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山是一个叫人爱做梦的地方。
巫山县的县长王超，长得目清眉秀、斯文儒雅，我认识他已很多年了。他告诉我，他选择回到民风淳朴的家乡当父母官，完全是缘于对这片山水的痴情和热爱。
王超说，质朴的巫山人，有江流一样奔放的性格，也有大山一样坦荡的胸怀。“文化大革命”中，巫山人千方百计保护他父亲，有一段铭心刻骨、没齿不忘的往事。在那个荒唐的岁月，他父亲被“造反派”关起来了，处境极为艰难，多日不见半点油荤，身体每况愈下，生活处于极端困难之中。送饭时，巫山人偷偷把肉藏在“包谷饭”里，躲过“造反派”监视送进“牛棚”。父亲在“包谷饭”中吃到了肉，增添了一种勇敢地活下去的力量。
王超学的是水文专业，原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常年和水库、移民、库岸、电站打交道。当他知道故乡将成为世界闻名的超大型大水库，就寻思着回家乡效力。经多次申请，他调回了梦绕情萦的故乡。
受父亲的影响，他心中始终贮存着一个想法：回家乡工作，为自己，也为父亲报答巫山人的舐犊之情、养育之恩。
王超在忠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期间，他充分利用自己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过的“资源优势”，多次率队到武汉找到老领导和老同事，共同谋划县城、集镇移民搬迁的系列规划。他认为，用有限的钱为库区办更多的事，就得从规划这个基础工作抓起，才能为全县移民大规模搬迁创造有利条件。
从忠县调到巫山当县长，正是巫山县城发生大滑坡的1999年。
他眼睁睁地看着码头、道路和一幢幢房屋滑向长江边，老县城的聚鹤街一带发生崩岸之后，牵连着聚鹤、登龙两街道慢慢地下坠。县城很多地方的街道都有裂缝，几条严重皱裂的街道，车辆都无法通行。用地质专家的术语说：整座县城都处在容易崩塌的“坠覆体”上。
当时县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加快新县城的建设，早日搬迁，让县城的居民脱离“体滑”的威胁。
别看巫山地处著名的巫山山脉，在兴建新县城的工地上，竟找不到一块像样的石头。县里不少企业、单位新修房子，地基浇铸就深达二三十米，一下就花光了淹没补偿资金。
王超面对如此恶劣的地质条件也苦不堪言。他说，在巫山浇铸一幢房屋地基所花的钱，在平原地区，足足可以建成一幢高楼……
移民搬迁工作本来就难，但每一个地方还有不尽相同的特殊性。
巫山、云阳、奉节三县的恶劣地质条件对移民工作更是莫大的考验，不亲手接触，就不知其中的艰辛和苦涩。
王超告诉我说，三峡的地质灾害是一个严峻课题，从历史上看，巫山山脉并没有发生过大的地震，但都处于滑坡地带。在新县城修房子，筑牢地基是防止地质灾害的重要举措，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他按体制内的有关程序，征得重庆市委组织部的同意之后，专程到武汉找到他的老上级——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傅秀堂，恳求派出一名地质专家，到巫山县担任科技副县长。
一般来说，科技副县长大多来自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主要任务是指导全县运用科学技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王超请地质专家担任副县长，专门负责治理地质灾害，这在中国1640多个县中绝无仅有，也算是独此一例了。
我多次到巫山，也曾目睹过暴雨之后，山洪挟裹着泥石流，从陡坡上直接冲进县城街头的景象。每当下大雨，旧县城的居民都吃不香，睡不宁，处于惴惴不安和惶恐之中。
巫山1999年8月发生的大滑坡，惊动了重庆、北京！中央和市政府多次指示，一定要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全县城机关干部和居民都紧急动员起来了，24小时对山体滑坡、街道裂缝进行监视、测控。
在巫山紧张而特殊的工作环境中，王超的脑海里全是“泥石流”、“坠覆体”、“沉降段”、“崩滑堆积”、“坡岸失稳”等地质专业术语。这正应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老话，2000年1月12日那天他到福田镇检查工作之后，由于工作太晚，就在镇里住了下来，睡觉前他还打电话询问了县城对地质灾害监视的情况，并向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蔡剑侠一再叮咛，万万不可放松对地质灾害的警惕……
入夜，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巫山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狂风暴雨的袭击，一会儿就山崩地裂，泥石流从山上倾泻而下，街道、房屋、工厂、商场一个接一个地垮塌下来，移民们哭着、喊着在泥石流中挣扎，哭喊着逃命，整个县城顷刻之间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之中……作为县长的他，指挥着政府机关人员一起在泥石流中抢险救人，还有什么比移民的生命更为重要呢。一会儿，泥石流的漩涡卷走了十几个移民，一些他熟悉的移民被山洪冲走了，眼前灾难的惨烈景象使他大声痛哭……
