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帕斯捷尔纳克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1890—1960），俄罗斯著名诗人、小说家、翻译家。他出生于莫斯科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美术院士，母亲是钢琴家。1909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转入历史语文系哲学班。1912年，在德国马尔堡大学研究新康德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有腿伤免服兵役，在乌拉尔一家工厂当办事员。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在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图书馆任职。1943年走上奥勒尔战场，写下多篇关于卫国战争的报道、特写和短诗。
早期创作以诗歌为主。主要诗集有《云雾中的双子星座》（1914）、《在街垒之上》（1916）、《生活啊，我的姐妹》（1922）、《主题与变奏》（1923）、《崇高的疾病》（1923—1928）、《施密特中尉》（1927）和《1905年》（1927）、《在早班车上》（1945）、《雨霁》（1956—1959）。20世纪30年代他被誉为“我们时代的诗歌巨匠”，先锋派诗人的大师和领袖，继而遭到批评和指责。他从此放弃诗歌创作，转向翻译英、德、法语的西欧古典名著。
散文作品主要有《故事集》（1925）、《空中路》（1933，1982），自传性随笔《人与事》（1956—1957）。
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48—1956）是他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借以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却不料酿成“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成为“恶毒攻击十月革命的力证”，迫使他放弃接受这一奖项。两年后诗人默默地死在莫斯科郊外。
作品梗概
日瓦戈是西伯利亚实业家之子，从小被父亲抛弃，与母亲相依为命。父亲把百万家财挥霍一空，卧轨自杀了。10岁时母亲去世，他便成了孤儿，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领走了他。不久舅父去彼得堡，把他交给化学家格罗梅柯教授抚养，和教授的女儿东尼娅相伴长大。他读医学系，东尼娅学法律。日瓦戈天赋很高，学识渊博，熟谙文学、历史和哲学，爱好艺术，擅长作诗，又对自然科学怀有很大兴趣。大学毕业后成为医生，和东尼娅结婚生子。
拉拉是个聪明妩媚的姑娘。16岁时被妈妈的情夫科马罗夫斯基诱奸。他是律师、检察官、上流社会的贵宾，早年曾侵吞日瓦戈父亲的遗产。为摆脱尴尬处境，拉拉离家去做家庭教师。弟弟赌输了士官学校同学给老师买礼物的钱，她跟主人借钱替他还债。拉拉与铁路工人之子帕沙相爱，经常资助他们一家。她想独立生活，便来到圣诞节晚会找科马罗夫斯基要求一笔资助，后者没注意到或装作没注意到她。拉拉遏制不住怒火，向他开了一枪，没有击中。拉拉欲拒绝帕沙的爱情，但帕沙仍发狂地爱着她。他们很快结了婚。新婚之夜拉拉袒露了一切，帕沙从幸福的顶峰沉入到绝望的深渊。他们之间发生了猜忌。大学毕业后，他俩到乌拉尔尤里亚金市教书。不久有了女儿。帕沙想摆脱虚假的局面，上了军校，很快又调往作战部队。失去联系后，拉拉为寻找丈夫，到前线救护列车上当了护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瓦戈作为军医在前线救死扶伤，在伤员救护所和拉拉相遇。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他深受感动，决心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回莫斯科前，日瓦戈向拉拉表白了爱意。他自愿放弃财产，挪让房间，与妻子岳父愉快度过了一段饥馑严寒的生活，以留在医院工作表示对革命的尊重。后来举家长途跋涉到西伯利亚乌拉尔故乡瓦雷金诺谋求生存和温饱。在附近的尤里亚金市图书馆，日瓦戈与拉拉重逢并开始同居。
