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以及时回应为鲜明特征
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在于：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服务社会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目标。因此，回应型政府的价值目标是以满足公民的需要为其价值取向，不断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及时、快速、有效地面对和解决各种公共问题与社会问题、更好的服务于社会。需要指出，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是对社会需求的响应，但并不应将其理解为只是对社会利益要求的满足，考虑到社会需求合理表达的可能性，考虑到社会的自治度和成熟程度，回应还包括对社会需求的引导，这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实现的。因此，回应的效果，应理解为满足需求和主导需求。
（5）以合作共治为核心要求
在传统政府管理中政府主宰公共事务管理，政府之外的组织和公众是被动接受者。公共治理理论认为公众、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应参与到政府治理过程当中，形成“政府—社会”间“回应—参与”的良性互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在“政府—社会”的关系中，回应型政府认为政府职能的实现，离不开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治。俞可平强调：一方面，建立在政府与社会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基础上的政治权威，有利于形成政府对社会积极、稳定、有效的回应机制，从而能更好的回应社会和公众的需求；另一方面，强调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治，不能忽视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回应型政府职能的实现，离不开政府和社会两个主体共同发挥作用。
四、政府回应的理论基础
1.公共治理理论中的回应
治理更多地是一个社会作用日益明显、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影响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单向度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安排，而主要通过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协商，共同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23）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府权力运行向度，凸显了社会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虽然治理理论还不很成熟，其基本概念也还比较模糊，但它十分清晰地赋予了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的不同涵义。如果说传统政府理论认为政府是社会管理的主体，自上而下的统治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的话，那么，公共治理理论的主要发展则是强调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间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及其双向互动、相互影响的必要性。公共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学者罗西瑙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著述中，把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他强调，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无须依靠国家强制力来实现，其主体也未必是政府。之后，有关治理的论述不一而足，大多论述了相似的思想。总之，从根本上说，公共治理理论，其实就是研究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府如何与社会合作，共同治理或共同解决公共问题，以达到治理的良好状态，即“善治”。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目标。“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24）回应，是善治的基本要素。没有对政府回应性问题的研究，就难以研究善治问题；政府回应力就是研究如何在不断提高并确保政府回应社会的自觉性、稳定性、有效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实现政府的善治。
2.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的回应
