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布尔加科夫
米哈依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и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1891—1940）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的文坛奇才、文学大师，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俄国小说家和戏剧家，同时又是世界文坛上最神秘的作家之一。
他出生于基辅一个神学教授之家。1916年布尔加科夫毕业于基辅大学医学系。几度被征为军医。1920年起弃医从文。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白卫军》（1925，翌年改编成剧本《屠尔宾一家的日子》），中篇小说《不祥的蛋》（1924）、《狗心》（1925）。他写了30个剧本，其中主要有《佐依卡的住宅》（1926）、《火红的岛屿》（1928）、《逃亡》（1928）、《亚当和夏娃》（1931）、《普希金》（1935）、《莫里哀》（1929—1936）等等。20世纪20年代，布尔加科夫在苏联文坛引起过轰动和争论，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几乎销声匿迹。大部分作品受到严厉抨击，被禁止出版和公演。屡次申请出国未获批准。生活贫困潦倒，精神十分苦闷，1940年重疾而终。
在重压之下，布尔加科夫创作了《大师和玛格丽特》（1928—1940）这部传世之作。26年后，小说首次以删节本的形式问世，1966—1967年在《莫斯科》杂志连载，再度引起轰动。旋即被译成西方多种文字，风靡世界。20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陆续发表，成为文坛的热点。
作品梗概
小说一开始就出现了魔王沃兰德和他的几个随从的形象。他们突然降临到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碰到笔名为“无家汉”的诗人伊万和莫斯科文联主席柏辽兹。这两个人都是无神论者。沃兰德预言柏辽兹会立遭暴死。二人不信，结果柏辽兹刚刚离开，就被一辆急驰而过的无轨电车轧得人头落地。伊万意识到他已经亲眼看到了魔鬼，就跑到莫斯科文联本部——格里鲍耶陀夫之家，想提醒人们提防魔鬼及其危险行径，却被当做疯子送进了精神病院。沃兰德及随从们以魔法师、教授、翻译、合唱指挥、杂耍小丑等身份，把莫斯科闹得天翻地覆。房管所主任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他们将其贿赂后再去报警，使其被捕。在剧院里，他下卢布雨，开时装店，令平日里道貌岸然的观众丑态百出；走上大街，哄抢来的卢布变成了一张张白纸，时髦女郎身上的时装全部消失，不得不半裸着东躲西藏。魔王的随从们施放大火，将禁锢人们思想的大本营——格里鲍耶陀夫之家烧个精光……
大师原是历史学家，在莫斯科一家图书馆工作。他中彩得了10万卢布，就辞去工作，租了两间地下室，写作关于罗马总督彼拉多审判处死耶稣的长篇小说。一天，大师和美丽、聪慧而又孤独的玛格丽特在一条小胡同里相遇，马上认定对方就是自己等待已久的梦中情人。玛格丽特仰慕他，称他为大师。作品完成后，无从发表，反遭批判。大师焚毁书稿，进了精神病院。玛格丽特眼见人去房空，痛不欲生。为了找到大师，她甘愿接受魔王沃兰德的条件，周身抹上油脂，变作女妖，赤身裸体骑着地板刷飞上莫斯科的夜空。她捣毁了诬陷大师的理论家拉铜斯基的家，砸碎了剧文之家大楼的窗玻璃，然后来到魔王的舞会上，扮演女王的角色，接见历史上阴险狠毒的罪恶灵魂。魔王为之感动，安排她和大师相会，并恢复了被焚毁的小说手稿。
