论及音步的概念及作诗的音步等问题。此后的梅列基·格拉西莫维奇·斯莫特里茨基（约1578—1633）的《诗韵学》是其《文法》中主要部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斯莫特里茨基第一个用俄文撰写并发展了关于诗和艺术性的学说，他把艺术性、形象性等概念引入了俄罗斯诗学，在诗学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后的马卡利主教、李胡德兄弟、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等纷纷奉西方诗学理论为圭臬，撰写了诸多的系统性著作，为俄国诗学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到18世纪上半期，俄国诗学已从原先的文法之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该时期的诗学理论尽管已粗具体系，但基本上是以西方的理论为依据，严重脱离了本国的艺术实践。因此，在18世纪20年代，俄国诗学面临着创新与守旧的危机，结果出现了近30年的停滞期。随着彼得大帝改革的成功，出现了一批新时代的诗人，如著名的В·К·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9）、М。В。罗蒙诺索夫（1711—1765）等。他们和此前理论家不同的是，他们的理论观点，在吸收西方思潮的基础上，大部分能联系自身创作，并以这些创作来论证有关理论。由此，出现了俄国诗学史上第一个流派，即古典主义诗学。不过，由于俄国社会进程落后于西欧，此时的俄国诗学显然难以与西欧完全等同。它的“古典”之体现，更多地在于其创作的形式上，缺乏西欧古典主义中内含的人文主义思想。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就是献给王室的“颂诗”。
1735年特列佳科夫斯基《俄诗最新简明作诗法并附迄今最合适的名称的定义》一书的发表是俄国诗学发展的重大里程碑，它象征着诗学发展迈入了民族阶段。后世研究者据此认为1735年是新的俄国诗学诞生之年。在这部作品中，特氏提出了关于诗歌的种类和样式的学说，并以自身俄语创作作为例证，极大地提高了俄语的社会地位。这与当时彼得改革后俄国民族热情高涨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18世纪最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最伟大的诗人米哈伊尔·华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其关注重点并不在于诗学，但仍为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认为文学应该描述英雄和正面人物，歌颂祖国，以此来教育读者。因此在诗歌等级中，他把颂诗和英雄叙事诗视为上品。他的最著名作品是《修辞学》（1748），原计划写三编，但最后只完成第一编，即论演讲和诗的一般修辞原则。罗蒙诺索夫在其中重点强调了“修辞”的作用，论述了各种明喻、暗喻和转喻的功能，达到形象描写的效果。他还继特列佳科夫斯基之后对俄语的诗律作了重大改革，提出了五种格律，大大提高了俄语诗歌的表现力，时至今日尚为现代诗歌所遵循。
在古典主义诗学时期，理论家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体裁、文体、语言和诗律问题。但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俄国与欧洲联系的进一步密切，以讽刺文学为代表的创作开始增多，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与此同时，诗学关注的重点亦逐渐发生改变，开始注重文学的社会效果和现实意义。这便出现了具有启蒙现实主义特点的诗学倾向。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尼·伊·诺维科夫（1744—1818）、捷·伊·冯维辛（1744—1792）和亚·尼·拉吉舍夫（1749—1802）等人。尽管他们在具体的作品评论方面各持己见，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作品中对现实作了无情的讽刺：勇敢者如诺维科夫甚至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杂志上围绕讽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首创了俄国诗学的战斗性传统；激进者如拉吉舍夫甚至在他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1790）中把讽刺矛头直接对准专制农奴制度，奠定了俄国诗学的社会性传统，第一次自觉地把文学活动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他们这些人的批评活动，使得文学走出宫廷，走向社会，密切了文学和现实之间的联系。
自18世纪70年代起，俄国出现了感伤主义文学，到90年代成为最主要的文学流派，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与浪漫主义文学相衔接。由此也产生了感伤主义诗学，主要代表人物是尼·米·卡拉姆辛（1766—1826）。顾名思义，感伤主义诗学比较注重感情在文学中的作用。古典主义、启蒙主义及感伤主义尽管已经建立在本国创作的基础上，但其诗学概念无疑都是对西方同时期的诗学理论的摹仿和复制，真正属于俄罗斯本土的诗学体系的形成，是19世纪初期的事情。
二、19世纪俄罗斯诗学
