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的众多方面，不仅需要全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而且更需要政府在其中扮演指引、团结社会大众的主导角色。政府如何转变职能，改进效率，迎合公众，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巨大变化是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的政府改革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和谐社会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政府回应机制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一，追求迅速、准确而有效的回应，不断扩大社会参与力度，形成政府与社会公众互动、多元管理主体的格局。这些精神是以民主做为首要条件，即民主政治是政府回应良性运作的必然要求，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能够促进政府回应性的增强，政府回应力度的强化又反作用于民主政治的更加完善。尊重社会公平，认同社会各阶层利益主体平等，提供相同质量的回应是回应型政府关注并尽力满足社会主体多样化的需求的现实取向，它体现了政府是在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实质公平，而不仅仅是形式上公平对待。
第二，政府回应机制的建设和监督又是以健全的法制和强大的法治为后盾的。政府与社会公众在法律面前具有相同的地位，用法制来约束和监督政府的回应行为，只有在法治的前提保障下，政府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与义务，才能得到规范与约束，进而才能进一步确保政府对于社会公众利益诉求能够做出合法回应。另外，政府回应要求尽可能的满足社会不同人群的各种个性化的需求。
二、适应信息时代挑战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数字化、网络化、集成性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并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把知识从经济增长的边缘地位提升到主导地位，进而把知识经济推向人类活动的前台。知识经济初露端倪之时，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能量冲击、改变和重塑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手机网民规模为4.2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上年底的69.3%提升至74.5%。互联网监测研究平台DCCI发布的《2012中国微博蓝皮书》称，经过5年的培育，微博用户总量约为3.27亿。
1.信息时代发展带来的挑战
信息化带给政府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一是信息化将影响到政府的组织结构，信息传导的便利使中间层级的信息传递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多余。二是信息化使个人接收信息的能力大大增强，人们的个性化选择要求更高，政府面临民主参与的压力。三是信息化时代社会变迁迅速，要求政府具有灵活的体制和保持对公民要求和环境变化较高的回应性。四是信息化将根本改变政府的信息沟通系统，从而改变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决策机制。五是信息化时代对政府运行的经济性、效率和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些挑战与政府回应的理念是一致的。要提升政府的回应力应当从社会本位的立场出发，主张政府贴近民众，积极回应民众要求，倡导公民参与，高效服务大众。与此同时，信息化为政府回应力的建立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支持。信息化特别是互联网络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便利。因为，电子化政府的建立为政府机构公开自身工作提供了一个方便、有效、快捷的载体。电子选举、电子公民投票、电子民意调查等为公众表达意愿提供新的渠道。许多政府公共服务可通过网络完成，极大地简化了原来的手续和步骤，提高了行政效率。
2.信息时代发展带来的机遇
传统的政府回应社会局限于政府垄断大量的社会发展的相关信息，而公众对此类信息的获得难度很大，社会群众的信息获取渠道狭窄，信息资源少，造成了向政府表达自身利益意愿的机会渺小，政府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采取主动调查，发放问卷等形式来了解社会情况，不利于掌握全面而真实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而信息时代的加快发展将此类问题逐步排除，公民获得信息不仅在总量上得到增加，更多的是类型多样化的增长，政府在处理日益复杂的海量信息的同时，还要筛选出那些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利益要求并加以满足。这就要求政府首要做到回应社会，然后根据社会回应的内容，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信息时代的发展不仅给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建设并增强政府回应的前所未有的机遇。首先，信息在政府部门内传递的更加迅速和快捷，大大减少了中间层级转递的工作需要，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政府信息沟通系统。再者，公民个人接受各方信息的能力大为增强，不再闭塞的环境使人们在接受到信息后，产生出更多的个性化需求，这些需求将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共政策相关联。为适应信息时代给政府带来的新挑战，政府必须改变以往传统的社会管理观念，要与社会多沟通，及时沟通，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改革和创造出更多新型的了解民众意愿的方式和方法，致力于改革政策决策体制，采用灵活多样的回应方式，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政府服务工作效率等来保证政府与社会回应力度的增加。
李永刚认为，在网络时代，信息隔膜可能会导致政府了解民众需求的能力不足，政府的服务水准达不到期待的高度等。而信息时代的到来，给政府管理者带来新的要求。从“微博开房”到官员“艳照”到“房姐”的热点事件，可以看出，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为政府治理赋予了新的内涵，它的产生改变着公众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参与方式，因此，政府应面向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推行电子政务，降低政务成本，实行适度的透明行政，积极有效的回应信息化时代的公共治理，建立积极的互动回应机制。
三、城市化进程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显著标志，是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的中心，也是社会先进生产力体现的平台，它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场的竞争能力。2025年，全世界将有超过62%的人生活在城市里。人们预测，那时的世界人口会有80亿，而其中城市人口就有50亿，21世纪，肯定是一个城市化的世纪。斯蒂格列茨作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提出，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中，中国的城市化居于首位。他指出：“中国进行城市化将会是各个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着最重要的经济利益。”（1）201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相关人士披露，20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这标志着中国数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逆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2）