由大师所创作的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审讯并处死耶稣的故事，被布尔加科夫作为小说中的小说，巧妙地糅进作品中，并通过魔王沃兰德的讲述和玛格丽特的阅读串连起全书各条线索、各个层面。彼拉多明知耶稣不是煽动闹事的暴徒，却为了自己的功名前程，屈从大祭司该亚法的决定，宣判耶稣死刑，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然而这个刚愎自用的总督并非十足的恶人，他曾指责该亚法“把宣讲和平的哲学家判处了死刑”，这一背叛自己良心的判决使他头痛欲裂，难以忍受。即使在派人暗杀了出卖恩主的犹大之后，仍不能逃避良心的责罚。从耶稣死去的那一夜起，他便永远地失去了良心的安宁。两千年来，他端坐在荒山峭壁上的一把石椅上昏睡。每到月圆之夜，他便饱受失眠的折磨。
最后，魔王提示大师给彼拉多以解脱，大师仰天长啸：“你解脱了，解脱了，他在等待你！”立时惊雷滚滚，地裂山崩，一条期待已久的、象征着真和善、光明和解脱的月光之路在犹太总督面前伸展开来，总督急急地奔上这条路追随耶稣而去。大师的长篇小说也由此作结。而大师的命运则是由他小说的另一主人公耶稣授意沃兰德，让他傲世出尘，获得永久的安宁。全书的线索在这里交叉在一起。
（梁坤）
作品节选
第一部
“你到底是何许人？”
“我属于那种力的一部分，
它总想作恶
却又总施善于人。”
——歌德《浮士德》
第一章
永远别跟生人攀谈
暮春的莫斯科。这一天，太阳已经偏西了，却还热得出奇。此时，牧首湖畔出现了两个男人。身材矮小的那个穿一身浅灰色夏季西装，膘肥体壮，光着秃头，手里郑重其事地托着顶相当昂贵的礼帽，脸刮得精光，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得出奇的角质黑框眼镜。另一个很年轻，宽肩膀，棕黄头发乱蓬蓬的，脑后歪戴一顶方格鸭舌帽，上身穿方格布料翻领牛仔衫，下面是一条皱巴巴的白西服裤，脚上蹬一双黑色平底鞋。
这头一位不是别人，正是柏辽兹·米哈伊尔·亚历大山罗维奇，他是莫斯科几个主要的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之一“莫文联”的理事会主席，同时兼任某大型文学刊物的主编。他身旁的年轻人则是常以“无家汉”的笔名发表作品的诗人波内列夫·伊万·尼古拉耶维奇。
……
这时又发生了第二桩怪事，不过它只涉及柏辽兹一个人：忽然，柏辽兹不再打嗝了，只觉得心脏咚地跳了一下，便无影无踪了；过了一会儿心脏回到原处，上面却像是插了一根钝针。不仅如此，他还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恨不得马上不顾一切地逃离这牧首湖畔。他惶惑地回头望了望，仍不明白自己究竟怕什么。他的脸变得煞白，他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暗自想：“我这是怎么啦？从来没有过这类事呀……准是心脏出了毛病……劳累过度。看来是得大撒手了，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我呢，先到基斯洛沃德斯克去疗养疗养……”
忽然，他觉得闷热的空气仿佛浓缩起来，奇妙地在他眼前交织成了一个透明的男人，样子异常奇特：脑袋很小，却戴着一顶大檐骑手便帽，方格料子上衣十分瘦小，像空气一样轻飘飘的……身高足有两米开外，肩膀却很窄，瘦得出奇，而且，请您注意，他那副神态活像在捉弄人。
柏辽兹的生活向来一帆风顺，所以他很不习惯于看到异常现象。他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了。他瞪着眼睛，心慌意乱，暗想：“这种事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种事确实在他眼前发生了：瞧，那个细高个儿的透明公民双脚飘离地面，正在他眼前左右摇晃呢！
柏辽兹吓得急忙闭上了眼睛。当他再睁开眼时，一切已经过去：幻影消失了，穿方格衣服的家伙不见了，插在心脏上的那根钝针也像同时被拔去了。
“咳，真见鬼！”主编大声说，“你看这事儿，伊万，刚才我差一点中暑！甚至出现了幻视！”虽然他强作笑容，眼神里却依然透着恐惧，两手还在抖动。
但他终于渐渐镇静下来，把手绢一挥，打起精神说：“好吧，咱们接着谈……”他继续谈起了刚才因喝杏汁水中断的话题。
