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9.11”恐怖袭击宣告萨缪尔.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在世纪之交成为现实，自冷战结束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极大扩张的西方价值观首先遭遇到了来自伊斯兰世界保守势力的强力反击。“9.11”事件标志着西方价值观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大潮的退潮。
冷战后的十几年，同时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全面扩张的时期，经济自由化前所未有地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原则。伴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张，西方国家也借着全球化的大潮，积极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资本，西方资本的触角伸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技术转移、资本输出以及经济自由化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使整个20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经济繁荣刺激了西方国家信贷和消费的急剧扩张，“9·11”之后美国采取的激进的刺激消费措施，以及因反恐战争而急剧增加的军费开支，进一步将繁荣推向了泡沫化。正当人们陶醉在泡沫的盛宴之中时，国际金融危机猝然爆发，以往积累的对全球化及自由市场经济的怀疑集中爆发了出来。据最新的分析报告称，全球范围内的对外投资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西方资本正从新兴市场国家逐步撤退，所谓“金砖四国”都面临着外来投资大幅减少的局面。中国不再是外资首选的投资地，欧美取而代之。换而言之，西方资本正在大量回流西方。这种变化绝不仅仅反映了经济危机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市场风险的加大，更反映了世界整体经济格局的悄然改变。此次经济危机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分水岭。
某些西方学者认为，在未来将会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圈：一个是以美国为首，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圈；另一个则是以中国为代表，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圈。很明显，在这些西方学者眼中，本次经济危机是这么一个历史分水岭：自由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两大经济圈形成。回首过去，在冷战期间，世界上也曾形成分别以美国和前苏联为首的两大经济圈。然而当时的那两大经济圈之间的关系与今天正在形成的这两大经济圈之间的关系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冷战时期形成的两大经济圈，是由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上全面对抗的两大敌对集团各自自然形成的，出自对抗的需要。而如今正在形成的两大经济圈，却并非是相互敌对的产物，更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分歧的产物，两大经济圈中的国家也并未形成相互对抗的集团，即便在经济上也是如此。
冷战期间的两大经济圈鲜有合作，经济体系几乎完全割裂，而现在正在形成的两大经济圈之间却有着非常密切的经济合作。以中国为首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圈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或者还根本称不上联盟，这个经济圈内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乃至政治、经济形态上都差别巨大，不具备形成紧密联盟的条件。而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圈内各个国家，则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高度一致，是事实上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联盟关系。这个经济圈的主体大致以冷战期间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为主，并包括了东欧十几个国家。无论是在经济、科技还是军事实力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圈都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兴市场国家在新经济圈的形成中所获得的发展机遇是夹缝中的机遇。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圈的形成，一方面是自由市场经济退潮的表现，另一方面则源于西方国家经济战略的深刻转变。西方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退出，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腾出了大量的机会。饱受外来投资流失之苦的俄罗斯则以在今后20年向中国供应石油作为担保获得了来自中国的高达250亿美元的贷款。这种连锁反应，可以被看作是两大经济圈逐步形成的自然过程。在南美和非洲，也有大批类似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他们都高度依赖中国提供的资金来开发国内资源，而他们能够拿来作为交换的，是能源矿产以及其他原材料。很容易想象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结果，那就是人民币在这些国家会成为高度被认可的货币，类似于美元在世界上的地位。最近，俄罗斯政府高调表示：如果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俄罗斯将把人民币作为重要的储备货币。事实上如果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不仅是在俄罗斯，在南美和非洲的广大地区，人民币都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高度依赖充足的能源矿产供应，但是除了煤炭等少数矿产之外，中国国内的资源储藏显然无法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中国的许多矿产都已在进行透支性的开采，未来必将严重依赖进口。巩固南美和非洲的能源矿产基地，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
如果没有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市场支持，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将很难实现顺畅循环；而这些国家如果无法得到充裕的资金注入，则很可能长期陷于停滞和贫困的局面，所以中国的资本对于他们至关重要。中国也确实正在使用外汇储备积极收购海外的矿产资源，开拓市场，不管具体的成果如何，这种积极的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在发达国家市场的投资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政治性因素）屡屡受挫，中国还是很有希望在南美和非洲市场上找到更富有投资价值的项目的。单纯就实际购买力而言，美元的加速贬值已不可避免。美国国债的收益远不足以补贴由于通货膨胀带来的购买力贬值。与其消极地坐等通货膨胀侵蚀资产价值，不如积极灵活地选取适当的资产组合进行投资。
在新经济圈里中国显然有着相当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导地位自然而然地就会落到中国手上。中国需要与这些地区建立起成功的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之上经济合作模式，实现最大程度上的互利共赢，否则，中国的领导地位将是非常脆弱的。中国扩大在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圈中的影响并获得领导地位，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中国要勇于抓住机遇，面对挑战，才不至于留下历史性的遗憾。