城市化，或称城镇化、都市化，是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城市化这个词来源于英文中urbanization。城市化这一词的出现，至今为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然而因为关于城市化的研究具有多学科性及复杂性，城市化内涵的界定，众说纷纭。最早期冯瑞兰提出，城市化也就是农村变为城市、农民变为市民这一过程，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李路路则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发展了城市化的概念，他进一步总结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比重成为了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标志。他指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源泉是农村人口转移。郭书田、刘纯彬进一步完善城市化，即指人口不断向城市或者城市地带集中，也就是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集中的过程。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了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集中的重要性。（3）如辜胜阻等把“城市化”定义为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口、资本、市场、非农产业从分散的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通过比较归纳可以发现城市化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即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农村地区逐渐转变为城市地区、且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该过程当中，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也不断提高，同时城市价值观念与城市文化逐渐成为主体，并不断扩散向农村地区，另外农村中城市特质的增加也属于城市化范畴。城市化就是由于生产力进步所导致的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它的本质就是把更多的农民吸纳到城市社会当中来，人的城市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罗西在社会科学辞典中采用一种综合观点给城市化下的定义是：城市化一词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城市中心对农村腹地影响的传播过程；二是全社会人口逐步接受城市文化的过程；三是人口集中的过程，包括集中点的增加和每个集中点的扩大；四是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例的提高过程。（4）城市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城市化
指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数目不断增加，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提高。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和衡量标准，也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许多学者把对人口城市化的研究作为研究城市化的突破口和主要内容。因为人是文化的载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口在地域内的大量聚集是城市化的重要前提，在人口聚集基础上形成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城市聚集功能和规模经济优势的发挥促使城市发展、城市辐射功能加强，使城市化得以实现。
2.地域城市化
指从空间上看，非城市地域逐渐转化为具有以集中和高密度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性地域。从空间、地域角度上看，一个城市有许多次级地区，如商业中心、工业区、居住区等等，每个次级区域通过交通和通讯设施联结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整合的空间联合体。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地域不断扩展，形成更多的居住、商业或工业区，使原来的农村地域逐渐转化为城市区域或卫星城镇，甚而形成新的城镇，城市的规模、等级、数量都得以发展。
3.生活方式城市化
指随着人们社会身份、职业、社会角色的变化，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社会交往、受教育程度、生活习惯、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进步与改善。相对人口、经济活动等城市化因素，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更为深刻，难度也更大。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文化载体的人自身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对于促进社会持续全面进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见，城市化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经济走向强大和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本象征。
城市化不仅仅是指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而且还包括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等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国家经济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产物，特别是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产物。认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及每一个阶段的特点，是正确制定一个国家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迅速地提高，数据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0年的首次超过50%，预计至2025年将达到59%。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很好地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目前，我国正进入高速城市化时期，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急速向城市流动，给城市的生产、就业、生活、消费带来了积极的作用，也对整个区域的城市体系形成了冲击，对城乡关系赋予了新的内涵。由于快速城市化的到来，许多城市准备不足或者应对不当，各种城市问题也随之涌现出来。这些问题固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但更大程度上是源于管理的不善，城市管理落后于城市的发展。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辉煌的城市文明，同样也催生了许多“城市病”。我国的城市管理模式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管理模式，把城市政府作为唯一管理主体。