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场有关基督耶稣的谈话。原来主编柏辽兹曾约请诗人为下期杂志创作一首反宗教题材的长诗。无家汉只用很短时间就写出了一首，但遗憾的是主编对这首诗很不满意。尽管无家汉在诗中描绘主要人物耶稣时所用的阴暗色调已经相当浓重，主编还是认为全诗必须重写。现在，主编就是在给无家汉上有关耶稣的“课”，指出这位年轻诗人的主要错误所在。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的诗究竟为什么没有写好，这很难说。也许该怪他有天才而不善于表达，也许是因为他对所写的题材一无所知。总之，他笔下的耶稣虽说并不讨人喜欢，但却完全是个活生生的人。而柏辽兹现在就是要向他说明：主要问题不在于耶稣本人好坏，而是耶稣这个人物本身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存在过，所有关于耶稣的故事纯属虚构，全是不折不扣的神话。
应该说明，这位主编本是个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他的谈话自然是旁征博引，有根有据。譬如，他指出：著中的斐洛和博学多才的约瑟夫·弗拉维等古代学者的著作中就只字未提耶稣其人的存在。这位主编为了表明自己学贯古今，还顺便告诉诗人说：著名的塔西佗的《编年史》第十五卷第四十四章中所写的处死耶稣之事也无非是后世人的伪托编造。
对无家汉来说，柏辽兹所谈的一切全都闻所未闻，他惟有用一双机敏的绿眼睛盯着主编，专心致志地洗耳恭听，只是偶尔打个饱嗝，暗暗咒骂那该死的杏汁水。
“东方人的所有宗教中，”柏辽兹继续说，“总的说来，全都提到过贞洁处女生育神子的事。所以，并不是基督徒们首先想出了这个新花样，他们只不过用同样方法造就了一个自己的、实际上并未存在过的耶稣而已。因此，您的诗也就应该把重点放到这方面……”
柏辽兹的男高音在冷清清的林阴道上空飘悠、回荡着。他的宏论一步比一步玄远，一层比一层深奥，除非异常饱学而又不担心弄坏自己脑子的人，没有谁敢钻进如此奥秘的学术领域。诗人越听越有兴趣，所受的教益也越来越多：他不仅听到了关于埃及善神和天地之子奥西里斯的故事，得知腓尼基人有个法姆斯神，知道了马尔都克，甚至还听到了关于不甚有名的、从前墨西哥的阿茨蒂克人曾经十分尊崇的那位威严可怖的韦齐普齐神的故事。
恰恰是在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对诗人讲到阿茨蒂克人怎样用面团塑造韦齐普齐神的形象时，林阴道上出现了头一个身影。
关于这个人的外貌，坦率地说，只是到了后来，到了一切都已无法补救的时候，各有关机关才提出各自的描绘材料。可是，把这些材料一对照，又不禁使人瞠目结舌：一份材料说此人身材矮小，镶着金牙，右腿瘸；另一份材料则说他身躯魁伟，镶的是白金牙套，左腿瘸；还有一份材料只是简要地说此人没有任何特征。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材料统统一钱不值。
首先，这个人身材并不矮小，可也说不上魁伟，只不过略高一些，他的两条腿都不瘸。至于牙齿，则左边镶的是白金牙套，右边是黄金的。他穿着昂贵的灰色西装，脚上的外国皮鞋与西装颜色十分协调。头上一顶灰色无檐软帽歪向一旁，压到耳梢，显得整个人那么俏皮、矫健；他腋下还夹着一根手杖，手杖顶端镶着个乌黑的狮子狗头。看模样年纪在四十开外。嘴有点歪。脸刮得精光。一头黑发。他的右眼珠乌黑，而左眼珠却不知怎么呈现出嫩绿色。两道黑黑的浓眉，可又是一高一低的。总之，这是个外国人。
外国人从主编和诗人落座的长椅旁边走过时，朝他们瞥了一眼，随即收住脚步，竟在离两位朋友几步远的另一把长椅上坐了下来。
柏辽兹暗想：“是个德国人。”
无家汉想：“准是个英国人，看，还戴着手套，也不嫌热。”
这时，外国人朝湖水四周的高楼大厦环视了一下，露出初来乍到颇为好奇的神色。
他先是注视着高楼的上层，注视着上层那光灿夺目的玻璃窗中折射得歪歪扭扭的、正在一步步永远离开主编柏辽兹的夕阳。然后他把目光往下移，看到下层楼房的窗户已经暗淡下来，预示着黄昏的到来。他不知冲什么东西傲岸地笑了笑，然后眯上眼，两手搭在手杖镶头上，又把下巴放在手背上。