一天，他在回家的路上被劫到游击队做医生。从此再没见到家人。一年多后他从游击队逃离，直奔尤里亚金去找拉拉。东尼娅又生了个女儿，已和父亲带着孩子回了莫斯科，不久被驱逐出境。为躲避追捕，他和拉拉逃到瓦雷金诺隐居起来。深夜，日瓦戈在油灯下创作，窗外野狼嗥叫。12天后，科马罗夫斯基带来消息，日瓦戈和帕沙、拉拉的处境十分危险。日瓦戈假装套马，骗拉拉上了科马罗夫斯基的雪橇，跟他去了远东。日瓦戈目送远去的拉拉：“永别啦，我永远失去的惟一的爱人！”
两三天后，斯特列利尼科夫（即帕沙）来到瓦雷金诺，和日瓦戈彻夜长谈。在革命政权的整肃中，这个投身革命的党外军事专家却成了异己分子。他躲避搜捕，冒死穿越西伯利亚来寻找拉拉，却未能如愿。他举枪自杀了。
日瓦戈渐渐地丧失理智，陷入抑郁和颓丧之中。他的生活变得黯淡无光，穷困潦倒。回到莫斯科后和门房女儿马林娜同居并生了两个女儿。在见到拉拉的幻觉中，他心脏病突然发作，倒毙在莫斯科街头，时年还不到40岁。拉拉为女儿打听报考艺术院校事宜来到莫斯科，路过当年帕沙住过的房子，不料走进去却见到了躺在棺材中的日瓦戈。将日瓦戈安葬后，她帮助叶夫格拉夫整理日瓦戈的遗稿。一天，她从家里出去就再没有回来。
作品节选
八
当晚他们用洗衣服剩下的热水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拉拉也给卡坚卡洗了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怀着清爽喜悦的感觉背朝着屋里坐在窗前书桌前面。拉拉浑身散发出清香，披着浴衣，湿头发用一块毛茸茸的毛巾高高挽起来，把卡坚卡放在床上，替她盖好被子，自己也准备就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预感到即将聚精会神写作的愉快了。他动情地、恍惚地感受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到了深夜一点钟，一直装着睡着了的拉拉真的睡着了。拉拉身上换的，卡坚卡身上换的，还有放在床上的内衣，光洁耀眼，清洁，平整，镶着花边。拉拉在这种年代仍然千方百计地浆洗内衣。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周围是一片充满幸福、散发出甜蜜的生活气息的宁静。灯光在白纸上投下一片悠闲的黄影，在墨水瓶的瓶口上洒了几滴金点。窗外是微微发蓝的冬天的寒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隔壁那间没点灯的冰冷的房间，从那儿看外面的景致看得更清楚。他向窗外望去。满月的清光紧裹着雪地，仿佛在雪地上涂了一层黏糊的鸡蛋白或白色的乳漆。寒冬之夜的华美是无法形容的。医生的心中异常平静。他又回到烧得暖暖的点着灯的房间，坐下来写作。
他的字写得很大，行距也很宽，生怕字迹表现不出奋笔疾书的劲头，失去个性，变得呆板无神。他回想起并用不断完善的措辞记下最为定形的和最难忘记的诗句，《圣诞节的星星》和《冬天的夜晚》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短诗，这些诗后来被人遗忘了，失传了，以后也没再被人发现。
然后，他又从这些固定的和先前写好的东西转向曾开过头但又放下的东西，把握住它们的风格，继续写下去，并不抱立刻补写完的任何希望。后来他写顺了手，心驰神往，又开始写另一首。
不费劲地写出了两三节诗和他自己感到惊讶的比喻之后，他完全沉浸在工作中，感到所谓的灵感已经来临了。支配创作的力量对比仿佛倒转过来了。第一位的不是人和他寻求表达的精神状态，而是他想借以表达这种精神状态的语言。语言、祖国、美和含义的储藏所，自己开始替人思考和说话了，不是在音响的意义上，而是在其内在的湍急奔流的意义上，完全变成音乐了，那时，有如急流的河水以其自身的流动磨光河底的乱石，转动磨坊的轮盘，从心中流出的语言，以其自身法则的魅力在它流经的路途上，顺便创造出诗格和韵律以及成千上万种形式和构型，但至今仍未被人们认识、注意和定名。
在这种时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觉得，主要的工作不是他自己在完成，而是那个在他之上并支配着他的力量在替他完成，那就是：世界思想界和诗歌的现状，还有诗歌未来所注定的，在其历史发展中它所应做出的下一步。于是，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使它进入这种运动的一个缘由和支点罢了。