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上，它表现为权力控制、行政命令、制度约束是主要手段，非人性化的管理相当突出。在如今的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中，城市发展财政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差、公共管理成本过高、管理效率低下、不能对外界的变化和市民的需求做出灵敏的反应等等，都是传统城市管理“惹的祸”。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和城市管理中的问题，并非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许多问题是世界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都在努力探索和寻求改善城市管理、解决城市问题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西方国家首先掀起，然后遍及全球的一股世界性公共管理改革浪潮，以及伴随着这场改革浪潮而发生在西方公共管理学界的从“新公共管理”到“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探索，都是在寻求现代城市的“善治”之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内外环境的变化，要有效地解决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增强服务型政府回应力是迅速的适应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四、新媒体时代发展的内在需求
1.新媒体的内涵
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它利用数字、网络、移动技术，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的传播媒体。（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手机网民规模为4.2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上年底的69.3%提升至74.5%。互联网监测研究平台DCCI发布的《2012中国微博蓝皮书》称，经过5年的培育，微博用户总量约为3.27亿。从“微博开房”到官员“艳照”到“房姐”的热点事件，可以看出，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为政府治理赋予了新的内涵，它的产生改变着公众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参与方式。
2.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模式的改变
（1）互动结构的改变
新媒体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模式，传播者和受众之间被动的关系得以改变，为互动主体提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公共空间，同时也改变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方式。传统媒体的互动是直接的、面对面的，而新媒体时代的互动不受地域和时空影响，实现的是以网络技术和虚拟空间为基础的互动。某件事件一经发起，往往能在短时间内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聚集民意。
（2）信息传递的改变
信息传播不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由政府机构垄断信息的格局被打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媒体，随着手机和网络用户的增加，使得公众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评议信息、发布信息、过滤信息、成为信息的主人。所有这一切变化，变革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改变了我们连接世界的能力。（6）
（3）参与结构的改变
新媒体时代改变了公民的参与结构，为公民开辟了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空间，拓宽了公民参与的渠道，激活了公民的参与热情。公众和政府间的沟通没有了中间环节，建立起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新媒体时代参与的特性还表现在公平性，公众围绕社会公共事务畅所欲言，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能发表见解，消除了身份歧视，公民在其中拥有自由表达及自主决策权，促进了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沟通。
（4）监督模式的改变
新媒体传播的即时性、互动性、公开性使它成为公民监督公共权力运行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7）如借助网络公众可以揭露社会阴暗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在这些舆论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并妥善处理。同时新媒体也成为公民宣泄不满情绪、抨击社会丑恶现象的重要话语表达平台，在这里公众已不满足于“仅仅是某种社会事件的见证者，而越位成为社会生活的组织者、社会场域的监管者和社会价值标准的评判者”。（8）
凯特尔指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改革的战略战术就是试图加强政府的能力以满足公众的需要，它的成败取决于改革嵌入国家治理系统即政治制度、盈利性和非盈利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公众期望与市民社会的深度”。（9）而新媒体带来了一种有效快捷的参与方式，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对政府的工作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面对新媒体时代公众参与的新课题，政府应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回应，扬其利、避其害，使新媒体以一种更加成熟的姿态为公众参与发挥重大的作用。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指出：“政府和国家的自身改革不仅要满足效率的目标，也得对选民做出回应，即使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10）因此，在新的环境下探索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公民积极参与、政府职能明确的政府回应力建设成为必然。
注释：
（1）顾朝林著.城市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
（2）http：//www.csstoday.net/Item/9551.aspx
（3）郭书田、刘纯彬.失衡中国[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4）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增订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408.
（5）陈功榕.新媒体时代公共话语权探析[J].东南传播，2012：10.
（6）郭小安.网络民主的可能及限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20.
（7）李玲、黄健荣.论当下公共治理中的网络话语表达[J].探索，2010：4.
（8）王凯玲、李焕、刘国强.从网络媒介事件的生成探究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J].安徽文学，2011：6.
（9）高聪颖.地方政府的治道变革：国外经验与中国借鉴[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1：2.
（10）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M].孙相东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