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同样是研究政府回应力问题的理论指导。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在有关政府回应社会的问题上，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还是新公共服务理论，虽然具体观点不尽一致，但就通过改革、建设全方位服务或回应社会的责任政府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美国学者奥斯本等人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时概括的政府再造的十个方面，其中一条就是，要建设“顾客驱使的政府（customerdriven government）——满足顾客而不是官僚制度的需要”。虽然其中的企业化政府改革原则有其局限并受到了批评，但其“顾客驱使的政府”的理念，蕴含了对政府正确、及时回应社会的要求。（25）相对于政府而言，新公共服务理论则更进一步。总之，较之于传统的政府理论，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还是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都有一个重要共识：政府不应是权力的惟一所有者，而应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创造机会或条件，将公民个体利益，整合成社会公共利益，并完整地加以回应。
虽然新公共管理理论解决了回应滞后、低效的问题，但是却无法在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之间做出统一的理解，也没有对回应视野中公民角色有一个规范的合理解释。而其对管理结果的过度关注所导致现实、短期利益对于长远根本利益的替换，又使政府回应体制陷入价值沦丧的危机之中。与此同时，随着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以及公民权理论的复兴，公民作为公共服务的“用者”和“所有者”角色的地位得到了肯定，《政府是我们的》一书中提醒我们：政府属于它的公民。
3.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回应
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服务，在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于公民，重视公民权和人的价值。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了政府和公务员的角色——服务而非掌舵，同时，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一书中指出，政府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应将公众置于首位，重点不应当放在为这艘船掌舵或是划桨上，而应该放在建立明显具有完整性和回应性的公共机构上。（26）这实际上表明服务包含了回应，回应是服务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服务的公民是我们的主人，在回应主人时，我们认识到每一个主人都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有利害关系，并且所有主人的指导和参与都是需要的和适当的。”政府的作用应更多地体现在把人们聚集到能无拘无束、真诚地进行对话的环境中，阐述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共商社会应该选择的发展方向。在一个注重公众和社会需求，并要求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服务型政府中，政府的职责不再是用政府的主观意愿去代替公众的实际需求，而是使政府服务的根据来源于公众的需求，并对其作出及时的回应。
登哈特认为，政府应该“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主张维护和发展公民权，认为公共服务就是公民权的扩大部分，强调公民参与对治理的重要影响。同时，他还极力主张公民应该积极并且真正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因为公民参与能够保证公民权的实现，通过实际的参与过程能使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并从参与中得以控制自己的生活环境。应该说，参与能够促进公民意识的觉醒，提升公民的公共责任感。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官员要有一种关心和参与的态度，负有倾听公民声音并对其话语做出回应的责任，应创造能够互相学习的对话和参与环境，促进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或公共管理活动。回应实质上体现的是作为公民自身的公共权利。
综上所述，政府回应理论伴随着公共行政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治理时代，其特征就在于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共同拥有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威，共同追求善治的目标——公共利益实质性的实现，其本质上是公共管理权力之于社会的回归。治理弥补了政治、行政的鸿沟，它意味着“各种公共利益的或者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合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27）政府回应的理论呼唤从政府向公民中心化的转移和政府与公民之间服务关系的确立。由此，民主治理型回应就理应成为公共行政“公众回应性”的主导承载模式，它是政府对于依靠自身信息、技术和诚信优势通过与公民之间善意的对话交流和教导所引领出的公民理性意志和利益的反应和回复过程。政府回应自此将不再是一个政府垄断的单方面作为：首先，它在与公民之间积极善意的对话中，确立和承接了来源于公民利益升华的真实的公共利益，避免了回应的非理性短期效应。其次，公民作为公共服务拥有者地位的确立，是回应的责任体系摆脱了之于政治的间接性和市场的片面性，对公民直接负责、增强了回应的真实感和效度。可以说，政府的回应实现了对于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
