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人才教育和培养的话题，绕不开大社会背景。倘一个社会到处可见拜官主义、拜金主义、拜计谋主义、拜不择手段的目的主义现象；一言以蔽之，倘一个社会的文化倾向是极其浮躁的，卑污的价值观腐蚀人心，而人才教育和培养的方向，却只不过是急一时之所需的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打造百依百顺的“活的工具”的教育方法，那么我很怀疑最终会收获良好的人才成果。如果“播的是跳蚤”，收获的也只能是“跳蚤”……
对技术人才也不能放弃文化要求
在国人看来，技术人才似乎可以离“人文”远一些，甚至无须人文主义熏陶。而中国的事实，也大致如此。但是，若从另一种更高的要求来说，即使爱因斯坦，在“二战”期间也要明确自己的人文立场。“二战”时候站在纳粹文化一边的科学家，在战争结束后是必须要给全世界一个说法的。因此，技术人才同样要对社会时事恪守最基本的人文判断和态度。所谓人文理念，其实说到底，是与动物界之弱肉强食法则相对立的一种理念。在动物界，大蛇吞小蛇，强壮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没有不忍一说的。而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乃因人性中会生出种种不忍来。这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为人比动物还低级的方面。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则移用到人类的社会中来，叫“泛达尔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神似之处。
“人文”其实就是以更文明的文化来“化人”——化成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人，科技人才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如果允许成批的科技人才可以不恪守符合社会良知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人就会沦为一批“科技动物”。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
技术人才可以放弃文化要求吗？西方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千万不能忽视技术人才的人文教育。美国的医学院、法学院都是修完通识的本科之后，才允许申请就读。他们的本科中，特别重要的内容是人文教育。而我们的高中生可以直接学习医学、法学，绕开了必要的人文教育。实际上，医生和律师是最富人文色彩的职业。在课堂上，学生们往往不只是在讨论技术问题。举个例子说，一个病人送来了，可他的家属不在旁边，无法签字，而医生冒险抢救的成功几率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选择救还是不救？如果抢救失败，病人的家属来后，会引起很麻烦的医患纠纷。抢救或不抢救，考验并证明一个国家“人文”社会水平的高下。我们当然不应该要求每一位中国医护从业者都真的接近是天使，估计别国的医护从业者也做不到人人都接近是天使。区别也许仅仅在于：
1.既有院方的明文规定，见死不救亦心安理得，并习惯成自然。
2.见死不救是绝难心安理得的事，于是共同商讨实施抢救的两全之策。
而有时两难之事，正是由于人性由于良知的不麻木和能动性，得以化解，呈现了两全的希望。
所谓“人文”，无非如此“化”人而已。
在人文主义文化厚实的国度，以上希望就多。
反之，则少。甚而几近于无。
在我们中国，唯上级指示和所谓“规定”为大的现象比比皆是。往往，其大大于人命。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我是中学生的年代，哈尔滨市出现过一位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大面积烧伤的英雄人物，但是他在医院走廊躺了一个多星期得不到治疗，因为他是农民，生产队替他交不起押金。后来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下达了抢救的指示，但为时已晚。当年我们全班还集体朗颂了一首哈尔滨诗人满锐的诗来歌颂他，开头两句我至今仍记得：
少年朋友们，请看——