“你呀，伊万，”柏辽兹继续说，“有些地方写得很好，很有讽刺味道，比如，写神之子耶稣降生的那一节；但主要问题在于早在耶稣之前就已经降生过不少神之子了，诸如弗利基亚人的阿提斯等等。简而言之，这些人，包括耶稣，都根本没有降生过，没有存在过。所以，你应该写的不是什么降生，不是什么东方占星家的来临等等，而是必须表明：关于耶稣降生之类的传说完全荒唐无稽……不然，照你现在这样写法，好像真有个耶稣降生过似的……”
此刻，深为打嗝所苦的无家汉正屏住呼吸想把一个嗝儿憋回去，谁知这样打出来的一声嗝儿反而更难听、更难受了。就在这个时候，柏辽兹停止了议论，因为旁边那个外国人忽然站起来，朝他们走过来。
……
“二位都是无神论者？”
“是的，我们是无神论者，”柏辽兹还是面带笑容地回答，无家汉却在气鼓鼓地想：“瞧这外国佬，纠缠起来没完啦！”
“噢，这可真妙！”奇怪的外国人又大声说，不住地朝两旁的文学家转动着脑袋，看看这位，又看看那位。
“在我们苏联，没有人对无神论感到奇怪。”柏辽兹用外交官的谦恭语调说，“我国大部分人民早就自觉地不再相信那些关于上帝的神话了。”
这时，外国人又表演了新的一招儿：他站起身来，伸手同愕然危坐的主编握了握手，对他说：
“请允许我向您致以由衷的谢意！”
“您这是为什么谢他？”无家汉眨了眨眼睛，问道。
外国怪客意味深长地举起一个手指头解释说：
“感谢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因为这情况是我这个旅游者非常感兴趣的。”
看来，这一“重要情况”确实对外国旅游者发生了很大作用：只见他用充满恐惧的目光望了望四周的高楼，仿佛在担心每个窗口都会冒出一个无神论者来。
这时，柏辽兹在想：“不对，他不像英国人……”无家汉则皱着眉头想：“这家伙在哪儿学的一口流利的俄语呢？这倒是个问题！”
“那么，请问，”外国客人经过一番紧张思索后又问道：“对那些说明上帝存在的论证该怎么办？我们知道，这类论证有五种之多呢！”
“没办法啊！”柏辽兹似乎深表同情地说，“这类论证全都毫无价值。人类早就把它们送进档案库了。您大概也会同意吧，在理性领域中不可能有任何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
“高论！”外国人叫道，“高论！您完全表达了那个悲天悯人的老头子伊曼努尔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过，叫人啼笑皆非的是，那老头子把五种论证彻底摧毁之后，却自我嘲笑似的建立起了他自己的第六种论证！”
“康德的论证也同样没有说服力，”博学多才的主编笑呵呵地反驳说，“席勒的话是不无道理的，他说过，康德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是只能使奴隶们感到满足的。而施特劳斯对这类论证则只是付之一笑。”
柏辽兹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在想：他到底是何许人呢？俄语怎么讲得这么好？
这时，没想到无家汉忽然从旁嘟嘟哝哝地插了一句：
“像康德这种人，宣扬这类论证，就该抓起来，判他三年，送到索洛威茨去！”
“伊万！”柏辽兹感到十分难堪，急忙小声制止他。
但是，听到年轻诗人提议把康德发配到索洛威茨岛去，外国人不但没有表示惊讶，反而高兴得不得了。他那只瞧着柏辽兹的绿色左眼熠熠发光，他高声喊道：
“就该这样！就该这样！让他呆在那儿最合适不过！那天早晨一起用餐的时候我就对康德说过嘛，我说，‘您啊，教授，随您怎么看，反正您琢磨出来的那些东西不太合适！也许它合乎理性，但是太难懂了。人们会拿您取笑的。’”
柏辽兹目瞪口呆了，心想：“他在胡诌些什么？‘早晨一起用餐的时候’……他‘对康德说’……”
但外国人并没有因为柏辽兹的惊讶而稍显尴尬，他转身对诗人继续说：
“不过，把康德发配去索洛威茨岛恐怕是办不到了，因为他早已经在比索洛威茨更遥远的地方呆了一百多年，而且，我敢肯定，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从那里弄出来！”