五、政府回应的不同模式
回应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理论框架下的。回应指的是政治领域对社会领域的响应。社会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需求、价值需求、文化需求和经济需求，各种需求并不都是一致的，对需求的回应是对利益的选择与整合，但并不是所有的需求都是需要政府回应的，社会需求以社会整合的方式无法进行利益整合，或社会整合成本大于制度整合成本时就需要政府对此类需求回应。
从“传统官僚行政”到“现代民主行政”更是把政府回应性提到了一个高度。传统的公共行政对公共行政生活的根本价值、目的、伦理缺乏从系统的高度进行反省，单纯追求行政效率，反而缺乏效率。所以1970年代以来，各国的行政改革开始下放权力，加强公众参与，以人民意愿作为政策选择的最终标准，通过这些价值观念的转换，建立“民主行政”的模式，从而实现公共行政的宗旨和目标。在民主行政的政府管理模式中，政府管理过程不仅仅是为了权利自主性扩张和能力展现的过程，更多的表现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的过程，也就是说，政府“行政权力的运作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强制性、支配性和惩罚性，在某种意义上还取决于相对人及社会公众的同意”。（28）公共行政只有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才能够取得“最大程度的同意”；而只有实现了民主行政的管理模式，公众利益意志表达的机制才能够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回应就是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之与非政治整合的公民意愿和利益诉求的反应及其相应予以回复的过程和作为。但公共行政“公众回应性”的实现在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公共行政范式中，也有着不同的模式载体和各自的理论假设和内涵。
对政府回应的主导模型的研究大概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行政管制型"政府回应、“服务市场型”政府回应、“民主治理型”政府回应。
1.“行政管制”型回应
“行政管制”型回应是在政府和公民之间管制关系的纬度下得以确立，以传统公共行政学为知识背景的政府回应模式。它接受了公共利益从政治层面上加以完整界定之后，以工具理性为本质特征的公共行政之于公共利益实现最大化保障的推论。“回应意味着政府对民众对于政策变革的接纳和对民众要求做出超一般的反映行为”。管制型政府回应的功能就在于消化民意以应付政策回馈，弥补政策过失，确保高效、经济的落实政治意志。在这种类型的政府回应下，公民的意愿和利益申诉被看成为“闲杂事务”与“分外之事”而尽量予以回避。尽管政府回应在管制视野的统御下，在理论和实际层面都处于边缘地位，但政府却无法否认自身“公众回应性”作为的存在。首先，“由于代议民主在转达公众对政策期望上并不完整”，（29）这就使得政府回应仍然有存在的政治空间。其次，在工具理性的公共行政活动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自由裁量现象。尽管自由裁量因权力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组织上下都在使用它。那些直接与公众打交道的人更时不时地运用大量的自由裁量权。所以，传统的观点承认政府回应的存在，只不过是把它看成“以牺牲专业效率为代价的必要邪恶；至少体现了政治权宜之计”。
归纳起来，管制型政府回应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作为主、客体的“错位安排”。政府回应理当以“公共性”为自身行为的核心特征以公共利益为主导价值方向。但是，理性主义公共利益理论的传统所信奉的，是经由政治抽象的“公意”实现的保障意义；作为回应主体的官僚牢牢的以技术、信息优势占据着回应关系的核心位置，而真实的公民利益和意志却很少在行政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被加以关注。
第二，政府回应的“规范化”。当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面临公民希望个人方面的、人格化的正当利益诉求时，基于官僚制的传统，政府回应主观期望和现实接受的仍然是来自相对官僚体制上层对于民意的重新整合、规范和些许创新的解释。这种正规而非人格化的回应特征对回应关系主、客体之间都构成了不同程度的遏制和压抑。
第三，“意见箱”式反馈控制的管理过程。在这种回应过程中，回应的逻辑起点是政府信息传递的单向关系；政府回应更多的是发挥了意见箱的作用—收集政策和管制过程中出现的异己意志和诉求意愿，最终形成修补原有决策和管理活动的潜在的可能性建议。行政过程之于公共利益的前馈交流和事中调试，是管制回应考量之外的事物。
2.“市场服务”型回应
正如公共行政理论给予解释政府所面临的信任危机、管理危机、财政危机的困惑所形成的对于传统官僚制理论的扬弃，在回归市场价值和工商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以管理效果为主导价值观的新公共管理主义作为知识背景，“市场服务型”逐渐成为政府回应的主导承载模式，它是在政府和公民之间“企业家—顾客”关系维度下得以成立的。此时，回应意味着政府对作为顾客和消费者的特定公民所表达的特殊偏好和利益诉求的有效及时反映和加以满足的作为。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主义作为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为政府回应提供了有效转型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指导。首先，理性经纪人假设，将公共利益的承担主体从整体性的公民化解为个体的顾客或者消费者，从而做出了有效的市场竞争和消费者主导选择对于公共利益促进作用的主观判断，这使得政府回应接受了“追求最优化策略的自利的个人要求适当的决策规则或者决策安排来处理不同结构的事物”（30）的判断，政府回应开始具备针对个案化、特殊性需求的行为特征。其次，分权治理改革又带动了以“流程再造”为标志的公共服务的流程重构，这为直接有效回应顾客的需求突破了等级制的组织过程樊篱。最后，管理主义对绩效结果的关注推动了绩效预算制度对于现行预算制度的普遍替换。这使的公共服务的效能成为政府利益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促进行政主体对自身顾客关系的关注和回应能力的提高，确立了“顾客驱动型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满足官僚机构需要”的回应理念。市场服务型回应的主要特征为：