高高的山上有青松，
青松的枝头有雄鹰，
雄鹰展翅高飞腾，
声声鸣！
如果中国的少年们都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相比于一条人命，不论英雄人物的还是普通人的，在不至于危害另外一些人的生命的前提之下，一切似乎不可违反的规定都可视为狗屁规律；那么，往后的中国人的人心，便算是被“人文”所“化”了。
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某沿海省份某小市港口管理部门接获海上频频发至的求救电讯，三十余条渔船在仅仅三十里外遭遇台风袭击，恳求出动大船营救。而港口内，也确乎停泊着大船数只，完成营救不在话下。但，小官吏要向上级请示，得到上级批准才敢派船。因为有规定，先交钱，后出船。遇险渔民们的家属一时凑不齐那么多钱，虽冒大雨集体跪于码头也还是无济于事。因为上级的指示是——严格执行规定。其结果是，二十几名渔民遇难……又比如，首长出行，马路戒严，提前十几分钟，延后十几分钟，每三四十分钟。若有人急于回家大小便，而家就在马路对面，让不让过？若有老人在天桥上被晒得头晕，请求下天桥到树荫下凉快一会儿，行不行？送急症病人去医院抢救的私家车允许通行一下不？……
若有武警战士居然放行了，他的做法应该被理解还是应该严厉批评、处分。
若其遭遇是后种，以后谁还敢“人性化”一下。
若人人都成了不管面对什么情况，我都要做执行命令坚定不移的战士，人民大众又将作何想法？
政治是不太说这些的。
正是政治不太说的这些，人文文化要大说特说，虽会引起从政的某些人士的不满，也要在所不惜。
人文文化“化”人，正是要如此这般也往社会细节处无怨无悔地“化”去。
诚然，近十余年来，各级政府官员，对关乎人命之事，也确乎的不敢懈怠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及其它许多灾情发生后，从党中央到国务院到各级政府官员，以人民大众的生命财产为重的意识，越来越明确了。
而这正是人文文化“化”一个国家的可喜的思想成果。
但以上那种反面例子的“上级”还大有人在，“下级”也大有人在，“规定”仍将“人文”二字“规”在其外，故“人文”化人的使命，远没完成。
在大学普及人文的无奈之举
大学应是人文气氛最厚重的地方，但是，我们做得也并不好。大学课程的安排太细致了，专业分科也太繁琐，而一旦要精简课程，首先拿下的就是人文课。大学生的学业压力很重，学外语要耗尽很多时间，计算机考级也很辛苦。总之，大学生们的头脑在一天24小时内，考虑更多的是专业成绩，关心更多的是证书。若稍微再有余暇，他们只会选择放松和休息。
大学也满腹怨言：凭什么非得进了大学才开始进行普及性的人文教育？这实际上已经有点晚了。这些进入大学之前的青年，按理说应该完成了初级的普世价值观的教育，他们进入大学后，更应该提升、巩固、刷新已经接受的人文意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在高中能不能完成人文普及教育呢？不能，因为高考的压力太大。再退回到中学说，还是不能，中考压力也不小。那索性就退到小学吧，可小学里又不能胜任此项任务——小学生的心智还未成熟。
但也不能据此就推卸掉人文教育的责任。事实上，一个孩子一出生就会成长在一种文化背景中，无论是在家里、幼儿园，还是小学，他们都会迅速形成作为现代人的最初的那些普世价值观，这包括对生命的尊重。譬如说，虐待小动物也是丑恶的行为。但若仔细想一想，多少中国人小的时候，会抓蜻蜓或蝴蝶，尤其是男孩子，会把它们的脚撕扯下来，想看看没有脚的蜻蜓和没有脚的蝴蝶是怎样的。捉到一只蜜蜂，每在它的脊背刺上细细的枝条，拿在手里玩弄。那些昆虫在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种种无生命的玩具。这固然是好奇心驱使，但在西方，很少会有此类现象。当然，现在我们的国家，公园里的这种情形也已经少多了。当小孩子刚刚懵懂懂事的时候，人文教育实际上就应该开始了。西方的人文教育与我们截然不同，更是与我们的官二代、富二代的家庭截然不同。杜鲁门的外孙一直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从课本上知道他的外祖父曾经是美国总统。他回家质问他的妈妈，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讲过外祖父是总统？妈妈跟他解释，这没什么可讲的，每一个美国人，只要他对美国有一份责任感都可以去竞选总统。——权力的本质是责任，这是我们最缺乏的人文意识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