他摆脱了对自己的责备和不满，个人渺小的感觉也暂时消除了。他回头张望，又四下环顾。
他看见枕着雪白枕头熟睡的拉拉和卡坚卡两个人的脑袋。洁净的床单，洁净的房间，她们两人洁净的轮廓，同洁净的冬夜、白雪、星星和月牙融合成一股意义相等的热浪。它穿过医生的心底，使他兴高采烈，并由于感到身心洋洋得意的洁净而哭泣。
“主啊，主啊！”他想低声叫出来。“而这一切都属于我！为什么赏赐我的这么多？你怎么会允许我接近你，怎么会允许我误入你的无限珍贵的土地，在你的星光照耀下，匍匐在这位轻率的、顺从的、薄命的和无比珍贵的女人脚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稿纸上抬起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他从与一切隔绝的凝思中苏醒过来，又回到自己身旁，回到现实中来，他是幸福的、强健的和平静的。突然间，他在窗外伸向远方的沉寂的寥廓空间中听到凄凉的声音。
他走进隔壁没点灯的房间，从那里向窗外张望。在他写作的时候，玻璃上已结满窗花，外面什么也看不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抽出塞在大门下面挡风的地毯卷，披上皮袄，走到台阶上。
一片毫无遮掩的白雪在月光下晶莹耀眼，起初晃得他睁不开眼，什么也看不见。但过了一会儿，他听见从远处传来从胸腔里发出的、模糊的呜咽，并发现峡谷后面的雪地边上有四个不比连字符号长多少的长影子。
四只狼并排站着，嘴脸朝着房子，扬起头，对着月亮或米库利钦住宅窗户反射出的银光嗥叫。它们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但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明白它们是狼时，它们便像狗一样夹着尾巴小步从雪地边上跑开，仿佛它们猜到了医生的心思。医生没来得及看清它们是朝哪个方向逃走的。
“倒霉的消息！”他想道，“还有这种倒霉的事儿。难道它们栖息的地方就在附近？也许就在山谷里。多可怕呀！而桑杰维亚托夫的马就在马厩里。它们可能闻到马的气味了。”
他决定暂时什么也不对拉拉说，免得吓着她，便回到屋里，锁上大门，关上通向没生火的那一半房间的过道的门，塞好门缝，走到桌子跟前。
灯还像先前一样明亮而诱人。但他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的心平静不下来。脑子里除了狼和其他威胁人的现象外，什么也想不起来。再说他也疲倦了。这时拉拉醒了。
“你还点着灯写呢，我心中的明灯！”她用睡得有点沙哑的嗓子低声说，“到我身边来，挨着我坐一会儿。我告诉你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于是他熄了灯。
九
第二天又像在忧郁性精神病中过去了。住宅里找到一副小雪橇。卡坚卡穿着皮袄，脸冻得通红，大声笑着，从冰堆上沿着花园里没扫过雪的小路往下滑。这个冰堆是医生替她做的，他先把雪拍紧，再洒上水，于是冰堆便做成了。她带着稚气的笑容，不停地爬上冰堆，用绳子把雪橇拉上去。
天气变冷，严寒凛冽，但院子里充满阳光。雪在中午的阳光照耀下变成黄色，又在它蜂蜜般的黄色中仿佛甜蜜的沉淀物似的注入了黄昏过早降临的余晖。
昨天拉拉在屋里洗衣服洗澡，弄得屋里一股潮气。窗户上结了松软的窗花，被水蒸气熏潮的壁纸从天花板到地板挂满水珠流淌的痕迹。屋里显得昏暗、憋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打水劈柴，继续察看没有察看过的角落，不停地发现新的东西，一面帮助拉拉做事。拉拉从早晨起一直在忙家务，做完了一件又做一件。
他们俩的手又在干活最紧张的时候碰在了一起，一只手放在另一只举起来搬重东西的手里，那只手没触到目标便把东西放下了，一阵无法控制的、使他们头脑发昏的柔情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东西又从他们手里滚落下来，他们把什么都忘了。几分钟过去了，几小时过去了，等他们猛地想起半天没管卡坚卡或者没喂马饮马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于是怀着内疚的心情急忙去干该干的活。