第一，关注个体利益的行为导向。顾客对公民身份角色替换，使市场型回应具备了直接面对公民利益诉求的行为正当性，也使的政府回应的责任机制增添了对顾客负责的内涵。在此模式中，回应是围绕不同顾客或者不同时期的需求贯穿始终的，通过对顾客需求的有效反应和回复，公共服务得以提升自身的质量和效能，同时也获得了自我利益增长的前提。第二，回应过程的交易性。作为消费者的公民，“个人被假定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决定者，他们有能力确定自己对特定商品或服务的需求量的多寡以及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31）市场型的回应实现了对于个别公民或者特定群体的特定利益诉求的直接高效地反映和回复。
第三，回应服务的垄断性。市场型回应关注顾客的现实需求，但是否认服务内容的顾客界定权，留给公民的是作为消费者回应服务的自由选择权；回应服务是以公民自身消费能力为基础，在众多不同层次的公共服务选择机会中理性选择的结果。
3.“民主治理”型回应
市场回应以公共利益作为个体利益聚集的假设和“企业—顾客”的角色关系认同，实现了政府回应的积极作为和回应视野中公民利益的复活。这种本质上从非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转变路径，虽然解决了回应的滞后、低效问题，但他仍然无法在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之间作出统一的理解，也没有对回应视野中公民角色有一个规范的合理解释。实践中，市场回应型中的顾客角色假设显然无法有效面对和满足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意志和利益要求；而对于管理结果的过度关注所导致现实、短期利益对于长远根本利益的替换，又使政府回应体制陷入价值沦丧的危机中，无法自拔。理论和现实的压力预示着政府回应模式的转型。民主行政对于政府回应的未来主导模式的转型提供了理论背景基础。
第一，几乎与“政府再造”运动同时期兴起的“黑堡宣言”，以公共性作为公共行政合法性根源，引起了“重建公共行政”的学术思索。“黑堡学者”们以公共利益的实质描述了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其中“扮演少数人的角色，以其专业判断追求公共利益的大成，而非盲目的回应多数人的不当要求；扮演平衡的角色，回应组织外环境的要求兼顾对专业的责任；为公共利益的目标扮演分析者与教育者的角色”（32）的系列主张为政府回应提供了不同的角色定位和功能描述。
第二，公民权理论的复兴不仅肯定了公民作为公共服务的“用者”和“所有者”角色，而且还赋予了公务人员作为职业公民的非官僚化的角色特征，库伯就认为“公民角色是认识公共行政官员角色的基础”。登哈特夫妇则在政府回应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上一步指出“我们所服务的公民是我们的主人。在回应主人的时候，我们认识到每一个人对我们的作为有利害关系，并且所有主人的指导和参与都是需要和适当的，我们不仅关注每一个人的自身利益，而且必须要就更大的公共利益来进行持续的对话”。（33）
第三，后现代公共行政对话理论也为政府回应的转型提供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行政哲学基础。福克斯和米勒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指出，“在官僚机构中，鲁莽社会的行动领域要被合理组织的行动领域所取代，对层级指挥程序的服从取代了与他人移情关系，在独白式的沟通中，没有任何互动，没有任何机会从言语上努力界定问题界定应该就此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换句话说，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主张以“对话”理念来替换以往的客观测量和理性分析，力图将公共行政推向一个开诚布公的，通过公民共享的话语交流来界定问题、解决问题，导向真正公共利益实现的新局面。
六、政府回应力建设中取得的成绩
随着善治理念的深入，政府已开始对公众的价值期待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和理解。在实践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做了大量有益探索，通过努力使我国的回应机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回应环境的改善
