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20世纪俄罗斯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
一、建国前的中俄诗学交流
正如20世纪俄罗斯那多舛的命运一般，20世纪的俄苏诗学也经历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导师”本身的这种多变必然会影响乃至决定“学生”的发展，这种影响便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诚然，历史事件并不是决定诗学发展的唯一标准，但为了论述的需要，我们不妨以其为界限，将20世纪中国诗学对俄苏诗学的接受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前、建国后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
建国前的俄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熟悉的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国面临生死存亡之危局，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俄苏诗学的接受多半侧重于其现实性和人道主义的一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鲁迅、瞿秋白等少数文化界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在其各自的创作和译介工作中，都把目光投向了富于斗争精神的俄苏诗学。1921年《小说月报》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刊登了郭绍虞的文章《俄国美论与其文艺》。据考证，这是第一篇专门论述俄国美学理论及其与文艺关系的文章。作者详细分析了别、车、杜的美学思想，对他们的诗学理念作了一定的梳理，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同时发表于《小说月报》的还有沈泽民的译作《俄国的批评文学》（译自克鲁泡特金：《俄国文学的理想和现实》），文章中明显透露出：俄国的批评文学观是“为人生”的，尽管当时无论别、车、杜还是马列的文艺思想，都未曾有中译本，但这些文章中所出现的只言片语，无疑对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0年代末，中国文学界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事实上，这是苏联文坛思想斗争在中国的一个缩影。20年代初的苏联文坛正处于波格丹诺夫思想及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下，波格丹诺夫所谓的“普遍组织科学理论”否定以往人类社会文化，要求无产阶级从一无所有中建立纯属自己的文化。在这一理论遭到列宁的驳斥后，苏联文坛又出现了庸俗社会学流派及“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缩写），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粗浅的、教条化的理解，强调文学的工具化，大搞宗派主义，肆意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给苏联文坛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损失。这种消极影响同样反映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后者的“左”倾倾向表现在文学界有些理论家滥用波格丹诺夫的理论，将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与生活、革命之类的关系加以简单化、庸俗化。其次是表现在对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排挤打击上。创造社和太阳社中的许多年轻作家受拉普思潮影响，一笔抹杀过去时代的文学遗产，甚至攻击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等等，大大削弱了革命文学的阵营，对进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消极作用。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入了新时期。此后，由瞿秋白等人开始系统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诗学篇章，把建设中国的马列主义诗学提上日程。此时的中国文论界对马列经典的接受整理工作几乎与苏联同步，如在介绍恩格斯关于文艺的三封书信问题上。由此展开了马克思主义诗学在中国的第一次传播。1933年11月，周扬在《现代》杂志第4卷第1期上发表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首次向国内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标志着中国现实主义诗学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还是周扬，在1942年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即《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一书并在延安出版。这是建国前翻译的唯一一部完整的西方美学著作，它对我国正在形成中的美学界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奠定了此后数十年诗学理论的基调，即文艺必须为人生，正如周扬本人所说的：“坚持艺术必须和现实密切地结合，艺术必须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最高原则。”
二、中俄诗学交流的新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如何借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来更好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各行各业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在此背景下，从建国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国诗学建设走的基本上是“全盘苏化”的道路。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诗学建设中起到指导性作用的外来理论资源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代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以及19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诗学（即别、车、杜自然派诗学）。