医生由于觉睡得不够而感到头疼。脑袋里有一种甜蜜的迷糊，像喝醉了酒似的，浑身有一种快活的虚弱。他急不可待地等待夜晚的降临，好重新恢复中断了的写作。
充满他全身的朦胧倦意替他做好了准备工作。而周围的一切都迷离恍惚，都被他的思绪笼罩住了。准备工作使一切都显得或隐或现，这正是准确地把它体现出来的前一阶段。有如杂乱的初稿，一整天无所事事的慵倦，正是夜晚写作的必不可少的准备。
无所事事的慵倦对任何东西并非原封不动，毫无变化。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变成另一种样子。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他想在瓦雷金诺长期居住的幻想无法实现，他同拉拉分手的时刻一天天临近，他必将失掉她，随之也就失掉生活的欲望，甚至生命。痛苦吮吸着他的心。但更折磨他的还是等待夜晚的降临，把这种痛苦用文字倾吐出来的愿望，哭得任何人看了都会落泪。
他一整天都在回想的狼已经不是月光下雪地上的狼了，而是变成有关狼的主题，变成敌对力量的代表，这种敌对力量一心想要毁灭医生和拉拉，或把他们挤出瓦雷金诺。这种敌意的思想渐渐发展，到了晚上已经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仿佛在舒契玛发现了史前时代骇人怪物的踪迹，仿佛一条渴望吮吸医生的血、吞食拉拉的神话中的巨龙躺在峡谷中。
夜幕降临了。医生像昨天那样点亮了桌上的油灯。拉拉和卡坚卡比昨天还早便躺下睡觉了。
昨天写的东西分成两部分。修改过的过去所作的诗，用工整的字体誊写干净。他新作的诗，潦草粗略地写在纸上，其中有许多逗点，字体歪斜得难以辨认。
辨认这些涂写得一塌糊涂的东西，使医生像通常那样感到失望。夜里，这些草稿片段使他激动得落泪，几段得意之作让他惊讶不已。现在，他又觉得这几段想象中的成功文字十分勉强，又让他感到伤心。
他一生都幻想写出独创的作品来，文字既流畅又含蓄，形式既新颖又通俗；他一生都幻想形成一种淡雅朴实的风格，读者和听众遇到他的作品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领悟了它们，掌握住它们的内容。他一生都追求朴实无华的文风，常常由于发觉自己离这种理想尚远而惶恐不安。
在昨天的草稿中，他本打算用简朴得像人们的随意闲谈、接近摇篮曲的真挚方式表现出自己那种爱情与恐惧、痛苦与勇敢的混合情绪，让它仿佛不需凭借语言而自然流出。
现在浏览这些诗稿时，他发现缺乏把分散的诗篇融为一体的内容丰富的开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修改写好的诗篇时渐渐采用先前那种抒情风格记述勇敢的叶戈里的神话。他从广阔的、写起来无拘束的五音步格开始。与内容无关的、诗格本身所具有的和谐，以其虚假的形式主义的悦耳声音刺激他的神经。他抛弃了夸张的带停顿的诗格，把诗句压缩成四音步格，就像在散文中与长篇大论搏斗一样。这写起来更难了，也更吸引人了。写作进展得快多了，但仍然掺入过多的废话。他强迫自己尽量压缩诗句。在三音步格里，字显得过挤了，萎靡的最后痕迹从他笔下消失了。他清醒过来，热血沸腾，狭窄的诗行本身向他提示用什么字填充诗行。几乎难以用文字描绘出的事物开始老老实实地显现在他所提及的背景之内。他听见马在诗歌中的奔驰声，宛如肖邦的一支叙事曲中骏马溜蹄的嗒嗒声。常胜将军格奥尔吉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骑马奔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背后看见他渐渐变小的身影。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奋笔疾书，刚刚来得及把自己落到恰当的位置上的字句记下来。
他没注意到拉拉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子跟前。她穿着垂到脚跟的长睡衣显得苗条，比她本人高一些。当面色苍白、惊恐的拉拉站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旁时，他吓了一跳。她伸出一只手，低声问道：