19世纪的俄国诗学在汲取和融合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立足于本民族创作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民族特征的诗学体系。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是“俄国文化史中一个重大的内在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内容“就是民族文化、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形成既有文学创作的影响（共时性），也有文学传统被再发掘的因素在内（历时性）。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阶段，由于受到俄国社会环境的制约，初生的俄国诗学被赋予了极大的现实意义。
从社会背景看，19世纪上半期，俄国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1812年卫国战争，其二是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812年卫国战争以拿破仑的惨败而告终，不但使俄国避免了亡国之险，反而令其在军事上成为欧洲诸国之首。战后大批青年军官进入革命之都巴黎，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念的影响，为日后俄国思想界的进步奠定了基础。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在写给尼古拉一世的信中说道：“拿破仑入侵俄国后，俄国人民才首次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独立的感情，开始是爱国主义的，后来是人民的感情这时才在每个人的心中苏醒。这就是俄罗斯自由意识的开端。”他们返回俄国的同时，也带回了平等、民主和自由等观念，大大推动了俄国社会思想的进步。在自由思想的熏陶之下，俄国文学走出宫廷，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广袤的俄罗斯大地。德国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曾把俄国文学的勃兴比作如“全副武装，披戴着光闪闪甲胄的密涅尔瓦从朱庇特的脑袋中跳出来一样”，认为它“就仿佛是在一个夜晚繁荣起来的”，“同样还涌现出大量才华横溢、既有思想又有感情的天才人物”。俄国文学迈入了民族文学发展的新时期，涌现出大批文学上为后世开风气之先的大师级人物。除了俄国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之外，还有寓言大师克雷洛夫、戏剧大师格里鲍耶陀夫以及一些才华横溢的十二月党人诗人。他们一起构成了19世纪初群星璀璨的俄国文坛。
失落已久的《伊戈尔远征记》的发表（1800）对于俄国本土诗学体系的建构来说，是另一意义重大的事件。它使俄国诗学理论家认识到俄国文学的悠久传统，唤起了人们重新发掘民族文学遗产的兴趣。在这个时候，俄国出现了对以往文学作历史分期的一些尝试在此之前的米哈伊尔·马特维耶维奇·赫拉斯科夫，在《论俄罗斯的诗歌创作》（1772）中对俄国诗歌史作了历史分期，描绘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1806年彼得堡师范学院学生В·Т·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在其毕业论文《论俄罗斯文学之逐步提高》中将俄罗斯文学分为三个时期：10—13世纪初期、13世纪后半期—17世纪以及18世纪以后，作者认为第一个时期是“我国文学最辉煌的时期”，其依据便是重见天日的《伊戈尔远征记》。1808年又有伊凡·马尔丁诺维奇·鲍尔恩的《俄国文学简明教程》，该书同样从历史的高度对俄国古代文学作了细致梳理，指出俄国文学“在远古时代已很繁荣”。第一位古俄罗斯文学的专家学者——尼古拉·费多罗维奇·格拉马京在1809年发表了其硕士学位论文《论俄罗斯古代文学》，标志着从这时候开始，古俄罗斯文学正式被承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史的再发掘大大增强了俄国理论家的民族自信心，从而为本国诗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就整个19世纪俄国诗学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世纪初到50年代，60年代到90年代。其诗学从侧重点来看，也可分为两大流派：即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为首的自然派诗学流派（即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以及以А·佩平、А·维谢洛夫斯基等为代表的学院派诗学。应当指出，其中的阶段划分、流派转换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如别、车、杜时期俄国正是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也是俄国农奴制废除前后最黑暗的时期，因此当时的诗学强调对现实的抨击，对革命前景的呼吁。亨利希·曼曾说“伟大的百年俄国文学是革命前的革命”，意义便在于此。而在1861年杜勃罗留波夫去世，次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流放之后，俄国政局为之一变，学者们不敢直言时事，只能安居书斋，通过学术研究来间接继承别、车、杜的民主主义思想。如这时候出现的学院派诗学便是代表。