这个时期译介的主要代表作有马恩列斯的论文艺著作，由满涛和辛未艾等人主译的《别林斯基文集》、《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等作品，以及少量的世界古典文学大师如莎士比亚、歌德等人论文学的篇章，主要以《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等丛书形式出版。此外，还有大批苏联的文艺理论著作被翻译过来作为教材或参考资料发行，影响较大者如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等，在当时苏联来华专家的教导下，整个中国诗学界陷入一种“失语”状态。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年轻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全盘苏化’的结果是割断了自己与西方文论对话和从自身的传统文论中汲取养料的可能，而在吸纳苏联文论时对‘左’的东西的某种嗜好，使得其合理的部分尚未消化而庸俗化、机械化的东西则得到了认可。”以当时仅次于马恩列斯的别、车、杜诗学来看，中国诗学界对他们的接受是片面的、功利的。且不论当时避而不谈别林斯基诗学理论中艺术性方面，甚至还人为地铸造了一条从别、车、杜到普列汉诺夫、列宁的现实主义诗学发展路线。这显然是受了当时苏联官方文学理论史的影响。因此，尽管建国十七年的诗学建设有一定成就，但必须指出，当时的诗学理论建设（包括对俄苏诗学的接受）中存在着大量的政治化、片面化和盲目崇拜的现象，对新生诗学的建设造成了某种不良影响。
三、新时期对俄罗斯诗学的接受
新时期以来，中国诗学先后发生了从“现实主义诗学”到“形式主义美学”而后到“后现代文化诗学”这三次重大的话语转型，这从根本上影响着俄苏诗学在中国的接受。首先涉及的是传统的别、车、杜诗学理论。这时期随着对别、车、杜理论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介绍，中国读者的注意力已从译介转向了研究，从片面的“唯物主义”或“人民性”主题转向全面、客观地把握其诗学理论。对其作品中的艺术性有了较多的关注。对于艺术典型和典型化问题、形象思维与形象创造问题、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作家的风格与民族的风格问题等有了新的阐释。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从80年代发表的关于别林斯基的论文中举些名字即可明了，如《别林斯基论现实主义》、《别林斯基的文学民族化理论》、《别林斯基的典型观》、《别林斯基的艺术思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试论别林斯基的“激情”说》、《别林斯基论创作过程中的思维和想象》、《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精神》、《别林斯基的“情志”说》、《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别林斯基的戏剧理论》等。1986年还出版了马莹伯著的《别、车、杜文艺思想研究》，这是国内在这一领域中的第一部专著（可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专著）。同时，随着当时西方现代文论的大量引入，在欧美文论的参照下，别、车、杜甚至整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的不足——比如别、车、杜作品中流露出的狭隘民族性等问题——得到了揭示，学术界对其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客观。经过拨乱反正以后恢复了本来面目的别、车、杜文艺思想，尽管目前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力每况愈下，但它们作品本身的魅力和曾起过的历史作用将是永恒的。
除此之外，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诗学的著作也得到了大量的译介。如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米·赫拉普钦科的著作《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早在1977年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书中加了批判性的“译者的话”，但书中所披露的现实主义观念的扩大化等信息仍然对中国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随后的1979年，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又编写了《七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的集子，收录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理论”的讨论文章，它和两年后由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编写的《苏联现实主义问题讨论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鲍·苏奇科夫著《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创作方法探讨》（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书刊共同构成了80年代现实主义诗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成为用以与当时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诗学相抗衡的理论武器。
除了别、车、杜及其他苏联官方理论来源外，中国现代诗学的另一个理论源泉是苏联思想家、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这位一生坎坷的理论大家最早是由西方人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中国对巴赫金的关注始于80年代初期。据学者考证，最早提到巴赫金是在1981年第1期的《苏联文学》上名为《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一文。在文后的注释中，作者夏仲翼提到了巴赫金及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从那时开始至今陆续出现了一批研究文章，如钱中文的《“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赵一凡的《巴赫金：语言与思想的对话》和《巴赫金研究在西方》等；巴赫金的其他论著如《弗洛伊德述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等此时也有了一些中译本。总体来说，80年代的巴赫金接受问题还局限在巴赫金作为陀氏研究者的地位，其主要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被看作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对俄国经典作家的重新阐释而得到关注。以钱中文等为代表的中国文论界主要关注的是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话思想。