“你听见了没有？一只狗在嗥叫。也许是两只。唉，多可怕，多么坏的兆头！咱们好歹忍到早上就走，一定走。我多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
过了一小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劝说了她好久，她才平静下来，又睡着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出房间，走到台阶上。狼比昨天夜里离得更近，消失得也更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没来得及看清它们逃走的方向。它们挤在一起，他来不及数它们一共几只。但他觉得狼更多了。
十三
“我干了什么？我干了什么？我把她送走了，舍弃了，让步了。跑着去追他们，赶上他们，把她接回来。拉拉！拉拉！
“她听不见。风朝相反的方向刮。他们大概大声说话呢。她有一切理由快乐和平静。她受了骗，不知道自己处于何等的迷惘中。
“这大概是她的想法。她这样想：一切都办得再好不过，完全合她的心意。她的尤罗奇卡，幻想家和固执的人，感谢造物主，终于软了下来，同她一起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到比他们聪明的人那儿去，生活在法律和秩序的保护下。万一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坚持到底，明天固执地不肯上他们的火车，那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也会派另一辆车来接他，不久就会开到他们那儿去。
“他现在当然已经在马厩里，着急和激动得双手发抖，笨手笨脚地套雪橇，马上在他们后面飞快地赶来，在田野上他们尚未进入树林之前便能赶上他们。
“她大概正是这样想的。他们甚至没好好告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挥了挥手便转过身去，拼命吞下堵住喉咙的痛苦，好像被一块苹果噎住了。”
医生一只肩膀上披着皮袄站在台阶上。没披皮袄的那只手使劲攥门廊下面的花纹柱颈，好像要把它掐死。他全神贯注于旷野中远方的一个小黑点上。那儿的道路爬上一段山坡，在几株单独生长的白杨树中间显露出来。这一刻斜阳的余晖正落在这片开阔的土地上。刚刚隐没在凹地中的飞驰的雪橇马上就要出现在这块阳光照耀的空地上了。
“永别了，永别了！”医生在雪橇出现之前无声地、麻木地重复着，把这些微微颤抖的声音从胸中挤到傍晚的严寒空气中。“永别啦，我永远失去的惟一的爱人！”
“他们出现了！他们出现了！”当雪橇从凹地飞也似的驶出，绕过一棵棵白杨树，开始放慢速度，令人高兴地停在最后一棵白杨树旁的时候，他发白的嘴唇冷漠而急切地说。
噢，他的心跳得多厉害，跳得多厉害，两条腿发软。他激动得要命，浑身软得像从肩上滑下来的毡面皮袄！“噢，上帝，你仿佛要把她送回到我的身旁？那儿出了什么事？那儿在干什么，在那遥远的落日的水平线上？该当如何解释？他们干吗停在那儿？不，完了，他们又向前奔驰了。她大概请求停一下，再次向他们住过的房子看上一眼，向它告别。也许她想弄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否已经出发，正飞快地追赶他们？走了，走了。
“如果来得及，如果太阳不比平时落山早（在黑暗中他看不清他们），他们还会闪现一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了，在峡谷那一边的空地上，前天夜里狼呆过的地方。”
而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来到了。绛紫色的太阳又一次显现在雪堆的蓝色线条上。雪贪婪地吮吸太阳洒在它上面的凤梨色的光辉。瞧，他们出现了，飞驰而过。“永别了，拉拉，来世再见面吧，永别了，我的美人，永别了，我的无穷无尽的永恒的欢乐。”现在他们消失了。“我这一生永远、永远、永远也见不到你啦。”
这时天已黑了。晚霞洒在雪地上的紫红色光点倏然褪色，黯然消失。柔和的淡灰色旷野沉入紫色的暮霭中，颜色越来越淡。在淡紫色的、仿佛突然暗淡下来的天空中用手描绘出的大路上白杨树镶了花边的清晰轮廓，同灰蒙蒙的薄雾融合在一起。