“真遗憾！”好斗的诗人回答。
“我也觉得遗憾！”来历不明的外国人眯着一只眼睛继续说：“不过，有个问题我还是不明白：如果说没有上帝，那么，请问，人生由谁来主宰，大地上万物的章法由谁来掌管呢？”
“人自己管理呗！”无家汉怒气冲冲地抢着回答，其实，他对这个问题也并不很清楚。
“对不起，”来历不明的外国人用很温和的语调说，“依鄙人之见，为了管理，无论如何总要定出某个时期的确切计划吧？这个时期可以很短，但也总得多少像个样子吧？而人呢，人不但没有可能制定一个短得可笑的时期的，比方说一千年的，计划，人甚至没有可能保证自己本身的明天的事。既然这样，请问，他又怎么能进行管理呢？而且，事实上，”外国佬说到这里又转向柏辽兹说，“譬如您吧，您不妨设想一下：您开始管理了，既管理别人，也支配自己，而且，似乎还很称心如意，可是，突然，嘿嘿……您得了肺瘤！”外国佬说出“肺瘤”两个字时竟还甜蜜地一笑，仿佛得肺瘤的想法使他很得意。“是的，您得了肺瘤，”他猫似的眯起眼睛，又把这个刺耳的词儿重复了一遍，“于是，您的管理也就到此为止！从此以后，除了您自身的命运之外，您对谁的命运都不会再关心了。亲人们开始哄骗您，您感到不对头，到处去求名医，然后找江湖医生，甚至还可能去算卦问卜。您自己很清楚：名医也罢，巫医也罢，算命先生也罢，统统无济于事。一切最后只能以悲剧告终：曾几何时还自以为在管理着什么的那个人，突然之间便一动不动地躺在木头盒子里了；而他周围的人们，想到这个躺着的人已经毫无用处，便把他放进炉膛里烧掉。有时候甚至比这更糟呢：比方说，一个人刚刚打算去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疗养，”外国人又眯起眼看了看柏辽兹，“看来，这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吧，可就连这件事他也做不到，因为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会一下子滑到有轨电车底下去。难道您能说是他自己支配自己这样去做的吗？要说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在支配他，不是更显得合理些吗？”外国佬说到这里突然笑起来，笑得那么怪里怪气。
柏辽兹极其认真地听完了这番关于肺瘤和有轨电车的令人不快的话，感到有些忐忑不安，十分烦闷。他想：“此人绝不是外国人！不是！这家伙太奇怪了……不过，他究竟是什么人呢？”
……
“那您专攻哪一方面？”柏辽兹问。
“我最擅长魔术。”
柏辽兹脑子里轰地一响，心想：“嘿，瞧这事儿！”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那么……那么，请您来就是搞这一专业的？”
“对，就是搞这一专业。”教授首肯说，接着又解释道：“是这么回事，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一批手稿，据说是十世纪一位叫赫伯特·阿里拉夫斯基的巫师的手迹。请我来进行鉴定。这方面的专家世界上只剩我一个了。”
“啊！这么说，您是历史学家？”柏辽兹像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毕恭毕敬地问。
“是研究历史的，”教授肯定说，但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补充了一句：“今天傍晚在这牧首湖畔就要发生一段有趣的史话！”
主编和诗人又一次被惊呆了。于是教授示意两人靠近自己。待他们俯过身来时，他低声说：
“请你们记住：耶稣这个人还是存在过的。”
“不瞒您说，教授，”柏辽兹强作笑容说，“您博古通今，我们十分敬佩。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持另一种观点的。”
“什么观点都不需要！”古怪的教授回答说，“这个人存在过，如此而已！”……
“但总该有某种证明吧……”柏辽兹还想争辩。
“并不需要任何证明，”教授回答说。接着他便小声念叨起来，而且一点外国口音都没有了：“一切都很简单：他穿着白色披风……”