90年代巴赫金研究中的重大突破，在于已不仅把巴赫金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名研究者，而且把他视为一位博大精深、自成一家的思想家了。对巴赫金的研究也不像80年代那样只囿于复调理论，而开始涉及有关他的理论学说的方方面面，并趋向于对他作总体的把握。董小英、刘康和张杰等几位比较年轻的中国学者相继推出了几部研究巴赫金理论的学术著作，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1995年在山东济南举行的“走向21世纪：中外文化、文艺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巴赫金所倡导的“对话”理论受到特别的重视。1998年，由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巴赫金全集》，成为这位大师著作在国外的第一套全集，也成为中国巴赫金研究的一个里程碑。1998年5月11日至14日还在北京召开了“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暨《巴赫金全集》首发式”。进入21世纪以来，巴赫金的研究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其研究方向也日益丰富多样，一个全面的、真实的巴赫金正逐渐走向中国诗学。程正民推出了《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夏忠宪则从另一个角度——狂欢化诗学——来审视巴赫金（《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两部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开始将巴赫金诗学思想引入中国文论的建设之中。程著第四编便是“俄中文化语境中的巴赫金文化诗学”，作者将巴赫金与中国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的民间文学理论作了比较，指出中外诗学比较之要点所在，对于新世纪本土诗学建设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夏著则将狂欢化理论用以分析《红楼梦》中的民间文化因素。2004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了全球性的巴赫金学术研讨会，专家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并分析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时空体诗学、诠释学思想、外位性思想、言语体裁理论等，强调巴赫金的整体诗学研究对当代文艺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联系中国现当代诗学建设，提出了各自的构想。这次大会也是对中国诗学界20多年来巴赫金接受的一次总结。
跨入21世纪之后，前苏联的另一位理论大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这便是塔尔图学派的领军人物洛特曼及其结构诗学研究。相对于巴赫金，对洛特曼的研究起步稍晚。1986年，凌继尧在《苏联当代美学》一书中以专章论述了洛特曼及其艺术符号学，主要分析了洛特曼学说中的本文概念，艺术作为一种语言及艺术本文概念等方面。可惜的是，这一介绍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时流行的法国结构主义所掩盖，洛特曼作为一位混杂于罗兰·巴特、列维·斯特劳斯等名家中的符号学家，并未引起中国诗学界太多的注意。在1993年大师去世之后，1994年的《外国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了张冰撰写的《尤·米·洛特曼和他的结构诗学》，这是较早对大师结构诗学理论作出综合评述的文章，作者在文末提到：“洛特曼的结构诗学理论，从整体上看，有不少地方难免给人以用符号学新名词解释早已为人所熟知的艺术原理的感觉。但作为一种从语言学观点考察文学的新视角，毕竟还是能给人许多新的启示。”1999年，孙静云在《苏联文艺学学派》中对洛特曼的结构文艺学再次做了梳理，并通过具体文本分析，形象地展示了洛特曼学说的新颖之处。最后作者指出：“洛特曼关于艺术本文和非本文结构的理论更是具有开创性的命题，堪称是20世纪文艺学领域的创举。”洛特曼的地位在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从上面可以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洛特曼对中国诗学界而言已不再陌生，他作为伟大理论家的学术地位已得到承认，但也应当看到，这时我们对洛特曼的接受还停留在介绍的层面上，缺乏有力度的研究性作品。而且就其关注重点来说，也只是洛特曼前期的学术思想，即作为结构主义诗学的代表。事实上，在90年代也有学者提到了洛特曼晚期学说的特点，即由结构诗学向文化符号学（包括宗教符号学）的转向，但仅是一笔带过，未作深入分析。张杰曾用一页多的篇幅介绍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最新发展的主要特征。这种片面性进入新世纪之后有了改变。2000年出版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就以较大篇幅介绍了洛特曼以及俄国符号学的另一位主将——莫斯科符号学派的鲍·安·乌斯宾斯基，并分别为两者的研究重点定义为“文艺学家的艺术符号学”和“语言学家的文化符号学”。同年的《外国语》杂志第6期还刊登了张杰的文章：《走向体系研究的艺术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标志着对洛特曼学说的研究进入一个全面系统的时期。此后，北京外国语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的学者都把洛特曼研究作为重大课题来立项，从而为这一研究注入更大的动力，并逐渐成为俄国诗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赵晓彬在《俄罗斯文艺》2003年第3期上发表《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的演变与发展》，其中重点分析了洛特曼晚期诗学理论的一些观点，如“符号场”、“对话机制”等问题，揭开了洛特曼思想的发展面貌。2005年1月，张杰等人的《结构符号文艺学》一书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洛特曼及其艺术符号学的专著。书中不仅阐述了洛特曼结构文艺符号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该理论进行了探讨。此外，作者对于洛特曼的塔尔图符号学派与乌斯宾斯基的莫斯科符号学派以及西方结构主义学派之间的异同也进行了全面的比较。这可以说是洛特曼研究在中国的一个里程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在接受和研究洛特曼的基础上，中国现代诗学必将出现自己的洛特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