由于受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影响，尼古拉一世除了严厉镇压起事者外，还加强了对俄国社会思想的控制。古典中学大力灌输所谓“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精神”的官方民族性思想；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们受到第三厅的严密监视，举行任何一个演讲都是困难重重；作家们只有用极为隐晦的寓言式的话语才可能躲过书刊检查官的眼睛使作品得以出版，甚至连“农奴制度”一词也只能以“义务地租”代言之。赫尔岑后来评价说：“尼古拉皇朝是消灭精神的时期，它不仅用矿坑和皮鞭消灭它，而且用使它感到窒息和屈辱的气氛，用所谓否定的铁拳消灭它。”压迫之沉重决定了文学创作的丰富与多产、人性与道德，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亚·赫尔岑说：“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这种“唯一性”自然形成了俄国社会对文学的特殊要求：文学必须代替哲学、美学等其他学科，以描写现实的黑暗来揭露和抨击社会；同时文学必须塑造理想人物，从而为社会的进步指明方向。果戈理以其《死魂灵》完成了第一个使命，因此他被誉为俄国“自然派文学”的奠基人；屠格涅夫的《罗亭》、《父与子》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怎么办？》则对第二个问题作了精彩的回答，在创作上为这一时期自然派诗学理论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这个时期也是诗学史得到进一步研究和繁荣，并开始与诗学理论统一的时期。当时俄国不但出现了诸如年度文学评论的文章，也有如《文学的幻想》（1834）、《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期概况》（1855）之类对整个文学史或某阶段文学史进行综合概括的作品。这些诗学著作通常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文学现象，通过这种概括，最终得出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当然，诗学中历史主义的确立和别林斯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天才的评论家В·Г·别林斯基（1811—1848）以其独特而又激进的见解为19世纪的俄国文学创作主流奠定了基调。正如普希金是俄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一样，别林斯基是俄国民族诗学体系的奠基人，他对普希金的诠释，对果戈理的评论，树立了战斗性文学评论的典范。他为俄国诗学所确立的现实主义原则，即既要忠于现实，又要积极影响现实的观点，一直是19世纪中后期俄国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之一。别林斯基批判地吸收了德国思辨哲学中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提出了历史的、审美的文艺批评观，主张在肯定文艺是现实的“创造性的再现”的基础上，把社会的、历史的批评同美学的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总体而言，别林斯基的诗学体系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何谓文学；文学为何；文学何为。
“何谓文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牵涉到别林斯基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早在《文学的幻想》一文中，别林斯基就指出：“文学必须是一个民族的内部生活的表现——象征。”在经历了“与现实暂时妥协”的徘徊之后，别林斯基进一步认识到现实生活是一切文学的根本出发点。他在《孟采尔，歌德的批评家》（1840）中说：“艺术是现实的再现；因此，它的任务不是矫正生活，也不是修饰生活，而是按照实际的样子把生活表现出来。”这一观点直接为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命题“美即生活”奠定了基础。但别林斯基并非仅仅承认艺术是对现实的简单摹仿，他同样指出艺术在一定程度上高于生活，独立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向现实借用材料，把它们提高到普遍的、类的、典型的意义上来，使它们成为严密的整体”这种观点体现在塑造人物方面，就是那个著名的论断：“熟悉的陌生人”，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典型论的先声。
“文学为何”是别林斯基对文学目的的认识。别林斯基对文学现实性的强调是众所周知的。他曾说：“艺术和文学，在我们今天又比在从前更加变成了表现社会问题的东西。”他认为，这种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正是新兴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所在。在《1842年的俄国文学》一文中他又说：“和生活接近，和现实接近，这便是我们文学最后一个时期所以会有雄伟成熟的直接原因。”社会现实在别林斯基看来，既是文学的力量源泉，又是文学最终的服务目的。因此，文学来源于社会，必然也要真实反映社会才能充满生命力。在别林斯基批评活动的晚期，他更是把文学批评和俄国解放运动相联系起来，认为作家有义务有责任做人民的喉舌，自觉反映民间疾苦，自觉成为人民的代言人，服务于社会进步事业。所以，文学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还是一个涉及批判、启蒙、进步的政治问题。“诗人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他的祖国的公民，他的时代的子孙。