心灵的悲伤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感觉变得异常敏感。他捕捉周围的一切比过去清晰百倍。周围的一切都具有罕见的独一无二的特征，连空气也包括在内。冬天的夜晚，像一位同情一切的证人，充满前所未有的同情。仿佛至今从未有过这样的黄昏，而今天头一次，为了安慰陷入孤独的人才变黑了似的。环绕着山峦的背对着地平线的树林，仿佛不仅作为这一地带的景致生长在那里，而是为了表示同情才从地里长出来安置在山峦上的。
医生几乎要挥手驱散这时刻的美景，仿佛驱散一群纠缠人的同情者，想对照在他身上的晚霞说：“谢谢。用不着照我。”
他继续站在台阶上，脸对着关上的门，与世界隔绝了。“我的明亮的太阳落山了。”他心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他无力把这几个字按顺序吐出来，因为喉头抽搐，一阵阵发疼，使它们时刻中断。
他走进屋子，心里开始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白：对自己本人的枯燥的、虚假的事务性的独白和对拉拉的冗长的、漫无边际的独白。他是这样想的：“现在上莫斯科去。第一件事是活下去。不要失眠。不要躺下睡觉。夜里写作到头脑发昏，直到疲倦得不省人事。还有件事。马上生好卧室里的炉子，别冻死在今天夜里。”
可是，他另外又对自己说：“我永生永世忘不了的迷人的人儿。只要我的肘弯还记着你，只要你还在我怀中和我的唇上，我就同你在一起。我将在值得流传的诗篇中哭尽思念你的眼泪。我要在温柔的、温柔的、令人隐隐发疼的悲伤的描绘中记下对你的回忆。我留在这儿直到写完它们为止。我将把你的面容描绘在纸上，就像掀起狂涛的风暴过后，溅得比什么都有力、比什么都远的海浪留在沙滩上的痕迹。大海弯曲的曲线把浮石、软木、贝壳、水草以及一切它能从海底卷起的最轻的和最无分量的东西抛到岸上。这是无穷尽地伸向远方的汹涌澎湃海浪的海岸线。生活的风暴就是这样把你冲到我身边，我的骄傲。我将这样描绘你。”
他走进屋里，锁上门，脱下皮袄。当他走进拉拉早上细心打扫过、匆忙离开时又都翻乱的房间，看见翻乱的床铺、乱堆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东西的时候，他像小孩一样跪在床前，胸口紧贴着坚硬的床沿，把脸埋在垂下来的羽毛褥子里，像孩子似的尽情哭起来。但他哭的时间并不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站起来，急忙擦掉眼泪，用惊奇的、心不在焉的疲惫眼光把周围打量了一遍，拿出科马罗夫斯基留下的酒瓶，打开瓶塞，倒了半杯酒精，掺了水，又加了点雪，有如他刚刚流过的、无法慰藉的眼泪，开始急煎煎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这种混合物来，并且喝得津津有味。
（选自蓝英年 张秉衡译：《日瓦戈医生》，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
作品赏析
这是一部诗文合璧、充满精神矛盾和特殊意象的文学巨著。小说蕴涵着一个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艺术家、一个真诚无比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对革命时代与俄国历史、哲学与宗教、艺术与人生的哲学沉思。从这一角度看，也可以说这部小说又是一部精神自传。它表现的是个性淹没于历史潮流之中的悲剧，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悲剧和人类探索历史、道德和美的“永恒王国”的悲剧。主人公与作者命运相似：日瓦戈为拉拉而死，帕斯捷尔纳克为“他的”俄罗斯而亡；日瓦戈的悲剧在于不能理解他的时代并成为潮流中的一员，而这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悲剧。
日瓦戈医生一生的遭际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线索。日瓦戈医生经历着俄国最为动荡的年代，二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内战——旧俄的秩序轰然崩毁，血与火清洗大地。当他从审美的角度观察这一段历史时，把革命作为一种“从未有过的壮举，历史上的奇迹”衷心赞美。他认为十月革命是杰出的外科手术，一刀切除了旧制度的千年脓疮。他说：“这一个时期始终渴望能够生活得忠诚而有成效！我是非常希望能够成为这种昂扬振奋精神的一部分！”日瓦戈对新生活充满了渴望，甚至准备好为了一切好起来而牺牲个人的一切。他自愿放弃财产和房屋，为简朴化了的生活而欣喜、宽慰。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努力行医、工作，以留在医院坚守职位表示对革命的尊重。