王超从梦中醒来，大汗淋漓，惊魂未定，但仍在梦境的悲痛之中，他不相信地揉了揉眼睛，才知道真是做的一个噩梦。
噩梦醒来，并不一定是早晨。王超坐在床上，又给县政府办公室蔡副主任打电话，直到确认县城没发生滑坡才放下心来。但这一个晚上，他再也无法入眠。
他和记者赵君辉聊起了噩梦，聊起了巫山恶劣的地质条件。他对记者说，作为巫山县的县长，最大的心愿就是加快对地质灾害的治理，让老县城的几万居民立马搬到安全的地方。只有老百姓睡得着、睡得香，县长才能睡个安稳觉。记者被王超深深的民生情结所感染，把他的这个噩梦写进了“重庆日报内参”，并作为文章的开头。
一个资深的职业新闻人认为，他看过不少“内参”，也写过不少“内参”，但把一个移民大县县长的噩梦写进省级党报的“内参”，这是记者在特殊工作环境中捕捉到的一则特殊新闻，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王超也没想到记者会把他讲的这个梦写进“内参”。
为什么王超给记者讲移民搬迁工作时，一句也不讲县里取得的“伟大的成绩”？为什么只给记者讲地质灾害和自己的噩梦？一个七尺男儿又为什么会为泥石流卷走的百姓而失声痛哭？
一个长期生活在峡江河谷复杂地形的“土著”，又经过多年在水利部门的耳濡目染，成为移民大县的“县太爷”之后，每天都处在规划选址、挖掘地基、治理滑坡、防止泥石流和加快移民搬迁的矛盾和漩涡之中，心中贮存了太多太多的担心和“非稳定感”。长期复杂的工作环境，使王超清醒地认识到：三峡地区不消除地质灾害，就会给城镇迁建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王超的噩梦经过“内参”的传播，迅速传遍了库区上下。
重庆市委副书记李学举（现任民政部长）看了“内参”后不久，到巫山检查移民工作，对王超的这个噩梦很是感慨，他对王超留下一句极为精彩的评价。他说：“作为一名干部来讲，做梦，比打呼噜要好啊。”
李学举副书记分管组织、干部工作，这一句带有几分幽默的话，却意味深长，发人深省。我们一些地方官员吃得香，睡得着，呼噜震天响，过着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日子。这些人的梦中，还会牵挂着被称为“衣食父母”的老百姓吗？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常常到巫山做一些调查。
一次我为移民政策培训的事到巫山。当晚11点多钟，王超赶到旅馆来看我。他与我一见面就聊起了忠县和巫山的移民规划，聊起了两个移民大县完全不同的情况。谈得最多的还是巫山街道的裂缝、滑坡和新、旧县城“两个大摊子”都在同时治理地质灾害。最后，他竟要我第二天在全城搬迁动员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这一下把我吓了个半痴半憨，我不善言辞，说话木讷，从未在大场合讲过话，更不要说要面对几千上万人了。
他说：“你来了，我就得抓你的‘壮丁’。”
“我一介布衣，完全不具备在全县搬迁动员大会上讲话的资格。更何况，我没得到重庆市移民局的授权。”我一脸惶恐地推诿。
“我知道你是体验生活，是‘卧底’积累写作素材，但我需要借助上级机关的人讲话鼓一把劲，说得更直白一点，不是需要你，而是需要重庆币移民局处长这个身份。”王超态度强硬，不依不饶，非要“赶鸭子上架”。
“那……我能讲什么？”
“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巫山移民搬迁已进入攻坚时期，困难再大我也不怕，当前全面发动群众，让全县群众树立信心，振奋精神，万众一心与地质灾害作斗争。哎呀，我不多说了，你准备一下讲话稿，我还要去巡夜。”
“这么晚了巡什么夜？”
“检查几个滑坡街道的监控情况。伙计，光是嘴上说忧国忧民还不行，还得负责县城移民安全，安民才是最本质的东西。”
王超匆忙地来，又风风火火地走了。
我陷入了一阵沉思，这个看起来眉清目秀的汉子，前后不过几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在忠县、巫山这两个移民大县当“县太爷”每天都要面对移民。也许，正因为肩上的担子沉重，人才会自然而然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才会有旺盛的精力和充足的精气神。
第二天，全城动员搬迁大会上，我照着稿子念了5分钟，这是我在库区“卧底”中唯一的大胆“造次”。
离开巫山后，我老受“县太爷惊梦”的影响，心里也一直挂记着多了解一些地质情况。终于有了机会，我在重庆范庄宾馆与一位面目清癯、和蔼的老人进行了几次长谈。
这位老人叫崔政权，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地质专家，库区上下政府、乡镇、移民部门和移民都尊称他为“崔大师”。
在三峡建设前后，崔政权几乎走遍了库区的每一个将被淹没搬迁的集镇，是一个真正寄情于三峡山水之间的老专家，也是三峡库区地质问题方面具有最终裁决权的权威人士。
对巫山、奉节、巴东等地的地质条件，我除了当面请教过“崔大师”，也同他一同到库区各地巡察过。