在实践中，基层政府积极摸索和改善回应的公共环境，是增进基层政府回应性的基本条件，有力地促进了基层政府回应力的增强。回应环境的改善，主要是：第一，政府决策方式的变化。政府决策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转变，甚至向广泛民主决策转变，体现了现代民主行政的发展过程，使政府从不透明走向透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而提高了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促进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反映了当代社会的进步、政治的民主和舆论的开放。第二，公众权利得到扩大和维护。公众参与政治的自由度不断扩大，意愿表达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一方面，公众权利得到了基本尊重，比如户籍制度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严格管制，社会的自由流动和公民人身权利获得了基本保障；另一方面，公众维权意识增强，社会中介组织日益发展，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公众的权利表达和意愿要求，已成为增强政府回应力的不可忽视的外部环境。第三，基层民主和社区建设取得的进步。基层民主和社区建设获得的积极成果，为增进政府回应性提供了基础和平台，给增强政府回应力带来了激励和动力。随着基层民主和社区建设的发展，民众参与的作用日益凸显，不再是以前的无所作为，而是积极地影响着基层政府的行政方式及其相关行为。第四，民众参与渠道的扩宽。随着现代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增加了民众参与政府行政过程的渠道，公众以自身的力量来影响政府的行为活动成为了可能，使社会舆论监督进入了新的阶段。如媒体披露“孙志刚事件”后，网络的舆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社会舆论反映了强烈的民意，使得政府做出积极回应，宣布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改为施行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2.回应制度的创新
（1）发展阶段
我国历来以政策回应作为政府回应的主要方式，从建国起我国政府在机构设置过程中就包含了政府回应的制度内容，但是所起的作用有限，原因在于这种回应是从政府出发，由上而下进行的单向的回应，并未全面考虑社会民主的意愿，也未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因而做出的政策决策等不免出现偏差，回应失效。该阶段也是政府公共决策回应机制的建设阶段，表现为新制度的确立与回应载体的建设。政府网站的建立是回应载体建设的重要成果，政府网站通过不断更新内容与功能，在发布信息、政务公开和民意反馈等方面的功能日益凸显，不仅公务人员可以通过网络及时了解民情民意，提高政务处理效率，而且有利于公众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让一切在阳光下运行，减少寻租腐败事件的发生。另外，该阶段政府也开始重视从法律法规和制度层面对政府回应性进行完善，这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努力，具体包括政治决策参与的法规化，听证制度的确立，复决制度的完善，决策责任机制以及科学决策系统的政府回应网络建设，这些工作已经开展。
（2）制度创新阶段
该阶段约起始于2000年前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国各级人大和政府各部门在加强政府回应机制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推出了一批制度和措施，使得政府回应能力相比以前有所增强。例如，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明显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不断增加，但是前一阶段我们更加关注效率，在收入分配方面公平性原则体现不足，社会利益矛盾也日益凸显。自郎咸平发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争论以来，社会各界关于改革争论的余波一直未平，回应此种争论，中央政府一方面明确表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另一方面提出要推进新时期的收入分配改革思想，更加重视公平。
政府在积极改善回应环境的同时，在实践中也不断地创新政府回应制度，主要有政府承诺制、政府公示制、征求意见制度、听证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包括“政务公开”、“司法公开”、“警务公开”、“税务公开”）、政府热线、领导接待日、电子政务等等，这些政府回应制度的创新，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有力地推动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从而增强了基层政府回应力。
（3）公共决策互动的回应机制
该阶段政府在政府回应方面的明显转变是把决策思想由“为民决策”转变为“共同决策”，从而形成一个互动的公共决策回应机制。如1989年深圳市首推的“听证制度”，1996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行政处罚、价格调整、立法决策等多个领域推行。1994年烟台市建委推出的决策承诺制度，1995年开始在地方政府推行。1996年沈阳市推出的公示制度，目前已被纳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1999年北京市推出的政府上网工程和现在的电子政务工程在全国已全面启动，市（区）长热线、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地方政府领导与网友对话等制度已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2001年重庆市首推的引咎辞职制度，已被纳入《公务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3.回应载体的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建设电子政府已是大势所趋。2006年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政府网站层级体系的架构已经基本形成。