走向国际化的人民币无疑将是中国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我们不应该忘记，不久前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是美元贷款而非人民币贷款。如果中国在今后的“经济扩张”中也不能提供人民币贷款，而要动用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那么中国在本质上充其量不过是美国影响力的代理人而已。而如果俄罗斯等国家能够接受人民币贷款，那么不仅中国扩大经济影响力的成本大大降低，获得的实际效果也会有一个质的跃升。事实上，达成这样的目标所获得的收益还远不止这些。如果人民币在这些国家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货币，中国实际上就获得了在这些资源国家和产品市场上大规模低成本融资的能力。这将会为中国经济注入巨大的能量。
而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战略工程，目前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体制层面的、经济层面的无所不包。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要走顺，最根本的还是要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中维持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稳定。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在事实上还是维持着盯住美元的汇率，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乃至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都绕不过“美元”这道坎。如何处理“美元”问题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在国际化进程中，人民币若要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如何处理复杂的汇率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此外，如何在变幻莫测的经济形势中把握货币政策，避免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造成重大干扰，以及对人民币购买力造成不必要的削弱，也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回顾历史，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给欧洲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也为荷兰提供了成就商业帝国的历史性机遇。在欧洲也不过是蕞尔小国的荷兰，在16、17世纪也曾经称雄世界，成为海上霸主。正是这个小小的荷兰，有着非常发达的金融业，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最早的股票交易所。荷兰的金融创新不仅有效地整合了荷兰国内的资源，更是吸收了整个欧洲的经济资源，使之为荷兰兴盛的海上贸易所用。高风险高利润的海上贸易获得了充足的融资，荷兰的造船业也因获得了充沛的资源而领先世界。荷兰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仅为海上贸易提供了资金，更关键的是引导了财富的发现和创造，鼓励了民间的冒险和创新精神，这后两者正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所必需的。荷兰可以说是最早的成功者，但是荷兰在欧洲并非特例。进入工业革命时期以后，西方发达的金融市场又成功地为技术革新和创造提供了资金，使得创新的火花迅速形成燎原之势。纵观当时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其他文明，虽然在土地、人口、财富等方面都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但是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这些文明中发生，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缺乏欧洲那样的金融市场来整合资源，去为高风险的发现和创新提供资金，即便偶尔有创新的火花，也会因为得不到燃料而迅速熄灭。荷兰的霸权衰落之后，欧洲的金融中心也从阿姆斯特丹转到了英国伦敦。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得以称雄，并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能够维持世界第一的庞大帝国，跟其发达的金融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列宁曾称英国为“金融帝国主义”，这个称号英国可谓是实至名归。再到后来，金融中心由伦敦转到了纽约，则标志着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被美国所取代。从以上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么一个真理：金融决定着大国的兴衰。
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依然发展得不够健全和不够成熟，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程度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极不相称。金融体制的改革滞后已经给中国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比如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资产高度泡沫化，资源配置不合理，投资效率低下等。中国的金融体系垄断了金融资源，却未能向民间创造财富以及提供就业的庞大经济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之上活动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更没能为革新，创造提供资金支持，严重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活力。即便是在最近的天量信贷条件下，依然一边是国有企业占有了大量金融资源，恣意挥霍浪费；一边则是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嗷嗷待哺。中国落后的金融体系，正日益成为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而人民币购买力的稳定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经济的众多根本性问题的解决，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巩固和提高，都有赖于包括人民币制度在内的金融体系的彻底改革。
此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历史趋势已经因此而改变，中国既面临着挑战，也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毫无疑问，中国已经站在了历史的分水岭上。在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同时，也必须认真审视自身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战胜危机，革除弊病，把握机遇。而这一切都要求中国做出深刻的体制变革，特别是改革严重滞后的金融体制。在金融体制中，货币制度又是关键中的关键，信用货币的信心需要有坚实的价值来支撑。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进而发现经济社会各个层面上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而这些问题和挑战，都需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智慧去解决和应对。未来10年左右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长远未来，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肩负着伟大而艰巨的使命。
