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与谢铁骊老师之间的友谊，竟是由我对他的批判开始的。批判二字不带引号，自然意味着是真正的批判。而且是咄咄逼人，火力相当猛烈的批判。
但我批判的只不过是他的一部电影——《包氏父子》；并未见诸文字，可谓“口诛”。
事实上，在那之前，我对他是心怀敬仰的。因为他所执导的《早春二月》，是我喜欢的电影之一。作为北影编导室当年最年轻的编辑，他也是认得我的。受编导室领导的指示，我还曾到他家里汇报过什么事情。当年，在电影界有“南北二谢”之说。“南谢”指谢晋。“北谢”，即指谢铁骊老师。当年，他打算拍什么电影，都会成为报刊争相报道的新闻。
话说那一年（大约八十年代中期），谢铁骊老师完成《包氏父子》后，在北影小放映室专为编导室的同志们放映一场。用他的话说，是“艺术汇报”，“希望听到自家人开诚布公的评论。以求进步。”
灯亮后，掌声起。在回编导室的路上，耳边已然好评不绝。
《包氏父子》改编于张天翼的一篇同名小说：主人公为老包小包父子二人。老包是一大户人家的老司门人，小包是其不争气的儿子，龄在少年。小包的母亲死得早，老包对儿子寄以厚望，惟恐他将来如自己一样，成为人间一条没出息的“虫”。在他的逻辑中，别人家的儿子能成“龙”，自己的儿子何以不能？为了将儿子送入较好的学校，老包四处借债交学费，甚至抵押上了父子二人唯一可住的老屋……
影片中的结尾是令人极为同情的——小包成为那样一所为富家子弟开办的学校的学生，非但对父亲毫不体恤，毫不感恩，反而沾染恶习，要求穿名牌，要求有充裕的零花钱，还吸烟饮酒，整天一门儿心思琢磨怎样获得暗恋的女生的青睐。终于有一天，小包因偷盗被警车载走，泪流满面的老包之绝望，语言文字难以形容……
电影是特别忠实于原著的。
谢铁骊老师为什么亲自改编张天翼的那一篇小说并执导为电影呢？
乃因，当年高考恢复没几年，大学成为一切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心目中唯一的“龙门”。某些家长，并非将大学视为知识的殿堂，而是视为造就“人上人”的殿堂。在他们看来，大学能如此这般，那么当然比任何殿堂更加神圣。
于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亦屡屡发生《包氏父子》之类的事情。谢铁骊老师不止一次从报上读到了相关报道，以电影警示现实的艺术冲动油然产生。
公平而论，那样的一部电影，即使在今天，亦具有现实意义。
讨论会气氛热烈，人人发言踊跃，无论从艺术水平还是现实意义方面，充分肯定的意见都是一边倒的。
只有我没发言了。作为编导室最年轻的剧本编辑，我的发言也往往是人们期待听到的，正如今天人们对某些80后的声音所持的态度。即使听了大不以为然，毕竟也还是想听听。况且，当时的我，同时也是三次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奖的青年作家了。
“这是一部在社会认识价值方面只能给予最低分的电影！”
我话出口，语惊四座。
责任编辑陈瑞琴大姐，坐我正对面。她和她的先生，电影学院著名的电影理论教授余倩先生，与我关系友好。
我的话令陈瑞琴大姐极度惊愕。
接着我引用鲁迅先生对张天翼小说的一种评价。鲁迅说（大约是对萧伯纳说的），张天翼一向执着于反映中国底层人们的命运，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张氏对底层人物的描写，却每每讽刺挖苦有余，缺乏体恤与同情的温度。有时其对小人物的批判，“几近于作践”。而《包氏父子》，恰恰证明鲁迅对张天翼小说的善意的批评言之有理；而电影《包氏父子》，恰恰又形象化地放大了张氏小说的缺点……
其实今天看来，窃以为，鲁迅对张天翼小说的批评，我们借以来评价他自己的某些小说，似乎也无不当之处。而且，当年的我，并不曾核实鲁迅那话的出处，只不过从某本书中偶然读到了不带引号的一段话而已。鲁迅究竟那么说过没有，在我这儿明明是存疑的。但会议中，意在拉大旗，做虎皮，当成轰向著名导演的重磅炮弹。是耶否耶，也就不管那么多了。
