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听北影人说——别看谢铁骊表面庄庄重重，其实性格上有极可爱的一面。闻言，一向半信半疑。那日，始信也。终于明白我们以前接触时，常浮现在他脸上的那一种狡黠的笑，不是什么“狡黠”，是骨头里的幽默分泌到脸上的结果。
大家不忍让我们可敬可爱的六十多岁了的团长一直陪我们站着，都催他先过“绿色通道”，到贵宾室去坐等。
他说：“那哪有和大家在一起愉快啊！”
有人推之，方从众愿。走了几步，反身回到大家跟前，俨然说：“本团长要求有个拎包的，大家看谁像拎包的？”
都看看我说：“他像。”
我知他是嫌闷，欣然从去。
在贵宾室，我们聊起了中国电影，谢铁骊于是判若两人，不无悒色地说：“中国电影，以后面临的考验将更巨大，好比某寓言中的驴子，在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市场的要求之间，肯定将熬一个疲于奔命的阶段。”
我问：“您对未来的中国电影有什么看法？”
他说：“那要看中国电影培养什么样的中国观众了。我们现在有些业内人士的思维逻辑是——商业片是拍给大多数人看的，文艺片是拍给很少一部分人看的。如此逻辑，将导致中国文艺片观众越来越少。其实，正常的情况应该是，电影将大多数人培养成像喜欢看商业片一样喜欢看文艺片的人。也就是培养成喜欢看电影的人而不是一味儿朝仅仅喜欢看娱乐电影的方面去吸引。一个国家有多少喜欢看电影的人和有多少仅仅喜欢看娱乐电影的人，这两种情况，对于一个国家的电影业的繁荣发展，那差别可就大了……”
说那些话时的谢铁骊，不再是从骨头里往外分泌幽默的谢铁骊，而是从骨头里往外分泌忧患意识的谢铁骊。
他看一眼手表，忽然说：“才八九个人的一个团，咱俩别太特殊，还是去找大家吧。团长应该时时刻刻和大家在一起。”
见了大家，他一本正经地问秘书长：“哎，请示一下，我这团长，可不可以封一个副团长呀？”
秘书长说：“请示什么呀，我们都听你的啊！”
他看看我说：“那我封晓声为副团长。他自由散漫，给他个副团长当当，他会对自己有点儿要求，我不也少操不少心？”
结果大家都争相说自己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为了对自己有点儿要求，也都讨封。
他说：“都别急都别急，晓声他对内是副团长，对外我得介绍他是我拎包的。咱们这一趟，场面上说话的事，肯定都是我的事儿。我还需要个场面代言人，谁先实习实习？”
大家一时又都摇头，摆手，躲一边去，惟恐被他的目光锁定。……
到达日本，迎接的友人中，有在北京访问过我的那一位彼国女士，五十余岁的汉语言学家。
她的目光一落在我拎的那只印着八九十个小红心的纸袋儿上，就仿佛被粘住了。
谢铁骊朝我挤眼睛；其他成员忍笑。
我说：“您如果看着眼熟那就对了，这正是一年半以前，您到北京访问我时，装礼物的那只纸袋。”
她说：“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谢铁骊听她中国话流利，以团长的身份煞有介事地替我解释：“我们中国人，在礼尚往来方面，民间有规矩。礼物留下了，包袱皮儿那是一定要还的。”
她说：“你保留了一年半，就是为了有机会到日本来，当面还我？”
我能怎么说？
只得顺水推舟：“正是。”
她大受感动，连说：“太使我意外了，太使我意外了！”
别的日本人亦皆肃然。那会儿，我想，我在他们心目中，肯定确立了一个礼数周到的中国人的形象无疑。
上车时，我和谢铁骊并坐。
他悄说：“记着到了住地就还给人家啊！”
我说：“那我里边的东西往哪儿装？”
他说：“你还想拎回国去呀？你作出点儿个人牺牲，服从大局吧！”
……
先是，在国内时，某次电影现状研讨会上，有位第五代导演，谈到谢氏电影时，称之为“小谢”，自然满堂灿笑，惟谢铁骊未笑，认真聆听，仿佛便是“小谢”了。
那位仁兄姓腾，名文骥，亦谢铁骊忘年交。
轮到“小谢”发言，表情、语调，谦恭如第六代导演，甚至是第七代第八代导演。