民族和时代的精神影响他，不能比别人影响得少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指出：“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立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是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文学何为”是别林斯基对“文学如何实现为人生的目的”这一问题的解答，也是其诗学体系中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另有译为民族性。实际上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民族性重在强调俄罗斯与外国的区别，可与世界性相对应；人民性则强调文学的全民性和普遍性，可与阶级性相对应。别林斯基对这两者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特点的体现。人民性是俄国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别林斯基早期和普希金与果戈理一样，都强调文学的民族独创性，认为人民性便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记”，主要用来说明新兴俄罗斯文学有别于他国文学之特性。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塑造普通大众形象，进而揭露社会黑暗日益成为俄国诗学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此时人民性的内涵便逐渐向民主性方面侧重。在评论果戈理及“自然派”创作中，别林斯基较为关注的是文学必须关注普通人，尤其是农民这一点。他认为果戈理及其追随者的功绩就在于“他从人类天性和生活的崇高理想转向了所谓‘群众’，完全选取他们做主人公，细心地研究他们，并且使他们来熟悉它”。不但如此，作家还必须满怀责任感，带着同情心去塑造这类人民的形象，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别林斯基于1848年去世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丰富和发展了革命民主主义诗学理论，他们对诗学的探索仍然侧重于典型性、现实性和人民性这三个方面。这种侧重，一方面源于社会残酷的现实使思想之发泄别无他途，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知识分子内心强烈的责任感。这种不断增强的政治责任心时时压过对形而上问题的关注，也时时迫使俄国知识分子采取一种较为急功近利的姿态来看待文学作品，要求文学批评富于战斗性。正是在这些方面，他们不仅和屠格涅夫、鲍特金、安年科夫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产生了对立，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迈科夫等为首的“根基派”（或称“土壤派”）发生了冲突。而这种冲突，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在本质上，敌我双方与其说是关心纯美学的问题，毋宁说主要是关心社会发展的问题。”过于关注现实，必然使诗学附上越来越明显的政治色彩，从而引起官方的警惕。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日益激化的阶级斗争形势，使得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加强了对社会舆论和文学界的控制。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激进的批评家皮萨列夫被捕，并被判处长期监禁和流放；1866年又查封了著名的《现代人》和《俄国言论》杂志。种种反动措施不仅大大削弱了自然派诗学的阵营，而且令自别林斯基以来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潮为之转向。许多受过别林斯基理论熏陶的青年走出理论的建构，而以虚无主义的否定态度看待社会，出现了否定普希金之类的偏激思潮。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便描写了这幅60年代人取代了40年代人的思想图景。
然而也有另外的青年一方面继承了别林斯基等人的诗学传统，另一方面汲取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想内核，从另外的角度来建构俄国诗学，这便是19世纪俄国的学院派诗学。由于其并不强调阶级斗争和反抗沙皇统治，因此在苏联诗学史上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但正是从学院派开始，俄国诗学体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学院派是包括神话学派、历史文化学派和历史比较学派、心理学派等多种诗学流派在内的统称，因其主要成员多为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故得此名。和别、车、杜所奠定的自然派诗学面向社会、关注现实的特点不同，学院派在继承别林斯基部分观点的同时，将目光主要转向俄国诗学史的考证及诗学本身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意义，正如苏联学者奥·米·弗列登别尔格在论述学院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维谢洛夫斯基时所指出的：“在维谢洛夫斯基之后，已不可能再提问：为什么文艺学要研究起源？这等于提问：为什么文艺学需要历史方法？这种观点是旧美学的遗产。”