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晓峰
磬是中国远古时期乐器的主要种类。传统音乐“八音”说以“金、石、土、木、革、匏、丝、竹”为乐器分类，其中的“石”主要指“磬”。关于石磬的起源，文献记载主要有“尧命夔击石拊石”（《尚书》）、“毋句氏作磬”（《说文》）、“凫氏为磬”（《太平御览》）、“黄帝使伶伦造磬”（《通礼义纂》）等。“凫氏为磬”说直接与鱼凫的传说联系在一起，本文拟通过近年来四川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考察远古时期巴蜀磬乐的起源与传播，探索巴蜀礼乐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一、考古文化层面上的鱼凫文化
鱼凫文化提出的主要依据：四川古蜀传说中的“蚕虫、柏灌、鱼凫”三个族群的存在和延续；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包含着大量鱼凫的符号和信息；温江鱼凫村遗址的发现等考古文化的证明。说明鱼凫时期是古蜀王国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鱼凫文化的提出主要指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音乐的起源和流传是这一阶段发生的重要的历史文化事件。
二、巴蜀古磬出土情况及“磬石”资源的分布
近年来，巴蜀地区出土3件石磬，时代为晚商至商周时期。其中巫山双堰塘遗址出土特磬一件；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呈六度音程关系的石磬两件。另有湖北五峰出土晚商时期石磬两件，也应当是早期巴族器物。长江流域目前发现的3个地点出土早期石磬共5件，是考察巴蜀磬乐的可靠实物资料。另外有一条很重要的资料值得重视，即殷墟出土一件刻有“妊冉入石”铭文的石磬，其形制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玉锛、玉斧的形制极为相似，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值得考证。
巴蜀地区有着丰富的玉石原料，其中不乏可以发出优美乐音的“磬石”和“璧玉”。《山海经？五藏山经》中有6条关于“磬石”、“鸣石”和“磬音”的记载，主要出自古巴蜀地域。如《西山经》载：“小华之山，其阴多磬石。”据《尚书？禹贡》所记：“九州之梁州，东起华山之首，西极黑水之滨。”又“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华阳黑水唯梁州”。梁州，古巴蜀地望。《西山经》又有“高山多鸣石”“共水出焉，西南流于洛，其中多鸣石”等记载。据考，高山当为今四川之蒙山，洛水即今石亭江，源于茂汶中心山，东南流经什邡、绵竹两县，由东南入广汉县界。《华阳国志？蜀志》载：“德阳县，有青石祠。”刘琳校注引《寰宇记》卷八六说明青石祠在青石山，又引《九州要记》云“此山，天下青石无佳于此，可为钟磬”。据《蜀中名胜记》等古文献记载，青衣祠为纪念古蜀先祖青衣神所建。如“蜀王蚕虫氏祠，今呼青衣神，在圣寿寺”（《蜀中名胜记》卷二引《方舆胜览》）。又“青衣神即蚕虫氏。按传，蚕虫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尝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乡人感其德，因为立祠祀之，祠庙遍于西土，罔不灵验。俗既呼之青衣神。青神县亦以此得名”。由是可知，古蜀有青石产地，青石与“磬石”、“鸣石”相同，都是天然的乐石材料。
《尚书？禹贡》记梁州产“缪”，上贡禹都：“厥贡缪、铁、银、镂、、磬”。“璆”玉，是我国史前五大美玉资源之一，与其他玉料不同，为黑色沉积岩，对着阳光可见如烟色纹理。明人曹昭《格古要论》云：“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谓墨玉，价低，西蜀亦有之。”同时代人高濂则言：“墨玉如漆者佳，西蜀有石类之。”广汉三星堆出土巨型黑色沉积岩料，表面有整齐的大面积切割痕迹，留下了古蜀人加工玉石的开料痕迹，出土成组玉石璧中，有如墨玉色泽的套钻璧与璧芯完好保存。
《华阳国志？蜀志》有：“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续汉书？地理志》蜀郡绵虒道下引刘昭注引《华阳国志》曰：“玉垒山，出璧玉，湔水（今白沙河）所出。”（此文今佚）“璧玉”之称出自古蜀，与文献中直称“玉”之矿物当有所区别，可制成璧的玉料，是一种天然的乐石，成型后可调整音高，故称“璧玉”。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成组玉石璧，质地多为蛇纹石（含方解石晶体），有少量透闪石，多呈绿色，因常年浸泡在水中，韧性较强，便于加工，成型后具有良好音乐性能，说明“璧玉”专指可以制璧之玉。
三、“凫氏为磬”说考论
“凫氏为磬”说的时代应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即晚商至商周时期。“凫氏为磬”说明了鱼凫氏制磬的历史史实是存在的，正是在这个时期，巴蜀文化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
“凫氏为磬”说的另一含义，可考证巴蜀石磬的形制、音乐特征，以及调音加工工艺和对形制的改良。晚商时期的3件特磬，基本形制为原石形状，处在“依声造磬”的阶段，即以磬石敲击发出的原始乐声为基础，通过简单粗糙的打制，固定一个音高。