（选自钱诚译：《大师和玛格丽特》，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品赏析
布尔加科夫的哲理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是20世纪少有的传世佳作，被誉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小说由于结构复杂，层次繁多，象征微妙而解读纷纭。
《大师和玛格丽特》绝不是一部仅仅用怪诞手法抨击时弊的小说。布尔加科夫带领人们从喧嚣的人世到阴森的冥界，从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到两千年前的耶路撒冷，上穷碧落下黄泉，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寻觅着社会人生的真谛，探索着人类社会的精神支柱。
这部小说向人们提出的头一个问题就是，魔王沃兰德为什么来到人间？实际上，沃兰德在和莫斯科的杂技观众一见面的时候，就开诚布公地讲明了此行的目的，那就是要透过城市外貌的改变，看一看“本市居民的内心是否发生了变化？”即是说，沃兰德此行的目的，只不过是要给莫斯科居民的生活来一次揭露性实验，他们的种种恶作剧并没有、也不是要改变生活本身的进程，他们设下的考验绝不是天外飞来的横祸，而不过是顺水推舟、因势利导，把貌似体面合理的平庸生活推向极端而现出其丑陋的本质，从麒麟皮下揭出马脚。
沃兰德一伙的出现作为一种极端、异常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来考验每一个人的灵魂。比如，在“开妇女用品商店”的魔术中，愚蠢的观众们纷纷争抢着走上舞台，换上时装，竟不去想想，这些时装都是魔术变出来的。结果，在散场后，满街出现了众多只穿内衣、狼狈不堪的女人。沃兰德就这样轻易地脱去庸庸碌碌的人们的高雅的外衣。更有意味的是，当报幕员向拼命抢夺着天花板上落下的卢布的观众说，钞票是假的的时候（既然是魔术表演，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真理），观众的贪婪之心却不肯相信这个真理，而竟不由自主地产生扼杀这一真理的恶念：“揪掉他的脑袋！”沃兰德的黑猫揪下报幕员的脑袋，不过是人们由金钱所酿起的罪恶念头的象征性的物化罢了。令人深思的是，一直对自己的主义坚信不移的报幕员一旦人头落地，便再不坚信什么主义，只是嘶声哭叫“再也不敢了！”“只要把脑袋还我！”真是时穷“节”乃见。
沃兰德所设下的一个个考验都在证实，莫斯科现代化的街市，现代化的文明生活，并没有造成人类心灵的飞升，并不能保障人们战胜“魔鬼的诱惑”。通过这一场小小的魔术表演就考验出，维持人们通常体面的那个貌似坚强的精神支柱竟是这样脆弱，它在遇到第一个“现实”考验面前就土崩瓦解了。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于是小说又给我们提出另一个问题：小说中莫斯科的精神文化的理论权威、莫斯科文联主席柏辽兹为什么应该受到那么严厉的惩罚？有人细考沃兰德一伙所做出的一件件恶作剧后，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所捉弄的人都是罪有应得。惟有这个柏辽兹似是“魔王的恶作剧的牺牲品”。实际上只要看看被沃兰德的恶作剧揭露得体无完肤的莫斯科人的生活丑态，精神的空虚、猥琐，只要看看他们精神支柱的一摧即垮和柏辽兹所宣扬的理论的内在关系，我们就能理解“魔王的公正”了。