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网站拥有率已经超过90%，在此基础上商务部、交通部和上海、北京等政府网站建设领先的地区和部门已开始重视层级体系间的联系，门户网站和各电子网站之间资源整合的力度加大，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进一步提高，促进了网站服务水平大幅度提升。此外电子政府在服务上向深层发展，不少政府网站建设在事物处理和反应社情民意方面有了重大突破，推动电子政务服务向协同、互动方向发展，比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网站上开辟专栏征集医改方案，社会民意对此反应热烈。不少地方政府开办了市长信箱等，提高了政府对群众意见的反应能力。为提高电子政务的普及应用水平，近年来各级政府在继续加强政府网站建设的同时，还综合运用电话、传真、电视等手段打造一体化电子政务服务平台，提高了电子政务服务惠及全民的能力。以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为例。2010年1月，白庙乡政府在网上公开财务开支明细表，包括接待费等在内的“三公”类开支明细、员工工资补贴、乡长和书记的工资单，其中招待费占总体开支的65%以上。乡领导之初还担心会引起社会不稳定，然而网上晒支出之举，迅速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和认可，对政府提高透明度的行政方式大加赞赏，因为实行公开的目的是吸引投资和项目，提高信用，发展白庙乡。这说明，基层政府公开财务支出，有利于提升其合法性和公信力，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另外，贫困且未受到过多少教育的白庙乡民众的热情参与，表明了参与性民主在基层落后地区也是行得通的，也就是说，基层政府的民主行政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有助于增强基层政府回应力。应该说，许多回应性制度在实施中在影响政府决策、保障公众利益、倡导民众的参政意识等方面已经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从总体来看，我国政府目前正在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提高公务人员素质、推进民主进程等多个方面作出积极努力来提高政府回应能力，具体举措包括承诺制、公示制、听证制度、政务公开制、行政质询制度和国家相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等。这些实践对促进行政工作透明化、提高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起到了促进作用。
政府在不断改善回应环境和创新回应制度的同时，也在持续地发展回应载体，使传统回应载体和现代回应载体相结合，进一步地增强了基层政府回应力。首先，传统回应载体依然是增强基层政府回应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式主要有：第一，政府调研和统计调查。政府调研主要是通过政府公务员走进基层民众中进行调查，收集民众对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的意见及建议，针对信息发馈，及时加以处理。也就是说，政府与民众可以当面地进行互动交流，政府工作人员也可以现场解决和处理民众的难题。统计调查主要是由统计部门进行调查统计，综合反映公共服务的现状和效果。通过对社会各种公共事务进行具体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反映出社会的实际情况，统计出实际的数据，使政府能够及时发现新问题和新情况，并可以迅速地做出回应。
第二，政府借助媒体回应。社会媒体是政府回应的重要渠道。政府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发布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有关政策措施，而社会媒体根据社会的各种需求和公众的意愿表达进行及时报道，成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舆论渠道。政府通过借助媒体舆论渠道收集信息反馈，可以及时了解和回应社会需求以及公众意愿。第三，政府建立回应机构。政府通过建立相应的回应机构，可以增强政府自身的回应力。如设立信访局，这是现阶段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有效又有作为的重要机构。它通过把公众需要解决的各种诉求及其有关情况转送给相应的政府部门进行处理和回应，从而为公众提供专门的政府回应机构。事实证明，政府建立具有专职职能的回应机构，可以多方面地及时、有效地满足社会公众的诉求。另外，现代回应载体正日益发展成为增强基层政府回应力的主要方式。现代回应载体主要是指电子政务，即政府上网。基层政府已逐步建立起自身网站，不断地完善政务公开、业务处理、民意回馈等方面的内容和功能。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推动公众的有效参与和增强政府回应力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基层政府的电子政务总体发展还处在低级水平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实质性互动尚未实现。在实践中，基层政府的回应载体还主要是传统方式，现代电子政务的回应载体承担的职能还并不充分。
注释：
（1）[美]罗伯特·B.登哈特，珍妮特·V.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1.
（2）[美]罗伯特·B.登哈特，珍妮特·V.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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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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