然而，当他以伦理道德的眼光看待这段历史时，革命变成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一场灾难。诚如拉拉所言，革命本身就是一架失控的机车，它使人们“一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这种杀戮是合法并受到赞扬的，致使大批人因发狂而变得野蛮。”红军和白军比赛残酷，使暴行成倍增加。俄罗斯大地焦土一片；人类文明的法则失灵了，兽性发作，自相残杀。革命挑起人们的冷酷与仇视之情：白军残杀红军战士，游击队处死叛乱分子。同样为母亲疼爱、腰挂圣经免灾符的青年作为仇敌战死沙场，帕沙和加利乌林本是同一个大院出来的贫苦朋友，在内战中却成为死敌，一个是红军高级将领，一个是攻打红军的捷克军团指挥官、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革命的失误使人民徒然流血。游击队士兵帕姆菲尔为人阴沉、孤僻，其凶残被视为阶级意识的奇迹，其野蛮行为被当成无产阶级的坚毅和革命本能的典范。他嗜杀如狂，因为恐惧白军的报复竟亲手砍死至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自己也发了疯……
革命的功臣帕沙·安季波夫的命运更具有悲剧性。他是日瓦戈形象的对立面。如果说日瓦戈是一个对时代进行哲学沉思的智者，那么，帕沙则以行动创造了时代并成为革命时代的牺牲品。他是铁路工人的儿子，英俊、诚实、纯洁、刚毅，具有卓异的禀赋和完美的意志。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怀有高傲的志向，以为世界是个广大的竞技场，各人在严守原则的前提下就可争取完美。在莫斯科工人村里他结识了女中学生拉拉，并狂热地爱上了她。他起初不明白，为什么“时代的全部眼泪和怨恨，它的任何觉醒和它所积蓄的全部仇恨和骄傲”都刻画在拉拉的脸和姿态上。婚后当得知她饱经凌辱的过去时，整个心灵被憎恨所扭曲。他去打仗、负伤、失踪（被俘往国外），当再度出现在内战战场上时，已经由俄军准尉变成了使白军闻风丧胆的枪决专家——红军名将斯特列利尼科夫。他为了替拉拉报仇，清洗血污，不惜用子弹和匕首、契卡与征粮队，以及一切血与火的手段。他同历史吵架，向旧俄国宣战。他正直坚定，犹如钢铁一般，“变成思想的体现，原则的化身”。为了地位、安全和荣誉，他遗弃妻女，丧失了人性的纯洁。但革命暴力并没有放过他。红军清除非党军事专家，他首当其冲成为清查对象。他的悲剧是对时代和革命的莫大嘲讽。作家对这个人物持双重态度：作为暴力革命的代表，对他加以谴责；作为暴力革命的牺牲品，又抱以同情和怜悯。其用意在于控诉暴力革命对人性的压制和戕害。
日瓦戈无法理解这个“疯狂的时代”。他无法以道德理想为标准去解释革命中的种种不正常现象，陷入痛苦和迷惘。他认为历史的进展应该建立在有利于人类的索求生存、维护人格自由、捍卫人的尊严和信奉人道主义的基本信念上。生活本身永远“不断更新，按着自我改进的方式发展”。基于此，他视革命为不合理的、非法的现象。它给俄国带来灾难，使知识分子受到蹂躏。他终于对整个革命丧失了信心。他对游击队长坦率地说：“仅仅为了这些议论，人们就血流成河。目的抵偿不了手段。”终于从游击队驻地逃离，渐渐远离革命浪潮，成为时代的孤独过客。
日瓦戈的悲剧在于理想和现实无法调和的悲剧。在剧烈动荡的时代，日瓦戈走过了坎坷的一生：他事业无成，有医道救不了世人；在私生活上，他有家不能供养，不是忠实的丈夫，尽责的父亲，眼睁睁看着妻儿被驱逐出境，又无力保护情侣，无可奈何地将拉拉推给科马罗夫斯基；他但求温饱的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也几乎难以得到保障，最终在抑郁寡欢的苦闷和对亲人揪心的怀恋中默默地死去。
日瓦戈身处历史之中，又超越于历史之外。他在喧嚣中保持着可贵的清醒，以智者的目光观察历史的流向，以孤独的灵魂映射出历史的回声。正如《客西玛尼的林园》一诗借耶稣之口所言：“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他把无法调和的矛盾和痛苦交付给历史：