“崔大师”认为：三峡工程因移民百万而受全球关注，而库区人口1500万，其中海拔400米以下居民近千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三峡库区到处都是人。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规模不大的地质事件都人命关天。用专业用语讲就是：三峡库区几乎所有地质事件都可能成为环境地质问题。所以，实质性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库区两岸这么多人的安居乐业的问题。
我认为，可以这样分析“崔大师”的这一番话：库区海拔400米以下住着1000多万人，如果扣除水位线175米和两米的风浪线，也就是说在水位线上200多米高的河谷内，挤挤挨挨住着1000多万人口，这的确是人命关天，也将是历届政府如何面对的一件大事。
透过历史这面镜子可以看到，三峡地区是地质灾害的多发地区。
我在长江“漂泊”多年，且不说“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就是20多年来，我在三峡地区亲身经历的地质灾害，想起来总令人惶恐不安。
在自然运动状态下，三峡地区曾多次发生过多种类型的地质事件，在我记忆中就有：
1982年7月的云阳鸡扒子滑坡，长江断航一周；
1985年6月的秭归新滩崩滑，摧毁新滩镇；
1992年8月的巴东县城后山泥石流，泥石流直冲街道；
1994年4月的武隆县白麻鸡冠岭崩塌，直接经济损失1100万元，乌江断航半年之久；
1995年6月的巴东县城二道桥沟崩滑和同年10月的三道沟滑坡，两次崩滑事件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
1998年8月的巫山曲尺滑坡，破坏数栋新建移民房；
1998年8月重庆巴南麻柳嘴滑坡，摧毁一个生产队；
1999年8月的巫山县城聚鹤街一带崩岸，摧毁聚鹤、登龙两街道沿江一带建筑；
2000年7月的云阳头塘滑坡，原县城至新县城公路中断半月之久；
2001年1月的云阳西城后山基岩滑坡，其堆积体于今年6月下滑，直接摧毁治理工程和数栋建筑；
2001年5月的武隆县城北仙女路崩滑，摧毁八楼一底楼房，损失惨重。
在这些已经发生的地质灾害中，崔大师分析说，现在，沿江两岸所有城镇都有几百乃至千年的历史，它们多数处在复杂的地形地质环境中，经历了无数次地质灾害的袭击，但它们由小到大逐步建设扩大至今。这些城镇能够生存并发展到今天，最根本的一条是我们的古人遵循了因地制宜，依山就势的准则。而库区新建城镇的规划，基本上按照的是平原地区的现代化开发模式，大挖大填是这类规划的必然产物，也有可能孕育出更多的地质隐患。
“崔大师”选用了“有可能”这样的词汇。
从历史上看，人类活动诱发并潜伏下来的地质隐患，从潜伏期到爆发期，可持续几年乃至几十年上百年。
武隆县城2001年5月发生崩滑事件，就是对边坡不合理开挖而诱发的崩滑，潜伏期仅两年。巴东县城后山1992年8月发生的泥石流事件，经科学分析证明，是20世纪50年代滥砍滥伐造成的后果，这股泥石流从诱发到爆发，潜伏期长达40年。
这是自然界对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行为的严厉惩罚。
移民大搬迁这些年来，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重庆市移民局，在地质问题上不敢有任何的懈怠和马虎。先后和“崔大师”一起办了很多次“预防地质灾害培训班”，各个移民乡镇都派专人参加了培训。2001年，“崔大师”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综合勘测局的地质专家到库区各地巡查，给各区县政府官员有针对性地讲当地的地质条件和地质灾害预防，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涪陵区，副区长刘主生、移民局长张念鲁和移民乡镇干部50多人听了“崔大师”的讲座。
在云阳县，县委书记王显刚率“四大班子”、县计委、建委、国土局、移民局以及乡镇长、移民站长等100多人听了讲座。
在奉节县，也是“四大班子”领导人以及乡镇300多人听了专门的地质灾害讲座。
各地的移民部门都举办了地质讲座，近百个移民乡镇聆听了专家的情真意切的“教诲”……
崔大师对此甚为欣慰。他认为：“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事，说明地质问题在库区建设中的重要性已深入到乡镇，相信在今后的建设中，一定会把地质问题放在首位。”
三峡蓄水之后，库岸的地质条件会有什么变化呢？
崔大师分析认为：“在水库蓄水之后，在水位175米以下，原来的陆地将淹于水下，两岸的岸坡处于新的侵蚀环境中。三峡地区长江两岸洪、枯水位区间的侵蚀是长期的历史过程（结果），水位变幅在30米左右，出现频率是百年一遇。三峡水库运行水位的变幅也是30米。”
但出现频率是一年。换句话说，在三峡水库运行期间，江水对两岸的侵蚀强度比自然洪水对两岸的侵蚀强度强100倍。
三峡水库水位达到175米，全年达到175米水位满库运行共有4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一年有100多天，浩荡的江水有充分的时间渗入库区两岸的坡岸，特别是容易浸入覆盖层的岸坡中。由此可以看到一种“可能产生的后果”：1998年的洪水水位低于1981年7月洪水水位6米左右，但由于历时近3个月，诱发库岸崩滑的地方就有126处。换句话说，这次大洪水所诱发的地质崩滑事件，比往年百年一遇洪水所诱发的崩滑事件多得多。