他说：“承蒙腾老奉承了我几句，惭愧得很，不敢当‘成就’二字。腾老谦虚，说他是‘看着我的电影长大的’。而我呢，是看着腾老们的电影继续长大的……”
包括赵实部长在内，无不笑出声来……
……
到日本的第二天，我不知怎么，对谢铁骊老师也脱口叫出了“小谢”。
全团笑过，都道，叫团长“小谢”，实在是太亲切的叫法了。
他说：“那也得经我团长同意吧？”
大家说：“代表团在国外，凡事尤其要讲民主，我们是多数，您一个人是绝对少数。叫您‘小谢’是我们一致主张，您要少数服从多数。”
他说：“那，我只有一一称你们某‘老’或某老师啰？”
异口同声曰：“要得。”
团内叶大鹰年龄最小，“小谢”问之：“以后我称您叶老师，不会有不自在的感觉吧？”
大鹰立即回答：“感觉好极了！”
自此，“谢老师”之称废除，便一律叫他“小谢”了。剑雨兄一时改不过口，每遭大家批评。
而“小谢”，自然是要称我“梁老”的。
有次，在地铁站口，一位新派的日本带队小姐，手持团员名单点名，罢，不安地问：“怎么少一个人？”
都说不少啊。
问：“你们在客车上总叫的那位‘小谢’呢？”
大家忍俊不禁……
还有一次，与日方中日友好人士座谈，对方代表做了较长时间发言，“小谢”发言时，显然是出于礼貌，也说了十几分钟。
在回宾馆的车上，他问大家：“我讲话时，感觉你们听得挺不耐烦。”
异口同声：“对。”
又问：“嫌我说的长了？”
还是异口同声：“是。”
“那，诸位老师批准我以后讲几分钟？”
七嘴八舌之后，统一为五分钟以内。
当晚，是联谊性质的活动，“小谢”团长发言时，从腕上捋下手表，放于桌面，情绪饱满地侃侃而谈，还引用古诗句。团员中有人交头接耳，暗暗计时。
一回住地，大家齐聚他的房间，都道是“小谢”该表扬，因为他的发言仅四分半。
团员中女编剧王浙滨，一本正经地点评：“多精彩的发言啊，多一字嫌多，少一字嫌少，我们严格要求您还是对的吧？水平—下子就上去了！”
他也不免得意起来，说：“承蒙各位老师培养，小小的进步，有你们的一半功劳，也有我自己的一半功劳嘛。”
叶大鹰坏笑道：“高水平都是逼出来的，咱们再将‘小谢’的发言减少一两分钟怎么样？”
大家很人道，说那对团长的要求太过苛刻了，凡事不能过。但表扬也不能白表扬，团长得对表扬意思意思。
结果，是“小谢”请我们去吃顿夜宵……
回国前一天，有半天逛超市购物的时间，团长要求大家都得去，不准任何人的假。他那话是冲我说的。还说，不在日本多少消费点儿，怎能对得住主人们连日来热情周到的安排？
那是一家半大不小的超市，满眼都是写有“100元货”、“10元货”的纸条。货物也自然是小东小西。但大家到那种地方去，正是都要买些新颖别致的，有纪念意义的小东小西。
那些东西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我闪于一旁呆看而已。
“小谢”却不容我置之度外，一会儿在某货架后轻轻唤我：“晓声，过来，看看这儿有你喜欢的没有？”
一会儿悄没声地突然冒出在我跟前，也不言语，拉着我手就往某处货架那儿领……
我说，我其实根本没打算在日本买任何东西。
他急了：“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是不对的，我坚决抗议！”
我说，我也根本没带日元。
他立刻说：“我有，我有，足够你花的，你说你要多少吧！”
那时的“小谢”，像是那一家日本超市雇的导购员、推销员或业务总管。而且，是王牌的。—会儿帮这个拿不定主意买什么的人做出决定；一会儿怂恿那个买下他认为绝对值得买，不买就是大傻瓜的东西，不亦乐乎。
有成员问他：“那您呢？”
他先人后己地说：“我不急我不急，我是团长嘛，得先让你们都买到中意的东西！”
我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终于由他垫付了几十日元，买了几样他替我决定的小物件。
在车上，大家一个个心满意足，大有所获的样子，还唱歌。
我照例与谢铁骊老师坐一起，问他：“您是不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啊？”
他说：“当然，那当然！”