换言之，学院派的研究重点就是诗学的起源和历史发展过程，从中得出俄国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维谢洛夫斯基因此说，历史诗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就在于阐明“诗的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相应地，神话学派侧重对诗学起源的探讨，比较诗学则重在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等等。学院派理论家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有亚·佩平、亚·维谢洛夫斯基等。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佩平（1833—1904）是历史文化学派中的主要代表，也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表弟。佩平出身于萨拉托夫的小贵族家庭，从小深受别林斯基等自然派诗学的影响。他1853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语文系，七年之后便担任彼得堡大学文学教研室教授，在1861年的学潮中因反对政府对大学的压迫而辞职，开始了漫长的政论生涯。佩平先后就职于《现代人》、《欧洲通报》等刊物，发表了大量著作。1871年佩平当选为科学院院士，但未得到沙皇批准，直至1898年二度当选并最终通过官方审核。佩平学术兴趣广泛，著作等身。终其一生，共留下了将近1200种已出版的著作，其内容从俄语历史、古文字学到民间文学、古俄罗斯文学等都曾有专门的研究，如《亚历山大一世时俄国的社会运动》（1871）、《别林斯基：生平与通信》（1876年）、《斯拉夫文学史》（1879）、《俄国文学史》（四卷本，1898—1899）等等。从思想上看，佩平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比较接近法国实证主义思想。丹纳所强调的“种族、环境、时代”这三大因素也是佩平所关注的重点。因此，佩平的历史文化诗学体系从研究范围上说包括了文学史、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学等方面，从研究重点上突出了文学的社会背景及社会意义，从研究目的上追求的是俄国民族文学发展历史中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正如苏联学者指出的：“把‘文学的’与‘社会的’结合起来，指出‘发展的要求’、‘生活的要求’，是佩平最突出的特色。”
作为历史文化派诗学的领军人物，佩平的博学是众所周知的，其著作范围之广在19世纪理论家中也不多见。这种博学一方面是理论家的天资所致，另一方面也和当时社会的需求有关。佩平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俄国历史上的现代化时期（1861—1917）。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尽管收益颇多，但仍有诸多残余，广大平民仍生活艰难，期盼改革。文学作为表现社会思想的唯一渠道，自然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研究社会生活”的使命。这种研究势必会牵涉到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佩平适应时代的需要，扩大了文学史的研究范围，体现了个人强烈的社会关怀。他研究了诸多边缘课题，开辟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共济会与俄国文学的关系、十二月党人运动、恰达耶夫的思想等，在这一点上，有人称其为“俄国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家”是有道理的。
佩平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反对所谓的“纯艺术论”和“审美原则”。文学是民族自我意识的体现，在社会教育事业中有着特殊的作用。这种对文学社会意义的强调正是他对别林斯基等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继承。但佩平又不是全盘照搬别、车、杜的观念，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功利性看法相反，佩平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文学，认为文学是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时代文献，是“民族精神的作品”，也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文学史已不仅仅是文学的历史，也是社会生活和道德启蒙的历史。在历史文化诗学中，区分文学与其他思想领域的界限最终消失了，诗学的问题已无限扩展到文化的领域。这既显示出其研究的开放性，也揭露了其领域的模糊性。
佩平的研究说到底是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来说明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找出其中的规律，从中也反映出俄国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可以说，历史文化诗学查明了文学发展的规律性，提出了文学发展的动力和因果关系问题，判明了文学史发展的特点，并提出了方法论问题，使诗学获得了科学的性质。因此，虽然与别、车、杜等激进的自然派诗学相比，历史文化诗学缺乏一定的斗争精神，并因其涵盖范围过广而对文学特性强调不足，但仍因其论证之严密、史料之充实等诸多优点而得到后来者的重视。