接着，我又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进一步批判《包氏父子》的缺乏深度——贫富悬殊导致优良的教育资源被少数富人阶级占据，而这进一步导致社会人口素质的两极分化，于是富者可持续地富，贫者代代贫。电影批判的重点，应针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而非老包那么一个可怜兮兮的底层小人物。老包的悲剧，归根结底，是社会巨大影响力之下的悲剧一种，正如苔丝的悲剧、于连的悲剧折射的社会问题……
如果我是心平气和地谈出我的看法，那么再正常也不过。但我几乎声色俱厉，还拍了几次桌子。
讨论会在凝重的气氛中结束。
之后我懊悔不已，因为谢铁骊老师毕竟是我所尊敬的前辈。他在“文革”中因电影《海霞》而向刚刚复出政坛的邓小平状告江青一伙文艺沙皇行径的事，使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著名导演。
以后，我若在厂内望见谢铁骊的身影，绕道避行。心有所虑，怕迎面相遇。
某日，我又绕过他的身影，正低头走着，听到有人叫“小梁”——一抬头，竟是他。不知他何时走到我跟前的。
我尴尬。
他和气，说：“你对《包氏父子》的看法，别人转告给我了。”
我暗想，那是必然的呀。
嘴上却说：“我年轻，乱放炮……”
他微笑。那一种多少有些狡黠意味的笑，分明在暗示我——少跟我来这套！是不是你心里话，我听得出来的。
我尴尬之甚，又违心地说：“谢老师千万别拿我的话当真。我那天的发言太情绪化了，请您多多原谅。”
不料他说：“年轻人发言，没点情绪色彩，那还像年轻人？你的看法有一定道理。”
我说：“您真这么认为？”
他说：“某些人间悲剧，肯定是社会问题导致，但绝不能说全是。人自身的思想意识，往往也成为导致悲剧结果的原因。某些文学作品揭示悲剧的社会外因，固然应予肯定。而某些文学作品揭示悲剧的主观内因，也不应大加排斥是不是？这是我对《包氏父子》这一篇小说与你不同的看法。至于《包氏父子》这一部电影，我自认为不像你说的那么糟吧？起码两位演员的表演还是到位的吧？”
我说：“是啊，是啊。”
他又笑，还是笑得有些狡黠。
这时又走来北影的另一位大导演，插话与他交谈起某事来，我借机溜走。刚走几步，听到他在背后大声说：“小梁，以后不许躲我啊，我是愿意和你们年轻人交朋友的嘛！”
从此，我对他不再敬而远之，我们的关系渐渐友好起来。但怎么一来，竟友好到了彼此一见就都心里高兴，喜笑颜开的程度，我却完全回忆不起来了。
两年后听说，他打算将张平的小说《天网》执导为电影，并一如既往地亲自改编剧本。
《天网》当年争议颇大，似乎还牵扯到了什么名誉权之类的官司，当然那纯粹是地方上某些做了亏心事的官员的无理取闹。而谢铁骊那时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于是厂里厂外，界内界外，有不少好心人劝他三思而行。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你谢导在北影享有拍摄特权，得心应手地拍题材保险的电影不是很好嘛，干嘛也非要蹚“雷区”呢？
我给他打了一次电话，表达热烈的支持。
电话那端，他呵呵笑出了声，欣慰地说：“和年轻人交朋友，就是有益无害嘛！”
我说：“那也得分什么样的年轻人吧？”
他说：“那是那是，得您这样的。”
他将“您”字，说出了强调的重音。
我也不由得笑出了声……
我是那一届华表奖的评奖委员会成员。先前听说，某些人士对电影《天网》极不以为然，从政治上不喜欢。我便力挺《天网》，认为《天网》理应获得华表奖。
恰巧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评奖情况，我对着镜头振振有词：华表奖是政府奖。政府奖的宗旨应是人民电影奖。人民电影奖当具有人民性。什么是电影的人民性？歌颂现实中人民所拥护的好人好事，是谓人民性。批判现实中人民所反对的人和事，也是电影人民性的另一方面。谢铁骊导演以真诚的现实主义艺术情怀，拍了一部体现另一方面人民性的电影，难能可贵。因为体现另一方面人民性的电影太少太少……