我说：“普遍而言，男人是不愿逛商场买东西的。”
他说：“那是不愿体验生活乐趣的男人。”
我说：“那是女人们的生活乐趣。”
他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以女人的生活乐趣，也应该是男人的另一半生活乐趣。不经常体验体验，就不够理解女人。连对女人都缺乏理解，怎么谈得上较全面的理解生活？”
我说：“那您经常逛商场买东西吗？”
他说：“那可能吗？根本不可能啊！所以只要有机会，就该像女人那样逛商场。多好玩啊！”
……
七天转眼过去。
当我们走出北京机场，望着谢铁骊老师，即将分手各奔东西时，我看出每一个人都有些与他依依不舍了。
他说：“诸位老师，以后还愿意和我出国吗？”
异口同声：“愿意！”
叶大鹰补充了一句：“以后要不是谢老师代队，那咱们谁还出国啊？！”
他笑道：“大鹰这话的意思好像是，把以后率你们出国当成任务压给我了。”
王浙滨的眼立刻一亮：“再什么时候？”
……
几个月后，忘了因为什么事儿，我去过铁骊老师家一次。那时，他的家早已搬至木樨地了。其实也没什么非去不可的事，大约仅仅是由于想他了，找个借口见他一面吧？
他摆出了好烟，沏上了好茶，和他的夫人共同陪我聊天。他夫人也是北影人，也和他一样待人亲切，虽然和他交谈的场景不同了，我亦不觉拘束。究竟聊了些什么，却早忘了，左不过就是电影话题夹杂着生活话题罢了。
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沙发上的一本书——《茨威格小说集》。
我不由得问：“您还喜欢读外国小说？”
他说：“是啊。中国的文学和电影，一向是三维视角——政治的，民生的，综合成故事的。西方是四维的。”
我说：“多那一维是心理的。”
他说：“对。”
我说：“中国心理小说也将涌现了。”
他说：“不知什么时候，中国会有心理电影。”——想了想，问：“心理现实主义，中国也需要那样的电影。我是肯定没机会拍那样的电影了。”
前辈脸上，显出了心有不甘，心有郁闷的表情。一小时后，他的侄子回来了。那是个面容清秀，身材颀长的青年。前辈向我介绍，侄子是研究佛学的，而且是硕士，同时是居士，在京工作，住他家里；已编辑出版过几部介绍佛学故事的书籍。
居士问我对佛教是否感兴趣？
我就回答了我对佛教的认识，局限于文化层面的理解而已。
于是其侄请我到他的小房间，向我介绍几类佛教知识方面的书，同时赠我几本。结果，一聊起来，竟忘了真正的主人夫妇了。
快中午时，我离开居士的小房间，见谢老师夫妇，双双坐在沙发上候着我的出现呢。
我不禁脸红。
谢老师说没什么，说自己难成侄儿的知音，侄儿遇到一个有些共同语言的，可以理解。
他们夫妇要留我用餐，我执意告辞了。
铁骊老师送我下楼，在电梯里说：“我是无神论者，侄子是虔诚的有神论者，还住在我这儿，朝夕相处，也是和谐共处，谁也不企图影响谁，不争论，不对立，彼此尊重对方的信仰，有意思吧？”
我说：“不仅有意思，还耐人寻思。”
他说：“文化之事，最应该讲共同存在的原则。文化观点的誓不两立，其实是不可取的立场。军事上，一个师团消灭另一个师团往往是容易的。文化上，企图用一种抵消另一种那就是文化专制主义了。文化消亡的现象，更多时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
我说我同意他的看法……
自那以后，我竟再也没见过谢铁骊老师。屈指算来，不通音讯十几年矣。
每想念。
再屈指一算，谢铁骊老师已是年过八十的人了。
谢铁骊，一位一生喜欢读书的中国电影导演；也是一位名著改编情结很深的电影导演。同时是一个从不端艺术架子，高兴与年轻人打成一片的人；一个平易近人的，幽默风趣、在人际关系中反对斗争哲学、主张和谐相处的人；一个在年轻人心目中具有魅力的，不仅可敬，而且特别可爱的人。
大约，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是与人斗争过的。便是在“文革”时期，和“四人帮”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