在小说手稿的一种异文中，当玛格丽特飞在莫斯科的上空看到人们从各处“缝隙”中匆匆爬出来的时候，她意味深长地叹道：“啊！一群蚂蚁……”这种丧失了个性的社会情景的最具象征性的体现就是，小说中，文艺委员会主任忽然成了没头没手的空衣架，可还在批阅文件；而文艺委员分会的工作人员连自己也吃惊，为什么大家分坐在不同房间，却都不能自制地同声高唱一支歌，他们不想唱，他们在落泪，可是却情不自禁地唱得就像不错眼珠地同时注视着一位看不见的指挥。这是具有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的。这种蒙昧划一的模式化的、“标准化”的生活，这种不需要个人的心灵和对现实的思考的生活，势必泯灭掉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造成的是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的世界。而没有精神支柱的莫斯科居民在“现实”考验面前的种种丑陋表演，正是这一世界的活生生的表现。
沃兰德惩罚柏辽兹，就是因为他那套“人死变灰、一切化为乌有”的没有道德责任感、没有精神追求的庸俗唯物论把人与真正的现实相隔离，使世间变成为一个蒙昧划一的、没有个性追求、没有思想信仰、没有灵魂、没有精神道德支柱的世界。
人们会从布尔加科夫的讽刺、怪诞和影射中，看到充满恐怖惶惑的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比如充满喜剧色彩而以恐怖告终的第一章，标题就颇有意味：“永远别跟生人攀谈”；梦中幻化成“演戏”的同志审判会，主人会莫名其妙地“失踪”的“凶宅”……然而，小说毕竟不过是把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作为人类奔向天国的漫长而苦难的历程中的一瞬来考察。他要借以思考的，是人类在这一整个历程中最后的精神支柱问题。于是，小说中就出现了耶稣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耶稣与福音书上记载的不同：他不是神耶和华的儿子，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流浪哲人；他宣扬的不是人世的末日和天国的福音，而对人世间“真理的王国一定会到来”充满信心；更重要的是，他不认为如福音书中所说，世人是有罪的，人心是恶的，世间是罪恶的渊薮，而是坚信善是人心灵中所固有的，对人抱着无限的信心：“一切人都是善人，恶人在世上是没有的。”
耶稣连殴打他的马克、出卖他的犹大都称做善人；他认为马克“是人们摧残了他，他才变得残酷无情的”，“要是能和他谈谈，我相信他是会幡然改变的”。对一切人，他怀着善意，即使经受着难以忍受的折磨和痛苦，面对死亡，他关爱的仍然是他人，他浪迹天涯，至死坚持着一心向善的道德理想。耶稣成为布尔加科夫试图为人类社会寻求精神支柱的象征。
那么这一精神支柱如何才能在人的心中树立起来呢？正是在杀害耶稣的彼拉多的形象中，作者进行着欲达到这一道德理想所要经过的苦难历程的苦心孤诣的求索。
在耶稣和彼拉多的那场道德信仰的辩争中，耶稣向彼拉多提出过两条针砭之言，都刺中了彼拉多的悲剧命运的病根。一是指出他“对人完全丧失了信心”。彼拉多不相信人，所以他变得残暴，并依靠残暴；他只看到现实中人的凶残卑劣，因此他嘲笑耶稣，狂叫“真理的王国永远也不会降临！”而作者显然是站在耶稣一边的。他在思考：如何才能使现实中凶残、卑劣的人走向理想境界呢？
答案正在耶稣向彼拉多提出的另一条针砭之言中：“在人的各种缺陷中，怯懦是最主要的一种。”
为什么听了这句话，彼拉多会那样震惊呢？他大叫“恺撒皇帝的政权是世上最伟大、最美好的政权”、“真理的天国永远也不会到来！”的时候，又为什么那样气急败坏呢？
彼拉多的悲剧实质上在于，他不仅看到了耶稣的正直善良，而且耶稣关于真理王国的宣说已经动摇了他对罗马帝国的永恒真理性的信念，他已经不再相信那种公民道德的正义性，但还必须屈于情势、恤于利害而违心地遵从这一道德信念的悲剧。他自问：“难道我会为了一个对恺撒皇帝犯下罪行的人而断送自己这犹太总督的前程吗？”