转眼即是几百年，
同样的云同样的山，
同样的溪流河水间，
悠悠岁月依然。
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主题是对革命主题的补充和陪衬。两个主题相配合，共同传达出作者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思考。情人拉拉是作者衷心赞美的女性，是真善美的化身。她美丽脱俗，坦诚真挚，坚强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她热爱生活，热烈地追求个性解放。少女时代就被诱骗失身，但她努力“要按自己的意志改变命运，开始全新的生活”，两次摆脱了科马罗夫斯基的控制。她被相爱的丈夫遗弃，又因帕沙参加过红军而受株连，成为被清洗的对象，不得不四处躲藏，最终未能逃过被捕的厄运。
作者把他们的爱情当做永恒的美来象征，以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日瓦戈和拉拉，两人出身经历不同：拉拉因政治株连而远离革命，日瓦戈因理想的幻灭而逃避革命。时代的巨浪把两个无家可归的革命弃儿冲击到了一起。他们有着同样赤裸与孤独的心，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当一丝柔情从心中升起，宛如永恒的气息飘进他们注定灭亡的尘世”。这种心心相印的世外桃源式的爱情生活更使他们对革命暴力充满了恐惧和憎恶。为躲避追捕，他们逃到瓦雷金诺，想在这远离尘嚣的环境中编织共同的美梦，却被无所不在的革命风暴所粉碎。当拉拉被科马罗夫斯基带走时，作者让渐渐落山的夕阳象征远去的拉拉。二者合而为一，共同象征着日瓦戈对人生的追求即将破灭。
日瓦戈与拉拉的关系更多地折射出小说的象征层面。拉拉是俄罗斯的象征，她是文化女神，孕育着俄罗斯的青山原野和文化。书中出现两处活埋意象：一处是拉拉梦见自己被埋在土里，左胁、左肩和右脚露出，左乳生出一丛青草；一处是日瓦戈听到女巫的话后产生的幻觉，他看到利剑劈开了拉拉的肩胛，从里面抖出了城市、街道、住宅和土地。由此可见，他们的爱不完全是世俗意义上的爱，而是精神上的相互呼唤与回应。对日瓦戈而言，是对俄罗斯母亲的爱，对拉拉而言，则是俄罗斯文化对自己培育的儿子的爱。在几千年来世界所创造的伟大业绩中，他们是最后的悼念。日瓦戈医生经历了苦难、死亡，又从死亡中复活并得到永生。这是精神上的不死鸟，是人类文化中一股不断的血脉，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诗人已去，魂归何处？它将在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出璀璨的思想之花，抑或是赤火焰焰的精鸟，鸣叫在历史回归人类精神家园的路途中。
在西方，《日瓦戈医生》受到高度赞誉。它被认为是“一部不朽的史诗”，“继《战争与和平》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概括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它是“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它的问世是“人类文学和道德史上的伟大事件之一”。作家本人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为整个文明世界所尊敬的作家”。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部作品在国外有25种以上的译本。但是，在苏联它却是悄悄地流传于民间，始终没有公开出版。直到1986年，作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1988年，苏联国内才首次用俄文出版了这部巨著。1989年12月9日，瑞典科学院把31年前作家被迫放弃的诺贝尔奖章颁给了他的儿子叶·帕斯捷尔纳克。1990年在帕斯捷尔纳克诞辰100周年之际，为这位“伟大的作家”筹建的博物馆正式开放。
（梁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