金沙出土商周时期的两件石磬，留下了明显的人为加工痕迹。2006年6月，金沙遗址梅苑祭祀区7606探方坑内出土两件石磬，出土时一左一右平置于夯土层中，土层表面坚硬平整。两件石磬一件较大，一件较小，出土时保存完好。较大一件磬体呈半圆形，底部直边。石磬用砂板岩打制而成，石质坚硬，灰色泛黄，表层存留黄色砂粒。该岩石原为沉积形成的砂岩，后经轻度变质（有娟云母生成），向板岩过度，故名砂板岩。磬体加工比较复杂，打制成型后，经过琢磨，一面比较平整，另一面略显高低不平。边缘有大小不同的打凿痕迹，形成大小不同的扇形层面，应当是调音加工留下的痕迹。磬体厚重，悬挂时垂直下沉，稳定性比较强，敲击时基本无晃动。倨孔圆形，双面对钻穿孔。磬体通长107.0厘米，高58.0厘米，厚3.7厘米。较小一件磬体呈马头形，六边，倨句顶部略呈圆弧形边，右侧底边有残缺痕迹。用砂板岩打制而成，灰色略泛白，石质坚硬，器表保留加工痕迹。厚度比较均匀，倨句、股、鼓、博分明，股、鼓比例与西周晚期定型后的磬体结构比例“股二鼓三”有相似之处。倨孔圆形，双面对钻穿孔。磬体通长76.0厘米，高36.0厘米，厚3.7厘米。磬体表面有两处加工痕迹，一处位于磬体下方，呈曲尺形磬形制，倨句与原磬倨句对角，经打制琢磨，表面光滑；另一处加工痕迹，是在倨句两侧阴刻两条双线平行直线，长约42.0厘米、间距12.0厘米。加工痕迹可能由调音所致，也有可能是对石磬形制进行改良实验的痕迹。两件石磬的音响性能极佳。经音乐声学测量，较大一件石磬室内校正频谱234.99Hz，物理音高#A3+7，音名#A1+7音分，音强17.02dB。音色圆润、清晰，泛音同响，纯六度泛音较强，余音约4~6秒钟。较小一件石磬室内校正频谱409.23Hz，物理音高#G4-34，音名#g1-34。音强36.77dB。音色圆润，清晰，泛音同响，纯六度泛音较强，余音超过10秒钟。两件石磬出土于同一地点，呈八字形放置，为古蜀人有意识摆放，音高构成纯六度音程，可作为编磬使用。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石磬出土于祭祀遗址的唯一案例，有力地证明了古蜀国举行大型祭礼仪式使用石磬作为主要乐器，受到中原礼乐文化的影响；也为研究我国西周中期以后“钟磬之乐”的形成，提供了科学可靠的考古资料。
金沙石磬是我国长江流域出土的经过精密加工的乐器，器面上留下清晰的加工痕迹，说明古蜀国已熟练地掌握了制造石质乐器的加工技术和调音工艺，曲尺形剖面和双线平行直线，反映出工匠在形制改良方面进行的加工试验，特别是曲尺形编磬，是四川地区特有的编磬形制，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彭州市和涪陵等地，已发现形制相同的4件曲尺形编磬，它们的形制与金沙石磬器表加工留下的曲尺形痕迹十分相似，两者之间在加工技术方面是否有某种联系，是值得关注的。金沙石磬的出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为进一步确认古蜀国在商周时代已具有比较成熟的祭祀礼乐仪式，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更为可贵的是，金沙石磬出土的发掘现场被完好保存下来，这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石磬的传播、制作、功能、意义具有重要价值；对于研究我国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研究我国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之“乐制”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类对天然乐石的认知，标志着人类创造和发明乐器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原始乐器被制作出来，音乐从附属于生产劳动独立出来，原始音乐的发展，跨上一个新的阶段。巴蜀地区的矿物资源“磬石”和“璧玉”为古蜀国的乐器制造提供了物质条件。晚商至商周之际，古蜀国吸收中原文化的影响制造并改进石磬，很可能对西周中期以后编磬的出现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凫氏为磬”与巴蜀磬乐的传播
四川发现四件曲尺形编磬，笔者曾经发文，将其中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区所发掘出的一件石磬的年代定为战国以前，音乐学界认同曲尺形编磬为四川地区出土石磬特有形制。曲尺形石磬改制成功，应在“凫氏为磬”的时期。其形制首见于金沙遗址出土石磬，在石磬磬面一角凿成低于磬面约曲尺形状。发现的四件石磬，形制亦为曲尺形，且尺寸可以呈大小排列。
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嵌错乐舞图宴乐壶上刻有编磬之乐的演出图像，磬的形制为曲尺形，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礼乐制度已在巴蜀执行。
绵阳永兴镇双色山一号西汉墓出土器物有灰陶曲尺形编磬7件、灰陶编钟7件，说明西汉四川依然流行钟磬之乐。
《汉书？礼乐志》、《华阳国志？蜀志》等文献记载，汉成帝时得“古磬十六枚”，此言“古磬”应当指“凫氏为磬”之磬。大体疏理巴蜀古代磬乐的传播，可以勾勒出：晚商时期，中原石磬从汉江流域流入巴蜀地区，巴蜀出现特磬，磬乐成为祭祀乐舞中音乐的一种——商周之际，古蜀人对石磬形制进行改良，创造出曲尺形石磬形制，同时有效进行调音工艺实验，制造出可以排列自然音阶的编磬和其他类型旋律乐器（如成组玉石璧）——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礼乐“钟磬之乐”在古蜀流行，所用编磬为古蜀创制并特有的曲尺形编磬——汉成帝时期在凫氏迁徙之水滨发现古磬十六枚载于史籍，当指“凫氏为磬”时代创制的编磬。
五、 对鱼凫文化开发的意义
音乐是无国界的传播媒介，“凫氏为磬”开创了巴蜀文化古老的音乐传统，以此为史实根据，开发鱼凫文化的演艺节目，或推出定期举办的鱼凫文化艺术节。这些项目形成特色后，将有利于巴蜀文化的整体发展和创造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地域文化品牌。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