为了保全利禄而屈于情势，这的确是人类可怕的怯懦，然而耶稣所指的怯懦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这就是：彼拉多自认是恶人，耶稣刚一称呼他是善人，他就劈头喝住，说众人都在背地里称他是“恶魔”，而这完全正确。他为耶稣称马克是善人而毒打他、嘲弄他。但是耶稣的宣说使他心里萌动的东西让他焦躁不安，凶狂中带着胆怯。他忠于恺撒帝国的狂叫，不仅是给周围人听的，也是给自己听的。他的胆怯就在于，他惮于正视作为自己精神支柱的原有的整个道德理想体系的轰毁。因此，他是在有意无意地用自己不得不屈从情势而违心地遵从原有的公民道德这种怯懦，来掩饰另一种最大的怯懦——不敢认识善，不敢认识自己心中的上帝，不敢承认自己是善人，不敢凭良心行事。这种怯懦不正是人类最大的、最可怕的、最可悲的缺陷吗？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没像福音书里那样，竭力削减彼拉多在杀害耶稣这一事件上的行为责任，把他写成惧于众人“生乱”才决意杀死耶稣。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布尔加科夫让彼拉多无可推卸地承担起这种责任，把他推向现实的极端来加以考验：因为，一方面，彼拉多掌握着对耶稣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一方面，在精神上他又并非愚顽不灵，耶稣的真谛动摇了他固有的观念，给了他向真向善的精神追求的自由。他意识到，无论任何理由都无法辩解自己害怕认识真理的怯懦，无法解脱在杀害耶稣这一事件上的个人道德责任。彼拉多对永生不死的恐怖正是对自己永劫难逃的行为责任的恐怖，对无法改悔的罪责和永无绝期的良心懊悔的恐怖。
两千年来，彼拉多就在冥冥之中熬受着良心的折磨，在一个个无尽的宁静的月夜中，痛苦地绞着双手，枯坐在大希律王宫的花园平台的软椅上，望着象征光明和解脱的皎月。而这种精神的折磨象征着对个人道德责任的反省和对善的苦苦求索。在通向月亮的那条无尽的苦难历程，他终于听到了大师宽宥的呼声：“你解脱了，解脱了，他（指耶稣）在等待着你！”
当彼拉多哭笑难辨地呼喊着追逐耶稣奔向月空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不由得从彼拉多的背景转回当今的现实世界。我们发现相隔两千年的两条故事线索间的桥梁终于合拢了。原来，我们和两千年前的彼拉多面临的是同一个需要深省的问题，这就是要克服人类最大的缺陷——惮于正视良心的怯懦——去认识自己心中的上帝：正直善良和个人道德责任感。因为在布尔加科夫看来，这不仅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精神支柱，也是理想社会的精神支柱。
《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艺术建构是令人惊叹的。从霍夫曼到果戈理、谢德林，传统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深深影响了他。同时，这部小说里也突出地反映出传统的梅尼普讽刺风格。小说把莫斯科的习常的生活突然置于魔鬼降临的灾变之中。人们在被抛出惯性轨道的瞬间的可怜可笑的表演成为把莫斯科陌生化的手段，在这种实验性的幻想中，人们得以从新的视角来审视莫斯科那见怪不怪的生活，从而在忍俊不禁的笑声中引发深刻的思考。作者向小说中的人物所提出的是终极性的问题，他让他们置身于异常的身心状态之下加以考验，使他们或如心态疯狂，或似精神分裂，通过怪梦、幻象来现真相、吐真情、见真知，以魔幻求真实，以异象证常理，从而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人类的灵魂。他把贪婪的人们在剧场里剥得赤身裸体，又在撒旦的舞会上把一个个道德的罪人从腐肉枯骨变为衣冠楚楚的幽灵，在这种种独特的脱冕和加冕之中，把嬉笑怒骂的揭露变成一种审视人的灵魂的武器。这就是布尔加科夫的笑，布尔加科夫的独特的讽刺艺术。作为戏剧大师，布尔加科夫使小说充满戏剧性的冲突和对话，又用近乎电影蒙太奇的手段把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和两千年前耶路撒冷这两个叙事层面巧妙地组接起来，把对现实的考察与对历史的哲理思考融为一体，在远古——当今，天上——人间——魔窟的跳跃性结构中，演奏着求索人间真谛的宏大交响诗。
（吴泽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