19世纪后半期，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形成，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加之俄国本土诗学在数十年的建设之后也足以跻身世界诗学之列，在这个背景下，从1870年起，彼得堡大学、莫斯科大学等院校开设总体文学课程，其任务是研究各国文学关系的历史，指出其民族差异，说明各自类似之处。于是便出现了历史比较诗学，其代表是亚·维谢洛夫斯基。
亚·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是19世纪末俄国久负盛名的诗学大家，科学院院士和彼得堡大学教授。正是他开辟了俄罗斯诗学的历史比较领域，他被誉为“俄国文学的比较文学之父”，他的影响通过В·日尔蒙斯基、康拉德等学术大家一直延续到今天。185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后，年轻的维谢洛夫斯基游历各国，尤其是意大利，收集有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的硕士论文材料。这使他能够深入了解欧洲各国风土人情，为日后的比较研究打下基础。1872年的博士论文《斯拉夫人关于所罗门和基托乌拉斯的故事与西方关于莫罗甫和马林的传奇》标志着其学术生涯的转向，即由历史文化研究转向历史比较研究。从80年代起，维谢洛夫斯基集中于“历史发展中的诗歌类型理论”研究，并获得了重大成果，主要著作有《历史诗学》（未完成，1940年出版）、《英国文学史》（1888）、《薄伽丘，他的阶层和同时代人》（1893—1894）、《茹科夫斯基，感情与“心灵幻想力”诗歌》（1904）等等。
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比较诗学主要建立在两方面的基础上，一是历史主义，二是比较观点。维谢洛夫斯基年轻时受历史文化学派影响较大，他把文学史看作是“一种社会思想史，即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之中，并用语言固定下来的社会思想史”，因此，文学并不仅仅是纯艺术的事业，作家也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人，在作家身上体现了社会思潮及其所属阶层的特点。但他突破了历史文化学派受实证主义影响的局限，反对把历史发展仅仅看作是一个进化过程，而是强调飞跃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文学史的任务是“考察生活的新内容”，发现这新的社会内容如何与旧的文学形式结合并最终发生飞跃，产生新形式。这种变化过程就是诗学发展的历史主义，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便构成了诗学发展的本质规律。这种认识应该说达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前俄国诗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比较观点是维谢洛夫斯基的另一理论支柱。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片完全不同的树叶，这其中便存在着比较。维氏所重视的是被比较双方的相似之处，他认为相似性可能由三种情况构成：即其来源相似；或一方受另一方影响；或双方产生环境相似。维氏的比较法是建立在对这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基础之上的。
从这两方面出发，维谢洛夫斯基认为历史比较研究首先需要横向比较作家、作品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作家和作品这个点了解整个社会思潮这个面。其次要用纵向比较法找出传统的体裁、情节、形象等，指出作家作品所继承的传统和自身的创新，如此便可把握文学发展的规律。维谢洛夫斯基的目的是建立科学的文学史，这主要体现在总体文学的研究中。他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体，具有共同的历史发展规律，比较文学的目的就是通过比较来寻找各国文学中的普遍性规律。维谢洛夫斯基的语言天才有助于他深入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拜占庭文学等，并在其中获得了很高的成就。事实证明，只有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研究各国文学，才能充分阐明各国文学的民族特点和真实价值。
不得不承认，维谢洛夫斯基所从事的工作事实上是一种极为艰巨的任务，涉及面之广，工作量之大，即使如维谢洛夫斯基之类的诗学大家都不能完成此等重任。尽管如此，他仍然以自己卓越的天才为原本混乱的总体文学整理出了一个大致严整、概括的略图，为俄国历史比较诗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维谢洛夫斯基还首先认识到文学是一种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历史进程，诗学的任务就是以历史的视角来论述文学及其风格、情节等基本构成因素的进化，从中把握内在规律。应当承认，20世纪的巴赫金及日尔蒙斯基等人都从维谢洛夫斯基的诗学遗产中获益匪浅。
除了上述两个分支以外，学院派的代表还有以布斯拉耶夫为代表的神话学派、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为代表的心理学流派等等。总体来看，俄国学院派诗学作为从自然派诗学到马克思主义诗学的过渡阶段，无论在文学材料的积累，还是在诸多理论观点的阐述上，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值得认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