我不知后来中央电视台对我的采访播出了没有，但我关于华表奖的那些话，当年却在京城电影界很是流行了一阵子。
我再见到谢铁骊老师时，又是在北影院内的路上，当时他身旁围着些记者。我欲绕行，他又叫住了我。
我只得走过去。
他说：“关于电影的人民性，你对他们讲讲。”
我红了脸说：“采访的明明是你，我讲什么呀？”
“版权属于你嘛。没碰到你，另当别论。既然你在这儿了，我不能不尊重版权所属人啊，是吧？你说你说，你说的是原版。”又问记者们：“你们是不是想听原版的？”
我所熟悉的那一种狡黠的微笑，就又浮在他那永远给人以亲切印象的脸上。
我只得说。
当我们离开记者，并肩走着时，他说：“有人觉得你是我的死党。”
我说：“是吗？”
他说：“咱们为了避嫌，要不你以后发现我，还是绕道走？”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他又说：“如果那对你是件困难的事儿，我以后绕着你走也行。”
我说：“我又没犯什么错误！”
他说：“现在是没有，谁知我以后怎么样啊！中国人活得都挺不容易，犯个把次错误很容易。”
我不由得驻足看他，却见他满脸灿烂的笑容，笑得孩子般的无邪，这才明白他是在一路打趣……
九十年代初，中国电影家协会组成电影代表团出访日本，成员名单上有我。我那年已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因老父亲病故，长久难以从悲痛中自拔，决定不去。
影协方面又打电话来说：“谢铁骊同志是团长，他很希望你去。”我立刻说：“那我去。”
二
我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在我看来，谢铁骊老师基本上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只偶尔幽默一下罢了。那次访日，完全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原来他竟是一个连骨头里都可能积淀着幽默的人。简直可以这样说，没领略过谢氏之风趣的人，就等于根本没有真正认识他。
在机场，相见后，他提醒地问：“你的包呢？”
他知我记性差，怕我丢了包，足见他这位团长，当起来也像当导演一样细心的。
我左手拎一纸袋，右手拎一纸袋，答曰：“就这些。”
“就……这些？……”
他一脸讶然，绕我三匝，站我对面，上下打量我。
我穿一双旧皮鞋，鞋帮有皮补丁，却赤着脚；裤子洗过几遭，缩水了，露踝。
他又说：“脚脖子还挺白。”
我说：“男人对男人，不欣赏脚。”
他说：“别自作多情，我怎么那么爱欣赏你？我是以团长的身份，对你表示不满。上身西服，不扎领带，却扣着衬衣领扣！脚穿皮鞋，还不穿袜子。明明出国嘛，竟不带包，拎两纸袋儿！你对我当团长有意见？”
我说：“没有呀。”
他说：“那你这么出中国电影家代表团的洋相？我们几个，知你是代表团成员；到了日本，警惕性高的日本警察，兴许觉得你是个可疑的中国人！”转身问其他成员：“对不对？”
大家就都说：“对！团长说的太对了！”
“日本刚发生地铁投毒事件，团长，他这样子跟咱们出国，有你操心的！”
他就叹曰：“唉，我谢铁骊的命啊！”
大家皆笑。
还不到办手续的时间，周围又没地方可坐，干站着多没意思，他就指着我拎的一只纸袋儿，继续拿我开心：“这只纸袋儿还印满了小红心，不够一百个，也有八九十个！原来装着某女士送给你的东西吧？”
我说：“不是中国心，是日本心，一位日本女性来北京，到我家访问过我。这是一只日本礼品袋。”
他又转身对大家说：“都听到了吧？他如果在日本出什么绯闻，那是和我这团长没什么关系的！日本礼品袋儿肯定不仅这一种带这么多小红心的，人家偏偏选择这一种袋子，意味深长嘛！”
我装无邪，成心诱他调侃，清白无辜地说：“人家年龄比我大。”
他说：“那更复杂了！都作证啊，我没登机就开始操心了，我可是有责任感的团长！”
大家就又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