从技术层面分析，三峡是山区，高程400米以下、坡角小于10度的地形不足15%，而且多属顺向坡，又有各类成因的覆盖层。
在这样复杂的地形地质环境里，要建设百余座人口规模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的现代化城镇、上万农村居民点，开垦耕地以及县际、乡际公路等，还有不断地改造原来的地形地质条件的各种工程开工，也有可能诱发新的地质问题，但到底有多少地质问题会悄悄潜伏下来，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
地质环境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对自然地形地质的保护与改造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相互协调还是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可达稳妥可靠的目标；相互冲突，必将诱发、潜伏众多的地质隐患。
鉴于三峡是山区，城镇建设被迫在斜坡上进行，库岸再造和斜坡上的不合理，特别是高边坡，是制约斜坡稳态的两个直接因素，地质问题的复杂程度，就是库区对这两个直接因素的认识程度。
水电开发引起地质灾害的问题，社会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人认为地质灾害是因为水电开发引起的。提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谁都知道，在我们所处的地质环境中，地质灾害是自然界一直存在，并时常发生的，并非是修了水坝才引起地质灾害，不修水坝就不会产生地质灾害。
从三峡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地质灾害中，目前还没有一起是由于修建三峡大坝造成的，但是，水电开发肯定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水文地质条件的改变，也有可能引起地质灾害，这也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因此，在进行大规模的水电开发之前，经过详细细致的地质勘探工作，要把潜在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这才是科学、求实的态度。
库区对三峡地区地质灾害的认识，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来看，三峡库区移民资金静态投资400亿元，用于地质灾害的处理只有6亿元左右。在库区的规划阶段，长江水利委员会综合勘测局以“崔大师”为首的地质专家，对三峡蓄水涉及的1100个滑坡、坍岸调查之后，做出了初步处理方案，前期估算投资为28亿元。
但这点经费仍然是处于“节约型框架”内的初期估算。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大规模的移民搬迁，三峡蓄水之后，库区对地质灾害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2001年7月，朱镕基在三峡工程移民会议上强调指出：加强对崩滑体等地质灾害的监测和治理，是关系到库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子孙后代的大事，刻不容缓，必须在水库蓄水前抓紧治理。对治理工程项目，要快调查、快规划、快立项、快审批、快实施，做到科学论证，简化程序，加快进行。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到2002年，两年安排40亿元专项治理资金。
中央政府决定，由国土资源部全面负责库区的滑坡治理，明确了职责，投入进一步加大。第一期整治库区地质灾害投入了40亿元，第二期整治预计还要投入80亿元。从大规模增加的投入可以看出国家政府对治理库区地质灾害的坚强决心，这一举措同时也告诉库区人民，与滑坡、沉降等地质灾害的斗争，将会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工作。
王超闻知此讯，高兴地邀请了几位朋友小酌。席间，他高兴地讲述了一件往事。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现任职务）卢纯到巫山检查移民搬迁，在码头上，他一下船就紧紧握住王超的手说：“你就是王超呀？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我相信，时间将会证明，你做的梦将会越来越有价值！”
作为资深移民官员的卢纯，为什么会在当时就这样评价王超的梦，是不是他当时已经知道了国家将会加大对库区治理地质灾害的投入？用“你的梦越来越有价值”这个词作一隐晦的预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